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丽：我想在城市有个家 | 女工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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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丽，1988年出生于甘肃，14岁开始在城市打工，16岁（2004年）来到深圳，先后在文具厂、电子厂做过女工。18岁进入公益机构萤火虫，工作至今。2015年初参与主持打工春晚。
丁丽曾成功组织“十大最牛女工”、“100个女工勇敢的宣言”等活动。今年成立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帮助职业病女工解决再就业问题，关注并服务于基层女工，呼吁社会关注女工权益。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朋友进过工厂？有在工厂里面工作过吗？哦，有…很少，只有两个。那大家平时听到工人，工厂里的女孩儿，有什么概念。
有很多学者老师都在研究我们，然后来定义我们，包括当初那个人在讲工厂女孩儿，他们在写我们的故事。但是所有的这些工人的故事都是别人来讲的。今天，在这里，我就作为一个女工，来讲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我对家的概念。我1988年出生在甘肃甘谷的一个小农村里面，然后我从02年就开始打工，到今年已经有13年的时间。我今年27岁。小的时候，我对家的概念，就觉得是后面这个房子，这是我们家的。然后我们全家人可以团圆，在一起。然后，不管我在外面遇到各种的困难，我都可以回到这个家。
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所以家里的经济压力也特别大，然后我哥我弟要念书。在我哥考高中的时候，我妈说，我们要钱，那我就出来打工。所以我在14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坐上汽车，到我们市里面的一个工厂，它是生产那个输液器的，大家生病了，要去打针啊，要输液，那东西都是我们做的。后来我进那个工厂以后，领的第一个月工资是220块钱，就给我爸买了一个棉袄。因为我爸也在那个工厂。这个照片是我，看的出来是我吗？这是我16岁的样子，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跑到深圳，然后加入了这个工厂流水线的工作。
很熟悉对吗？我们在照片上，在网上都可以看这个场景，肯定没有人不知道，就包括大家现在手上的手机，包括用的所有的设施，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创造的。
我到深圳的第一件事情我姐姐告诉我，你千万不要乱跑，因为要查暂住证。如果你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厂牌，那你就会被抓走，可能被遣送回家。所以在恐惧中，一个星期内，我就找到一个工作，进入一个文具厂。
那这个工作，我每天是工作12小时，每月要工作26天。然后我们在这个工厂里面管得特别严，包括我们现在在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会在那里计时，来看你一分钟可以做多少产品，然后就可以规定出一天你可以做多少产量。如果这个产量你没有达标，那你就要义务加班，就是志愿者，志愿者就是免费干活。因为我们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们所有的工资主要是靠加班得来的。我拿到最高的工资就700多。
后来我进了另外一个工厂，我为什么要进那个工厂？原因是它有一个图书馆。然后我就想，我天天这样子跟机器干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我就希望说可以看看书，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在17岁的时候在工厂里面，在我17岁生日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紧张，我把你们想象成，啊你是制衣厂的女工，你们是哪个厂的女工，然后我就不紧张了。好，所以你们现在都是，都是我的工友啊，你们都是厂里的工友，这样讲我就会不那么紧张。
好。然后在我17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拼命干活，不要被组长骂。因为我们是，包括你上厕所，然后包括我们月经啊、痛经，都请不到假。所以我们工厂的女孩很多都是月经不调，就我以前也是啊，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生小孩，因为经常生活规律特别乱。
但是有一次我觉得自己有价值，是因为我们那个流水线不停地流动，但是我的手特别快，我把所有的产品，在非常快速的流动中，我准确无误的放到那个盒子里面。你们能做到吗？你们做不到，我告诉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做不到，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有价值的。
那后来我进了那个有图书馆的工厂，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班加，我的工资也会比较低，但是我看了非常多的书，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平凡的世界》还有《简爱》。我觉得那些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那后来有幸呢，我就接触了一个公益机构，然后我去做公益机构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跟我想法一样的人。他们都想做点什么，然后他们都不想变成机器，不想变成一个零件，像一个螺丝一样。所以我们就开始行动。
我加入一个文学小组写工厂的故事，然后我们去医院探访，到医院里面看那些工伤工友，让我特别震撼。因为医院里面有那么多工伤工友，而且其实工伤离我特别近，而且让我更难过的是那些工友怎么想，他就说：我很对不起老板，因为是我倒霉，我运气不好，是我不小心才受工伤的。他觉得自责，特别自责。就是这种很奇怪的想法，我觉得他们太善良了。
后来在06年的时候，我就正式加入了这个机构做全职的工作人员。我爸爸也是打工嘛，整个家里的人都打工的，那我作为一个工人我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我进去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加入这个“姐妹小组”，我们跟女孩一起聊天，才发现刚刚兰玉讲得那个，我们有一半的女孩，就是因为她是女孩，然后被送给别人养，可能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嫁给一个年龄很大的当老婆。这时候我们的女孩就是因为，你出生就是女孩，所以我们家里只要男孩不要女孩，把你换一个人。有些就是小孩可能刚生下来，父母就不要了，遗弃的女婴特别多。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那个工伤的震撼力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就很想去做工伤的事情，因为这个特别迫切。然后我们去医院里面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工伤是非常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这个走廊上面全是人，因为他们在线上我觉得拍照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走廊上面看到非常多的工伤工友，他们年龄特别小，他们受工伤之后，有很多轻生的念头。
我当时认识的一个大哥，他是广西人，整个手都不见了，他整个手都不见，然后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不想活下去，因为他不敢告诉父母，他怕父母担心，然后他拒绝治疗，拒绝打针，然后把所有的饭菜一脚踢到地上，他不想跟这个社会有任何关系。后来我们很多工友去探访他，工伤工友互相鼓励去走出这个困境。但是他经常会有幻肢，就比如说他整个手臂没有之后，他经常会觉得它是存在的，比如说他去系鞋带，他就会用双手去系，但是他很快发现，他手是不见的。那比如说吃饭，他吃饭，写字，我们现在都是用右手，这些所有的东西，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头要学。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穿衣服，包括这个系纽扣，我们两个手系纽扣是非常简单，但是这些人他不能够买这个有扣子的衣服，因为他没办法去系。
我们工伤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担心找不到老婆，因为第一个是你已经残疾了嘛，很明显，第二个是，你残疾你找不到工作，你用什么生活保障你未来的一半。
但是我说的那个大哥呢，他非常乐观。他特别聪明，然后他喜欢一个女孩，就拼命去追，他的方法很简单，我觉得你们可以学习下，找不到女朋友的。他就是，就每天等她，每天就固定在那个地方去等她。第二个事情，就每天在宿舍楼底下等，每天就给她送花啊送牛奶，因为经常工厂里面的伙食特别差。然后第三个就是坚持，你天天在那里，我天天来，天天来，后来那个女孩就被打动了。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有三样东西，就是等啊，然后去买东西给她，然后就是坚持，一定可以找到女朋友。这样子。
对，后来他真的找到，然后他结婚了，他生了两个小孩，两个女儿，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面对他的小孩，他没有办法去解释我的手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工伤者非常多，多到，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都有很多手指头断裂。
本来是有很多数据的，但是我觉得数据没有很多意义，我们就讲这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很多的工伤工友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整个社会上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那另外我们就希望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太大了，很多人就是说，啊，工人是讨薪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去关注他的心理跟生理各个部分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我们跟工友就开始做了一些活动，我们就开始让他们慢慢去从这个地方走出来，从病房里面走出来。
我们组织他们去郊游，去跟他们玩。这些都是工伤工友，他们特别年轻。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业区里面发资料，告诉所有的工友，就你们的工厂离工伤特别近，因为我就是工伤的，你们要特别注意，你的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机器是很容易造成工伤，那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排场，我们可以向什么部门可以举报，所以我们当时实际是让很多的工友去意识到这个工伤、职业病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这样大量的去每个地方，去每个工业区里面去普及《劳动法》。
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工伤你很容易看到，它就是少了手指断了手臂，看得见。但是另外一个群体，更糟糕，糟糕的地方在于他的职业病，职业病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为什么这么说？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姐姐，38岁，她在22岁进入那个工厂，她在这个工厂里面两次得了职业病。她是给相机的那个镜片…那个镜片是要研磨的，要去给它打磨，第一次她得了噪声聋，她的整个听力下降。后来她调动工作岗位，去在工厂里面做那个，镜片里的——因为相机很怕闪光，它四周用油墨给它涂漆，然后得了苯中毒。苯中毒的现象是，你全身会无力，头晕，经常会感冒，然后那个油墨是有化学品。苯中毒的后果严重的会得白血病，所以她职业病是好不了的，一辈子要在这个病房里呆着，出不来，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姐姐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工厂不要倒闭，因为那个医疗费非常高，如果说这个工厂倒闭的话，她整个后半辈子的医疗中断之后只能等死。
很多女孩都得了职业病，就包括，很多鞋子，很多珠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用到很多东西背后真的是很多工人的这个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整个社会不关注我们，我们自己可以做事。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现在在做的。
在14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绿色蔷薇社会企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其实我们也是工人，不懂这个运作，也不懂设计，也没有启动基金。但是她们很喜欢绣这个东西啊，还有她们是女工，她们会制衣的这个缝纫的技术，她们就开始做些产品，做这些产品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在外面今天摆放了一些产品就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产品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化学品的，没有污染的，然后更人性化的工作待遇，我们也是可以生产出更好的东西，可以拒绝那些不公正或者是不好的化学品的东西，然后可以保住这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消费者去明白这个，让我们的职业病，或者是工伤可以有一个就业的机会，让社会看得见她们。
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现在在深圳打工有10年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想：诶，我的家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我父母的家，但是我现在嫁人了，我老公是湖南的，我的户口也迁到湖南了。所以我跟我老家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当时在深圳我工作十年，深圳因为我是学历低，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城市的户口。但是我的小孩现在要念幼儿园。我的小孩生下来没有人带，然后我每天要上班，带小孩，做家务，就很多女性遇到的问题我都要去做。但是好不容易上幼儿园吧，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会有补贴，补贴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流动户籍证明，那你拿到这个证明是怎么样拿到？他就要我去上环。那我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你整个制度不好吧，那你也可以，但是你在整个制度的福利后面还要去限制女性的身体。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公众倡导的工作，每年的38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女工们有什么诉求，我们把我们的故事演成戏剧，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个人造成的。我们希望社会去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让女工站出来对话，不是所有人去研究我们，应该是多给机会，来让我们有说话的这个权利。
那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老了怎么办。我没有家，我老了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大姐，她叫彭晓梅，她是86年进厂的，然后在工厂工作了20年。她这个工厂工作20年。她主要是做背包的，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工厂不要她了，她也没有办法受到整个的养老保障，因为她的养老保险没有买够，法律上也不会有保障。那她如果说在深圳或在很多地方，你40岁没有任何的技术的话，你要找工作是很困难的，那40岁之后你能找什么工作？洗碗工。40岁之后你只能找洗碗工，环卫工，端盘子。还有如果说，像40岁，你50岁退休了但是你回不去农村，因为你家里没有土地，然后你的整个人际交互也不适应，那你在城市呆的话你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那只能是去进一些脏乱差、高风险的工作，就很多五金厂，很多老板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年龄大的女工，因为她没有办法，必须要用这样子的一个高风险的工作，那这个工作里面，她就会经常遇到工伤，那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这个大姐，她跟我，因为整个在中国有4千万个50岁以上的工人都面临退休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得不到养老保障。所以我说的那个彭晓梅，那个大姐跟第一代的工人就组成了一个养老保险关注组，然后我们在这里呼吁就是说，我们退休了怎么办？我们把自己最好的年龄段贡献给了城市了，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拿到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可能，再去受工伤，得职业病，所以他们正在这个关注组里面开始做这些事情。
那最后的时候，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有36年了。这所有的背后的付出，包括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用到这么便利的生活，就是靠我们这些工人来创造的，所以我希望所有人去尊重我们这些劳动者的付出。其实我们有一个愿望很简单。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当我们付出我们的青春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年龄段送给这个城市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保障，然后让我们安心地去养老，让我们的小孩也可以在城市里面享受同样的，同等的教育的权利，因为他也是，2.7亿的农民工的小孩，他也是祖国的下一代。我们希望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小孩才可以健康的成长，然后才会去想着怎么样去建设我们的这个祖国。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的时候，我们才会想着说，把城市当家，我们才会去爱他，然后才会去想着怎么让这个城市过得更好。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