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命运做庄家、当赌徒、开网吧，最后他成为了……
插画师：补药脸
“年纪越来越大了，又没有技术，以后该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是阿墨最为忧虑的问题。
人活在忧虑中是很不好过的：看着银行账户里所剩无几的金额、接到孩子班级老师的“投诉”电话、承受不愉快的家庭矛盾，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好像没有资格再想象人生中还能有所成就，在灰心丧气地接受现状的同时，又不免感到心情急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墨已经适应这样的生活作息：早晨7点去上班，晚上11点睡觉；两天后，下午3点去上班，晚上12点睡觉；又过两天，晚上11点去上班，中午十二点睡觉，如此往复。这种工作制度叫做“四班三倒”。
阿墨在一家生产塑胶原材料的工厂工作，该厂大概有1000名员工，除了少数管理层之外，所有员工全年都遵照这样的生活作息。这些人是被排除在媒体和网络上大声疾呼“早睡早起、健康生活”的健康咨询师们关注之外的。
初三的时候，阿墨倒是过着每天早睡早起、规律作息的日子，不过他心中已经清楚一件事情：“自己不会继续读书了。”很快他就投奔在深圳打工的父母和叔叔。
阿墨来到城市之后，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土包子，什么都不懂。而城市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新奇，一切都需要学习。在公交车上见识过宽阔的马路、高楼大厦和崭新的百货商场后，阿墨和其他打工仔一样，来到道路狭窄、电线混乱交错、贴满招工和出租屋信息的城中村。
在家人的协助下，16岁的阿墨在城中村开了一家杂货铺，平时听着广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在城中村，有两项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一是去网吧上网，二是赌博。开一家杂货店只能维生，赚不到钱，阿墨开杂货店的同时，也慢慢地和家人一起偷偷经营六合彩生意。阿墨既是庄家，也是赌客，每天与三教九流的人们一起，为输赢而情绪上下起伏，有时兴高采烈，有时愁眉苦脸。做了几年六合彩，没赚到什么钱，阿墨也觉得没意义。特别是看到有些人确实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自己也发现这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也就渐渐不再做了。
阿墨也开过网吧，结果都是开网吧——电脑被没收——再买电脑——再被没收——再买——再被查处，如此往复，最后也没能开下去。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来上网的都是未成年孩子，基本上是“家都不回，只打游戏”，有些甚至已经沉迷于喝止咳水来刺激自己的神经。这些孩子与他过去的经历是一样的，放学后没有父母照顾。当阿墨做了父亲之后，也反省网吧对未成年孩子的不利影响。
再后来，正值23岁青春年华的阿墨不得不选择进厂打工。他进入了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港资企业，工作车间污染大，也没有五险一金。阿墨在这里做了三年之后，申请做厂里的保安，又干了两年，觉得工资实在是低，权益也得不到保障。阿墨离职就去劳动监察大队把工厂给举报了，令他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尝试性的行动，不但让自己的社保能够成功补缴，也让工厂从此开始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
实际上，社会的改变并不只是“上层精英”们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插画师：阿狸博士
之后阿墨在家附近找到了另一份保安的工作，这家工厂相对正规，工资福利也更好，虽然每天“四班三倒”休息时间不规律，但工作期间空闲时间很多，可以用手机上网。阿墨喜欢每天在网络上了解新闻、阅读时事评论类文章。
在劳资关系中，是工人养活老板，还是老板养活工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阿墨在工厂里天天上班，拿的是“饿不死，也不好活”的工资。每天面对的人不是同事，就是领导，都是以利益为纽带的关系，谈不上深交。反而随着年龄越大，阿墨就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倍感担忧：经济下滑、工厂倒闭怎么办？人民币贬值怎么办？年纪大了被辞掉又该如何是好？
对于打工者而言，出路很少：成功学塑造的改变阶层的“成功神话”根本遥不可及；要么就是做小生意和小规模投资，这条路也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多年打工积蓄就血本无归。
阿墨有个同事常年炒股，与股票经纪人关系很好，应后者业绩需求，也把阿墨拉进来炒股票。当然，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因为阿墨自己也在寻找未来的出路。不过，阿墨事后说：“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心里就是痛！”——他进入股票的时间刚好是2015年的股灾年，再经历2016年的千股跌停，多年打工积攒的8万彻底赔了进去，ATM机显示的存款接近于0，这令阿墨真正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了。
阿墨在赔钱之后，心里非常害怕，不敢跟家人说，再加上没有什么好朋友、同事可以倾吐，情绪低落时只能自己买啤酒到江边喝，边喝边哭，本来就自卑的内心遭受了更强的挫败感，让他更加丧失自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墨的情绪好了一些。现在他有时会去教堂，倒不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是因为牧师们所说的“上帝爱你，与你同在”令阿墨无助的心灵能够得到些许安慰与宁静。
80、90后一代单枪匹马走天涯的身影逐步淡去，越来越多的打工者结婚、生育、成家。这些家庭有的是夫妻分离、亲子分离的，有的是夫妻孩子一起居住在出租房，努力打拼。
阿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读小学六年级，小儿子读三年级。与很多打工家庭一样，随着孩子长大，父母必须考虑孩子是留给爷爷奶奶带，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养。七年前，阿墨的妻子和妈妈都建议让孩子下乡，因为在城里获得一个学位要花2万，而且城里的生活成本比家里高很多。不过，阿墨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
留守儿童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这些孩子们被打上“性格内向”、“难以融入群体”、“更容易成为罪犯”的标签；另一方面，这一问题也反映我们身处在非常不公平的社会之中。阿墨不愿意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插画师：楠神大人
阿墨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在90年代就到深圳打工。他对此有两个感受：自己对父母没有任何印象，也没什么感情；其次是家里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得到显著改善。在家里，爷爷一个人抚养几个孩子，又要干农活，根本没精力去细心地照顾孙子孙女们，这也让阿墨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9岁的阿墨都是坐在书桌前，抬头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他对一件事情感到非常奇怪，但又没有人可以诉说：“为什么别的同学能很清楚地看见黑板上的字，而自己必须走近才能看到？”
阿墨的情况与通常的近视不同，而是一种危害更严重的弱视。这种儿童眼病病因有很多种，属于早治疗早好，晚治疗无能为力的疾病。阿墨就这样一直处在看不清又没人管的状况中。初中时配了个眼镜，不小心弄坏了，也不能换一副新的，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很多电影会把同学和师生关系描绘成美好而又难忘的记忆，不过，现实是有另一面的。校园霸凌和老师殴打学生的问题是存在的。在学校里，阿墨看到过同学被老师踢，作为对成绩不好和违反纪律的惩罚。在放学路上，他经常被更强的孩子殴打——被恐吓、被踢、被打嘴巴，而这些都是爷爷不知道，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阿墨想参加镇上的作文比赛，他的班主任老师只评价了一个词：“浮夸”。老师认为阿墨成绩不好，出去参赛也没什么用，只是给学校丢脸。实际上，丢脸的不是阿墨，而是素质低下、见钱眼开又不能给予学生正面引导的老师们。
初三的时候，阿墨的父母告诉他：“如果你自己能读，我们就支持你，考不上也没办法。”很多打工的父母都会这样对孩子说。阿墨现在对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说了等于没说。”事实也确实如此，通不过升学考试而导致辍学，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孩子的能力和兴趣问题，而是父母缺位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支持孩子继续求学的力量。这时的孩子已经懵懂地知道不读书只能打工，不过年幼的他们无法改变糟糕的校园环境，也难以克服缺乏关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
初中毕业后，阿墨的视力非常不好，一只眼睛视力是0.1，另一只是0.5。他问医生自己以后能做什么，医生回答他可能只能做清洁工作了。他听到这句话时，内心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只能这样了。
当然，人生有种种可能性，清洁、保安等工作只是赚不到钱，却是不可缺少且富有价值的劳动。阿墨是一个好父亲，坚持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阿墨讲道：“人都向城市靠拢，因为只有在城市才能赚到钱，而且就业、医疗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现在他成为“奔四”的人，压力很大。眼睛不好和没有一技之长成为他的梦魇，所以选择投资股票，但没能改变命运。阿墨的经历和体验绝不是个例，这是80、90后一代打工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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