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之殇：8个失去“手足”的兄弟姐妹 | 工伤专题
吊灯、沙发、木柜、炒锅、电饭煲……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生活用品。我们早已习惯它们带来的便利、舒适、温暖和光明，习惯了它们中国制造的标签，却很少想到产品背后的生产者。很难想象，为了制造一件产品，工人随时会身陷事故，甚至因伤失去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几根手指、一只手、整条手臂、一条腿，甚至自己的性命。
生于贫困乡村的工人缺乏学历与技能，身体和体力是所有的本钱。在决定进入一家工厂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尽快赚钱，只有赚钱才能抚养年幼小孩或赡养老父老母，改变穷困的生活。他们用体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运作，却甚少意识到工厂里无时不在的危险——不少工厂机器老化失修，没有为工人提供上岗前的培训，甚至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擅自拆卸机器的安全保险装置，事故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
工厂在制造出产品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位又一位伤残的工人。
对许多工人来说，失去身体的一部分，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但在现实中，多数工友对工伤此缺乏了解，悲剧发生后，也只能手足无措。
尖椒部落推出工伤专题，希望能传递更多关于工伤的信息和知识，工人一旦不幸遭遇工伤也能在最大程度保护自己。
补春燕，33岁，四川人，右手中指前端粉碎。
14岁时，补春燕就离家来到广州打工，大城市的繁华让小姑娘心生向往，“那里全是高楼大厦，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有钱，不像我们村里，什么都买不到。我就想，只要我能自己赚点钱就好了。”
补春燕靠双手在一家又一家工厂打拼，把每个月剩下的工资全部寄给父母，让他们修楼房、不再住土房子。后来，她和另一家工厂的工人结了婚，当上了妈妈，凭着和丈夫一起打工赚来的钱，回老家镇上买了房子，两人还计划着年底就回家开个小餐馆自己创业。
就在日子一路奔着理想前进的时候，电器厂里的冲压机突然压向她的手指，中指变得血肉模糊。
受伤以后，补春燕经历复杂的索赔程序，没想到老板并不愿意赔偿。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她变得心灰意冷，“没想到我的梦想都还没实现，就受了工伤。”
最近，她和丈夫带着孩子返回四川老家，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如果能重来一遍，补春燕说自己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那时我们太穷了，米饭都吃不上。打工是唯一的出路。”
李龙，32岁，右腿截肢。
当机器突然脱离老化的吊机，从高处掉落压在自己右腿上时，李龙懵了。
他15岁开始独自外出，在东莞、佛山、顺德打工十多年，很少想到自己会遭受这么大的事故。他拼命求电镀厂的老板送他去好医院，保住自己的腿，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送到佛山镇医院，再被先后转去两家医院，腿还是被截肢了。
从那一刻起，他失去右腿，还有比右腿更重要的东西。
他没有再找到工作，太太要求和他离婚。对于太太的选择，李龙至今觉得困惑，“虽然我少了一条腿，但只要我努力，我们还是会过得好的吧？”
返回湖南农村老家后，他六十多岁的母亲常常伤心哭泣。只有想到两个儿子时，他才觉得自己应该努力活下去。“我8岁时父亲就意外去世了，如果现在我也不在了，我两个孩子怎么办啊？”
梁俊，25岁，广东雷州人，失去右臂。
两年前在佛山印刷厂打工时，梁俊是位年轻快乐的爸爸，女儿刚满四个月，每月收入有6,000多元，足以养活身边的妻儿。
但自从右臂被老化的印刷机卷入致残后，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跌到谷底。他失去了工作，生活重压袭来，开始经常和妻子吵架。离婚未果后，妻子离开了他与小女儿。随后，印刷厂破产，工伤赔偿变得遥遥无期。
梁俊一个人留在城市里，时常感觉心痛、难受，每夜不能入睡，甚至无法照顾自己。他说，“快要疯掉了。”后来他也尝试多方寻找妻子，可始终无果。
2014年，梁俊离开打工六年的佛山市，一个人返回农村。
何柏欢，26岁，广西贵港人，失去右手三只手指，部分拇指、小指和手掌缺失。
当几十吨重的冲床压在何柏欢的右手掌时，他整个人麻木了，完全感觉不到痛。被送去医院后，医生问他能否截肢，他听到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时主治大夫一连问了我三次‘能不能从手腕截肢？’我都回答不出来。”
经历强烈的阵痛以后，这个年轻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工伤赔偿一无所知。出院后，在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协助下，他慢慢认识法律，学习怎样依法索赔。
何柏欢做了工伤认定，最终被判六级伤残。随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代理了自己的所有诉讼，经法院仲裁，厂方需赔偿他14万元。
何柏欢从沉默中走了出来，成了南飞雁的志愿者，到医院探访受伤的工友，为他们解答法律问题。
将来，他希望拿到所有赔偿后，返回广西农村尝试做养殖产业。
陈妙青，21岁，广东梅州人，失去右手三只手指和部分手掌。
陈妙青个头矮小，身子瘦削，个性却很倔强。2013年底，陈妙青去了东莞一家五金加工厂，谁知道工作才20天，他就因为厂方违规把两个开关拆成一个作业，而失去了右手。
在五金厂遭受工伤后，老板压低赔偿，说“我给你十万块私了算了”，他跑到工厂办公室和老板理论：“我给你二十万，把你儿子的手砍了行不行？”陈妙青后来决定和老板打官司，家人反对，认为工人始终斗不过老板，他毫不动摇，一路坚持，最后成功索赔十九万。可拿到赔偿那天，陈妙青却不知道该哭还是笑。那是用他身体一部分换来的钱。
他下决心从此不做苦力，而是尝试做起了毛巾生意。他花一千块批发了大量毛巾，一个人开着电瓶车四处去摆摊。第一次摆摊，他战战兢兢，没想到3个小时就卖出去40多条毛巾，赚了80多块。一个月后，他就回本了。回忆起创业的点滴，陈妙青笑了，他希望凭着自己的想法，能够闯出另一个路。
郑芳玲，21岁，湖南永州人，失去右手手腕以下部位。
16岁那年，刚刚初中毕业的郑芳玲借了别人的身份证来到东莞一家廉价玩具厂打工，想要出去历练一番，“等撞得头破血流再回头”。但是仅仅过了6个月后，机器就夺取了她右手手腕以下的部位。事后，老板赔了16万私了了这件事情。
最低落时，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她想过去死，可想到父亲时，她动摇了。芳玲母亲离世早，父亲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女儿打工寄回来的钱，他一直存着不用。在湖南老家，得知女儿出了意外之后，父亲晕倒了，一周难以进食。想到父亲，芳玲熬了过来。
康复以后，她尝试应聘十多份工作，却受尽白眼，被老板嘲笑她“却胳膊少腿”。她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2011年再一次来到东莞，在父亲与哥哥的支持下，进入电视大学学习法律。最近，她刚完成有关工伤法律援助的毕业论文，也在工伤公益组织当志愿者，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所学的，帮助其它工人。
房保朝，32岁，左手食指骨折。
打工16年来，房保朝参与生产的産品，“多得数不清”。灯饰、化妆品的容器、高档球鞋的气垫，还有各式各样的磨具。他做的産品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纯熟，甚至可以操作两层高的大型推塑机，可他存下的钱，始终没多少。
在河南老家，一家大小都靠他“一个人养活”。
在东莞塑料厂弄断了手指后，他赔偿还没拿到，就转到了广州另一家塑料厂打工，天天上12小时的夜班。他两个小孩目前正在读初中和小学，这个父亲最盼望的是以后供他们上大学，让孩子不再走自己走过的路。
房保朝也希望能快点拿到赔偿，自己试着创业，不再打工。
熊伟，29岁，失去右手两只手指。
没受伤之前，熊伟的愿望很简单：多挣钱，回家修房子。他16岁时一个人坐大巴抵达佛山，进工厂以后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夜晚11点，一个月休息半天，日复一日，直到18岁那年，一场工伤事故让这个年轻人的人生突然拐了个弯。
他失去了两只手指，在出租屋里闭门数月，后来经老乡介绍，他参加了一个为工伤工友举办的晚会。四十多位工友聚在一起，分享经历，互勉互助，熊伟突然明白，他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他做志愿者，去探访、帮助其它工友，后来成为烛光公益服务中心的职员。转眼间，他服务工伤工友已近十年，协助许多工人认识法律、成功索赔、渡过难关。他相信“能帮一个算一个”，尽管有时也感觉很沮丧，因为无论他如何努力，“工伤仍然每天在发生”。
广东佛山大沥，嘈杂的出租屋内，每天上午醒来，石贵生都习惯用右手摸摸自己的脸，在梦里，他的右手是存在的，准确的说，是右手掌是存在的，但现实总会把他惊出一身冷汗，摸在脸上的不是柔软的手指，只是一截带皮的关节，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可这就是现实，因为工伤，他失去了自己赖以谋生的右手掌，他的未来，必须靠左手生活，作为一名没有文化、靠苦力吃饭的劳动者，未来对他很残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外出打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布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 1.66亿人；2014年1月，中山大学正式发布《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研究》指出，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亿人）的五分之一。其中，珠三角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为64%，数量达3246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岁，而老一代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40岁。
然而，在农民工的巨大贡献背后，却是对农民工权益的侵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维护农民工权益已经成为当 前政府亟需关心的大事。在珠江三角洲，工伤成为这片制造业区域的突出问题。据佛山草根NGO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0——2012年工伤探访显示， 在佛山探访的2359人中，其中有956人受伤部位是左右手指，其中有1151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占75%的工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劳动培训直接上岗，就 总体而言，被探访的工伤者主要分布于五金、家具、电子电器、塑料塑胶、制鞋制衣、建筑等行业。
现年31岁的贵州榕江青年石贵生，其实 2000年初就来到广东，那时他还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大山侗族，对外界充满幻想，未来一切都是未知，在佛山大沥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靠蛮力积攒，在家乡建起了 崭新的木屋，2014年荣归故里，如果不是老乡的一个电话，已是而立之年的石贵生会和大多外来工一样，一把年纪后落叶归根，不再外出，每月5000多收入 的吸引，石贵生今年3月离开家乡，到大沥一家棉花厂工作，没有培训、没签任何劳动合同就匆忙入职，没想到上班第3日，就因为操作失误被机器绞断了右手的五 只手指。石贵生说“老板不愿意办工伤认定，劳动关系证明那些全部都不肯给我，我有两个工友在厂里，那就是我唯一工作过的证明，工牌、劳动合同什么都没 有。”石贵生被评定为五级残疾，按理可以得到企业大约18万元的赔偿。但是他在进行工伤认定的时候，就无办法提供劳动关系证明。
在NGO的探访中，占事故总数的61%被探访的工伤者将自己的受伤原因归结为意外。换言之，他们认为工伤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机器使用率、自动化程度较低，大量工作需要工人直接手工操作，加之缺乏有效的劳动保护，工伤频发成为必然。广东知名学者郑广怀在《珠江三角洲工伤探访统计分 析报告》指出：农民工在工伤后的实际处境并未获得实质性改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城市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所在地)，大量工人手指由 于工业意外被切断. 但是,工伤申诉备案,决定和执行过程平均需要长达1000多天, 这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高昂的代价,在漫长的等待期中，通常外出务工者没有收入来源 , 由于领取申请法律赔偿过程的复杂和漫长,大多数工人选择与雇主达成和解，从而导致实际赔偿金额大幅降低。工伤机率及严重性和各种补偿申请过程的困难已成为民工面临的一个最大困扰 。
广东东莞莞城，19岁的梅州青年陈妙青每天堵在工厂门口，他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及大部分手掌缺失，他2009年外出广州打工，2013年进入东莞五金厂上班，工种为开冲床，在上班20多天后受伤机床伤害，通过一审程序索取工伤赔偿未果。他和大批工伤者聚 集在东莞烛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自己的权益努力。在佛山，自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具”，石贵生开始自卑、消沉，没有了右手，一切生活习惯都要重新开始， 他把自己关在亲戚租住的出租屋内，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没有生活来源，靠亲戚接济，每天在梦里，他都会被工伤当日血淋淋的场面惊醒，那是身体刻骨铭心的痛。
事实上，外来工才加工伤保险势在必行，但即使在省会城市——广州，2013年在册流动人口达686.7万人，但工伤保险参保的外来工仅 160多万人，即使除掉灵活就业、无劳动关系等情况，未有参保的外来工还有很多。广州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负责人直言，工伤保险实际参保率仍不高，需要保障 但仍未参保人群估计达到100万人左右。经过工伤NGO的努力，棉花厂老板禁不住压力，一笔16万的“巨款”成为了石贵生失去右手的赔偿，这也让焦虑的石 贵生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对于广东，他已不在留念，这里有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我已经不能劳动了，未来广东对于我，估计就是用这16万元，去发觉广东和贵州之间的商机”石贵生说。2014年5月30日，刚收到赔偿款的石贵生，带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归乡之路。
2014年10月14日，记者从广东省佛山市人社局获悉，2013佛山工伤保险有218万人参保，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有13918件(受理工伤认定2010年开始不含顺德)，比前几 年数量都有所减少，其中2009年28810件，2010年19343件，2011年17052件，2012年有14878件。但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指出：由于领取申请法律赔偿过程的复杂和漫长，大多数工伤工人选择私自与雇主达成和解，这些统计数据不能展现真实的工伤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