大龄女工：经济发展背后是我们的血汗，我们要老有所依！ | 专题
走近大龄女工：我也希望能老有所依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在沙哑又激昂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大龄女工的生命轨迹。 尖椒部落在周建容自杀一年之际，推出大龄女工专题，希望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她们在父权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疲惫不堪。
很多人的生命轨迹，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发生了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2.7亿农民工当中，41到50岁的有7232万人，50岁以上的有4685万人。
这个庞大的人群，出生在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从农村来到城市，到现在依然忙碌在工厂、餐馆、工地、大街、别人的家里……忙忙碌碌，为城市奉献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即使他们年老了，他们无法停下来，他们继续承担着这座城市中最脏最累的活。
1987年，明华就来到深圳打工，仔细算算出来已经有28年了，看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明华感到一阵悲凉。她还是租住在20平米的房间，为了给儿女挣学费，也为了给自己攒几年社保，忍着身体的疼痛与精神上的折磨，继续在工厂熬着日子。可是她，却开始夜夜失眠，再想起这些不平事，更是悲从中来。
明华年轻时做过很多工作，在电子厂做过普工、QC，进过五金厂、手袋厂，基本上每年或几个月转一次，明华记得那些日子既有辛苦又有自由，她不满的时候就会换工作。可是，当明华结婚有小孩之后，生活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由了——结婚、辞工、怀孕、回家待产、再把孩子带来城市。明华本来找了两个厂，工资很高，又是她喜欢的文员工作，别人想进也进不去，但因为小孩没有人带，又舍不得送回老家，只得放弃了。她平时就接一点胶花带回家做来补贴家用。后来因为老公出了车祸，她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工厂，但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她没有太多的选择，只得选择附近的小厂，虽然做得很不开心，工资也不高，但是为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接受了这份不理想的工作，一做就是九年多。
2008年明华的爸爸过世时，她连回家的钱都不够。那时候为了多赚一点钱，她还在公司扫楼梯来赚钱交房租，让家里每个月可以多剩一点。可是这个辛苦工作了九年的厂，并未为她购买社保，还强制加班。2012年她被辞退时，她才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而经过仲裁争取，公司只为她补了两年的社保。
45岁的她，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为了微薄的养老金，为了孩子读书的学费，为了儿子未来的彩礼钱，为了年迈的父母，她不能停下来。她又进了一家五金厂做普工，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生活的重担与未来的保障压着她，那一根弦，永远都要崩着。
这根紧崩的弦，让明华开始失眠，她想尽了各种办法也难以治疗。而去年的此时，50岁的周建容，与工友一起争取合法权益罢工，却遭到工厂解雇而选择跳楼自杀。这是一根脆弱的生命之弦，崩得越紧就越容易断，在强大的制度与资本面前，生命如此脆弱。
这死亡的背后，正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疼痛与悲哀。国家与资本都没有把农民工当作人来看待，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需要的只是劳动力，而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是否有尊严的生活，都与他们无关。低社保参保率是最好的佐证：2014年，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过了那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养大了两个孩子。明华感慨，她20多年前到这个地方，本地人的情况与她差不多，现在基本上可以靠租金生活了，而她还是在工厂辛苦工作。她说：“这里是我第二个家乡，在这里呆了那么久……打工打了二十年也没有出头，工资也没有出头。”
这是大多数第一代打工者的命运，把青春奉献给了繁荣的城市，到头来仍然一无所有，连养老金都很难享受到。特别对于女性打工者来说，由于生育、养育与工作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女性在正规就业市场上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非正规就业又使得社会保障严重缺失，不仅经济上被剥夺，基本的保障更是与她们无缘。
成功学所崇尚的神话，比如只要勤奋肯吃苦、坚持努力就会成功，在坚固的阶级固化面前就像泡沫一样。而女工则更难获得所谓的成功，为了生育和养育后代，大多数人不得不暂时回家几年，婚后还被期待承担更多家庭照顾的角色，在就业市场饱受歧视。她们很少能有上升的机会，干着最底层的活，拿着低工资，享受着最低的社会保障甚至没有任何保障，而且辛苦赚的钱大多数是拿回家建房或者负担家庭开支，自己所剩无几。
然而，即使参保，离享受到保险还很远。养老保险需要15年缴费年限才能享受，对于处在流动状况的工人来说已然是很高的门槛。而且大多数工人的参保年份在2008年之后，很多工人面临工厂与地方政府不支持补缴的情况，诉求无门后只能回到老家，本该享有的社保结果流进了当地政府的腰包，仅深圳一地，截止2013年底，其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就达到了1829.102亿元。
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除了无声而绝望的跳楼，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凭什么辛苦工作一辈子，退休后一无所有？凭什么只能补缴两年？凭什么工厂不给补缴？凭什么关厂不给赔偿？凭什么工资这么低？ 任劳任怨那么久，老工人们已经无法再忍下去：2014年4月，东莞裕元六万工人为了争取社保而团结斗争；2014年，广州胜美达女工们为争取社保补缴并建立工会而行动；2015年，深圳市工人告社保局强制追缴两年不合理而获胜……反抗的个案不胜枚举，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有关社保的抗争将会成为一股潮流。
一位叫做荆纪群的女工，就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她在争取社保的过程中，对社保局的人说：“虽然我是农民工，在全国各地亿万农民工其中也有我一个份，对不对，也包括有我一份，我们来城市贡献，贡献我们的劳动力，这个城市的繁荣富强全是我们农民工给你创造的，我们每时每刻给工厂赶生产。”
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是靠千万个勤劳的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应当真正分享发展的成果。对于付出了二三十年青春的高龄农民工，为国家贡献了那么多，他们的本来就应该获得一个有尊严的养老保障与工作保障。
明华回想过去的苦与累，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了，只是对这个地方有点绝望。明华就希望可以多工作两年，到时满五年可以补缴社保，再多赚点钱回家开个小店，卖十字绣和麻辣烫。
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她无力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她对以前的苦痛选择性地遗忘。可是如果遗忘，这样的命运会在千千万万个人身上重演，如果不能挑战新自由主义对于劳动者的权益、社会保障制度的漠视，以及对于女性的生育与孩子教育、照顾的私有化，这些都将继续让绝望的人生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