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姐的故事：一个女工半辈子的打工生涯 | 大龄女工专题
1992年邓小平爷爷发表南巡讲话，世界五百强企业纷至沓来，南下“打工潮”汹涌澎湃，很多人的生命轨迹，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发生了转变。
这一年，虹姐十多岁，小学四年级就缀学在家务农。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也改变了虹姐的命运，跟着同村的人，办了暂住证，收拾简单的包裹，搭乘着绿皮火车到深圳打工，成为了第一代外出打工者。
统计数据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大规模涌入深圳，1991年是一个爆发点，那一年，深圳市非户籍人口从1990年的99.13万，暴增至153.54万人，此后，则开始以每两到三年百万人的速度激增。直到200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达到726.21万人。
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是田和山，草很高，和家乡并没有很大差别。作为女性，比较好找工作。虹姐顺利进了工厂，反而男工倒是没什么厂子要。
为什么工厂会比较喜欢招用女工，男工反而没有这么容易找工作呢？
在逐利的就业市场，女性往往被定型为心细手巧（专包细活）、温柔顺从（易于管理）、友好亲和（免费情感劳动）。于是，女工自然而然地成为追求廉价的资本所热衷的劳动力。
厂里因为计件，大家都是抢活儿做。她刚来时经常抢不到好活儿，后来转做杂工，熨烫、剪线什么都做。一个月下来，能有二三百块钱工资。每到发工资的那一天，虹姐会到邮局排一下午的队，给家里寄两百块，自己留几十块当生活费。
工厂环境很糟糕，到处堆满碎布。 虹姐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没有离岗证的话，不能离开岗位去厕所。每次来月经，她都得强忍疼痛，站在流水线旁工作，直到双脚发麻。 这时候她会特别想家。
下班回到宿舍，还要跟十几个女工共用楼层头尾各一间冲凉房和卫生间。洗澡要排长长的队，虹姐有时候下班来不及洗澡，就睡着了。
在厂里，在管理层的多数都是男工。
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在女工面前说荤话，虹姐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还听好几个姐妹说，那些男还经常对她们毛手毛脚，摸手甚至臀部！
2013年的《看见性骚扰——工厂女工被性骚扰公益调研报告》中显示：1.七成女工曾经在厂内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2.超过六成的性骚扰者为同班组同事及附近岗位同事。3.超过六成半受访者曾对遭受性骚扰作不同程度的反抗，但46%的处理结果是不了了之。4.72.1%的受访者希望参加预防性骚扰的培训。5.41.5%的受访者在遇到性骚扰时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协助。
虹姐偶尔遇到这档子事儿，觉得又反感又愤怒，几乎想扇那人一耳光。但想到可能会因此丢了工作，只能忍气吞声。
虹姐到了20岁，她父母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将她许给了姑妈的儿子，社会上有在宣传近亲不能结婚，她知道了后就极不愿意嫁，开始跟家里反抗。
广西当地习俗，22岁不结婚就已经让父母很“头疼”，据中国广播网今年6月份的报道，广西东兰县弄华村，村民为延续香火近亲结婚。
虹姐在工厂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同村的男孩。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后，男孩上门提亲。她父母以她有婚约为由把他拒绝了。
虹姐并没有妥协，拿了不允许近亲结婚的宣传政策和父母摊牌，几经游说，她父母这才同意了他俩的婚事。
虹姐的反抗也为她的弟妹争取了婚姻自主权。
《民法通则》[1] 第103条，依照这条规定，一切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不论采取什么形式，也不论与当事人的关系如何，不论是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别的亲属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是侵害婚姻自主权的行为。
结婚后，虹姐和老公进了同一个工厂上班。每天仍然是十二小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经历了结婚风波的小两口感情很好。两人计划着要同甘共苦，用打工挣的钱回家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
婚后一年，虹姐怀孕了。
长时间站着工作让她的双脚麻木肿胀，痛苦难当。但就算再任劳任怨，在管理层眼里，大着肚子的女工就是莫大的累赘和负担。有个姐妹因工作过度辛劳流产了。虹姐越想越后怕，和老公商量之后决定辞工，回老家生孩子。
就这样，虹姐离开了工厂，工作没了，生育孩子的一系列费用，也是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尽管国家和地方都明文规定对女职工应采取特殊劳动保护，但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些保障的一线女工却寥寥无几。很多女工一旦怀孕，会选择辞工回家，等孩子断奶后再出来找工作。而生育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和问题就只能由工人自己承担。
孩子的到来为虹姐的小家庭添了不少开支，这让虹姐的眉头锁得紧紧的——只靠老公一个人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的。
到孩子两岁时，她只能再去深圳进厂打工。只是这一次小两口没有找到可以在一起上班的工厂。
由于工时超长，没人照顾孩子，虹姐只能无奈地将孩子留在老家。
这一走，就是好几年。
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
据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6100万人(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刚开始那几年，由晕车和经济问题，她一直没有回过家。想孩子的时候，只能打电话。
“存的钱都是从嘴巴里扣出来的，就是为了省一点寄回去给小孩用。老公经常加班加到12点，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把胃给饿坏了。”
孩子到了上学年纪，她想要把他接到身边上学，但高昂的借读费和极其繁琐的手续把她吓着了。无可奈何下，虹姐的孩子只能在老家上学。“谁让是农村户口......下辈子，真想他长在城里好人家。”
深圳市教育局规定申请小学入学必须要求申请入学儿童当年9月1日前年满6周岁，哪怕相差一天也绝不行;并且必须符合深圳市发布的“1+5”文件的规定，提供10多个一系列的证明证件资料
“每次回去，我儿子的变化都好大，一下子从这么高长到这么高了（从下往上比划），然后一下子就成大伙子了。”
因为觉得亏欠孩子，没有能力把他带身边，虹姐没少哭过。
可是有啥办法呢。
一家三口，被分得东一个西一个的。
虹姐说找不到家的感觉，幸福是什么滋味？
1992年，虹姐从老家到深圳打工时，那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没建立。1999年养老保险成为强制缴纳的险种，但直到2006年，厂里才给工人统一办理了社保。
2015年4月，虹姐年满50岁时，工厂就通知她们不用上班了，被赶出了工厂。
她的社保缴费戛然终止。
按照深圳市相关规定，虹姐不是深圳户籍，并且缴费不满十年，享受不了养老保险待遇。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已达到726.21万人。那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深圳的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才开始被覆盖到国家的社会保障网下。这也意味着，在近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打工者里，将有一大批人因不满15年缴费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
虹姐回忆这十几年打工路，车间流水线工作已填满她的日常生活。在深圳的日子，除此之外，她记不得还有什么。
现在虹姐眼睛也不好使了，工厂也不再要她，只好做环卫工扫大街。“有70多岁的也在扫地，这是没办法、没办法的事了。”
深圳“三来一补”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让像虹姐这样的打工者老有所养？考验这个城市良心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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