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女工：摆脱家暴，宛如经历一场战役
慧珊有一个计划，就是能在30岁之前，靠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一套房子。今年她实现了。房子买在安徽老家，按流程，三年后就能正式交房了。慧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骄傲。独立至此，让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对她刮目相看。
毕竟三年前，她还深陷在家庭暴力的黑暗里，身心备受折磨，求助无门。
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图片来源于网络
才27岁的慧珊，已经经历过一次跌宕起伏的婚姻。慧珊05年来深圳打工，08年认识了在珠海打工、大她8岁的男友。男友对她照顾有加，很快便表达出结婚的意愿。慧珊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乖乖女，提到当时的相处模式，慧珊不加掩饰：“我对他有感激之情，他却视我为猎物”。
慧珊接着回忆，男友最初流露的体贴照顾，也许出于对“娶不到老婆”的恐慌。他到了适婚年纪，急于组建家庭，因此当慧珊去珠海投奔他时，他连哄带骗地与慧珊发生了关系。“没想到我老婆是原装货！”第一次发生关系时，男友这般出言不逊，已然令慧珊受到伤害。
相处一段时间后，有意离开这段关系的慧珊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一时无措，咨询过医生可否做人流手术，医生却建议她生下来。“我太瘦了，体质也不好，那时候也有点舍不得”，慧珊说。男友也极力希望她生下这个孩子，顺便结婚。在听取了两方家人的意见后，她留了下来。今天慧珊评价那时的自己：“我觉得女人比较被动，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去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感觉。”
她没有预料到结婚才是悲剧的开始。到了慧珊怀孕中期，丈夫的一句“想要追一个女人就要先把她肚子搞大”，暴露了这段脆弱关系的真相。丈夫是个享乐主义，婚后不仅不养家，还限制慧珊的社交，不允许她使用手机；当他花光了自己的工资，又开始惦记慧珊的那份收入，他们开始争吵，他摔门，夜不归宿，再逐渐恶化到他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
有一天慧珊下班回家，发现家里只剩一床被子，原来丈夫趁她上班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直到今天我也不了解他的私人状况，平时的房租都是我交……他喜欢在商场里买衣服，一件衣服的价钱抵我好多件。”
二人的冲突，在丈夫另结新欢以后加剧。丈夫旁若无人地带着情人回家，被慧珊看在眼里。丈夫的明目张胆，令慧珊难以忍受，冲突多了，他开始动手，“一般就是用拳头打，有时也有鞋子”，慧珊说，那时候每当丈夫说“你再说一句”的时候，她就怕得不敢讲话。而情况更严重时，丈夫会用手掐她的脖子，把慧珊的身体向柜子上撞……最后一次丈夫向慧珊施暴，竟是在丈夫的老家家中，慧珊被打得鲜血满地。公婆却指责她：“过年回家，有什么事不要闹，自己男人都管不住，也不嫌丢人。”
身为受暴者的慧珊，反而成了全家的敌人。她没想过离婚，不是不能离，而是观念作祟。
“我妈也说遇到这种事你不要吭声，你不吭声他会打你吗？”她没想过求救，认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就成笑话了，也从来不抱怨，不敢和亲密的人说。最后一次被打，她把满地血的照片上传到了QQ空间，她的家人才知道慧珊经历着如此恶劣的家庭暴力。
2011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kim在微博上传了多张照片，称遭受家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图片来源于kim微博。
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原“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董事会主席冯媛，接触过不少类似的受家暴个案。她在采访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是妨碍受暴者走出暴力阴影的其中一个原因：“社会风气的转变很重要，社会应该支持每一个家暴受害者，比如加强人权教育等，促成人们观念的变化。这并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重塑人们对家暴的认识，哪怕快一天，也能令受害者少受一天的暴力伤害”。
当慧珊回忆起那一次丈夫掐住自己脖子时，“我真的以为我快要死了”。争吵、动手、搬走又和好，像很多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样，慧珊也无数次地掩盖伤害，心中的恐惧却总是忍不住涌上来。难以启齿的事情，她只好在网上诉说，用QQ漂流瓶寻找知己。慧珊曾经在QQ遇见一个经历类似的女人，二人互相体会，互为彼此的慰藉。
慧珊意识到丈夫全家都在助纣为虐，这般孤立无援，坚定了她离开丈夫的决心。此时慧珊任凭丈夫怎么说“软话”，怎么道歉，都不再动摇。一直保有“财务自由”的慧珊，2012年春节离开丈夫的老家，义无反顾地独自去深圳。她先是去了一家眼镜厂打工，后来又去了东莞。“我为什么不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以前我的妈妈建议我为了孩子勉强过下去，后来她对我很多观念都很赞同了。你觉得我现在过的像人一点，还是以前像人一点？”
而这一段痛苦的婚姻，也坚定了慧珊自己买房的心。“我就是不想人家叫你滚，却不知道去哪”，她这样说。曾经她觉得离婚很丢脸，离婚的女人像被退回来了的货，但现在她已不这么物化自己。“我妈还说让他家赔钱。我说，干嘛要啊，我自己可以挣。”
独自生活的慧珊，努力攒钱的同时，也谨慎地安排着离婚的日程。当被问道“什么时候正式离婚呢？”，慧珊说，“以前吵架的时候我把我们结婚证烧了，离婚要先补办证件。我打算明年把证一补，把婚离了，不再彼此拖下去。“
如今，慧珊的命运，在她自己手上牢牢把握着。
《深圳晚报》曾经在《结束家暴，日子过得更踏实》中采访过京英的故事。同样是未婚先孕，京英06年嫁给了老乡、同在深圳打工的前夫。京英17年都没有换过工作，在深圳一家来料加工厂工作至今；她的前夫在京英的形容之下，却是一个“稳定性不高”的人，他爱赌、打牌、尤其喜欢买马。而这些行为，京英婚前一无所知。
婚前婚后丈夫的判若两人，成了二人不和的导火线。新婚之时即背上了债务，京英又因为生育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前夫不仅不照顾体谅，反而怀疑京英红杏出墙，婚后第七、八个月，前夫便对京英拳脚相向，最严重时被打到全身出血。
“那时候我不敢说，因为当时结婚我父母便反对；也不愿和同事说，说出来人家会笑你，以为是你处理不好自己的家务事。”但京英却直言当时心里很不服气，她只想着要结束这一切，靠自己的力量从火坑里爬出来，“心态很重要”，她说。
在京英的故事中，听到更多的是艰难求助的情节。08年有一次丈夫打了京英便夺门而出，京英旋即去附近派出所报案。虽然第二天，丈夫被派出所叫去做了笔录，整件事却无疾而终。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派出所也习惯视“家庭暴力”为“家务事”，社会不重视，法律不健全，京英记得当时派出所调解了几句，就让二人回家了。还有一次报案，派出所的民警更对京英表示，如果二人不愿调解商量，就拘留二人，并且每人罚款1500。她当时以为，“报警是没用的”。
09年以后，丈夫施暴越来越频繁，京英无时无刻不想结束这段错误的婚姻。丈夫却威胁她放弃离婚的念头。其威胁的理由无外乎是“离婚要回老家才能办”、“我有亲戚和老家法院的人很熟”，把当时的她震慑住了。由于信息渠道的封闭，京英一度信以为真，听从了丈夫的话，直到她开始接触工厂区附近的社工团体，在社工的帮助下她才了解到怎样“因家暴向法院申请离婚”，才发现离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李彦，四川安岳县人，和丈夫再婚之后不久就遭受家庭暴力。她不光向亲朋好友求助，也找到了居委会、派出所、妇联，均未得到重视和帮助。2010年11月3日，李彦用枪管重击丈夫谭勇的后脑勺致其死亡，最终被判死缓。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我听午夜广播，广播里有个年轻的律师在解答情感问题，我就打电话给导播，向他们寻求帮助。那时他们说节目不处理离婚，我便请求他们节目下了以后私下打电话给我。”京英一直守着电话等，终于等到律师回电。律师建议她怎样才能拿到离婚材料 ，基本流程是什么，让京英对离婚的法律程序逐步清晰起来。
虽然家人不支持她离婚，尤其妈妈说她离婚了就成了“二手货”，但她相信过日子只有两个人知道，爱别人之前要学会先爱自己，要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聪明的京英开始保存好医院开出的受伤证明，另一边以“儿子读书需要父母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理由，顺利取得了丈夫的居住证等所需证件。就这样，递交所有用得上的 材料和证件，京英终于取得法院的立案。
然而离婚一波三折。当年去派出所报案的经历，由于没有回执单，成了空口无凭；证据不足的结果是一审法院没能判双方离婚。京英仍然没有放弃，一审之后坚持与丈夫分居。2012年年底，在二审的法庭上，京英等来了离婚的判决。
慧珊和京英敢于直面过去，分享那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但更多曾经遭受家暴，或正在经历家暴的女工们，却选择了三缄其口。她们或许因为不愿回忆伤痛的记忆，隐身于城市的街头巷口。
2011年，一份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实施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中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
而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有关家庭暴力普遍程度的官方数据。
冯媛认为，任何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女性都有被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她结合多年的经验分析说，在婚姻关系中，因经济问题（如欠债）、情感问题（如出现第三者）而导致的暴力冲突，其经济问题或情感问题本身充其量只是导火线，甚至是借口，暴力出现的真正的原因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导致一方以极端方式伤害另一方。即便受暴者性格上有任何缺点，都不成为被施暴的理由。
“有的人内心希望控制一切，他在外面不顺，失去他的掌控，回到家里会拿家里人撒气。或者他对家人的自主权不满，就会生气，诉诸以暴力。婚前防范的意识或防范能力，可以帮助人们更早地验证这些征兆。”冯媛说。
比如你正在交往的对象，是不是凡事都想控制，事情一旦不在他掌控之中，他就会想到用强力去应对？或者这个人是不是对人和人的权利边界缺乏意识？缺乏意识的人，小到他认为你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发型好看都想到插手、决定。交往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就可能预示着未来对方的施暴倾向。
不可避免地，如果对方在婚前隐藏了自己的缺点，很多征兆并不能及时地反映出来。因此冯媛一再强调，“永远不要责备受害者”。社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救助机制，媒体也应该发挥传播作用，提升人们对家庭暴力的重视。
她刚于11月初在荷兰参加了第三次妇女庇护所大会，115个国家的参与者分享了各国对反家庭暴力的经验。其中冯媛提及了对国家《反家暴法》的改进，“目前我国的法律中，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仍局限于法律意义的婚内身体暴力，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它的定义其实囊括了同居、恋爱、甚至分手后不同阶段的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语言暴力等更广泛的范围，这无疑对受暴者的保障更加全面了，非常值得借鉴。”
亲密关系中的语言暴力也是家暴的一种。图片来源于网络。
女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务工者。客观上，她们比较容易在家乡得到一些支持她们的社会资源，身在外地，取得支持的条件就被大大制约了。这成为她们在外地反抗家庭暴力的一个不利因素。无论学者还是社工组织都建议，社会更应该多发展一些工友群体、社会机构，反家暴庇护所等，给予外来打工的受暴者尽可能多的帮助。
长期从事工人研究的学者吕途则认为，即便身处家乡，女性也未必能够得到更多反抗家暴的资源优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很多女工的家乡都在农村，农村的亲情网络通常是性别不平等的，那里的男性在家族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被视作理所当然，即使个别情况下娘家势力比较强，但比例上一定是少数。农村社会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总体对男性有力。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来到城市打工的女性，是由于在家乡遭到家庭暴力而出逃。一些家政工，把城市里雇主的家当作了庇护所。”
吕途视这种女性被迫出城打工的现象，为女性在无计可施时的一种“逃避”策略。的确，由于经受家庭暴力后，女性立即诉诸法律的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很高，一些离乡背井的女工反而能在城市雇主的工作环境中得到暂时的喘息。
深圳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的创办人丁丽就指出，社工对遭受家暴的女工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度。“我们很难全套帮忙，往往只能提供一些心理辅导。” 丁丽无奈地说。
丁丽指出在支援受暴女工过程中遇到的三大障碍：一是社工机构如果要接待受暴女工，需要足够的庇护所空间，将受暴女工做隔离，提供她们食宿。社会机构碍于资源，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点，好在近几年由政府层级提供的反家暴庇护所越来越多。如何让受暴女工更信任政府提供的庇护所，却还需继续加强。二是孩子的问题。很多女工在遭受家暴后选择一次次地忍耐是因为无法离开孩子，或本身经济不能完全独立。三是律师网络的欠缺。丁丽曾经多次为受暴女工寻找律师求助，但能够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太少，由于诉讼的经济成本对女工们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愿意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律师也十分有限。
在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有一个特别之处是有一片儿童活动区，女工们可以将自己无法照管的孩子送来这里临时托管。丁丽她们还在此成立了互助妈妈组，希望为受暴女工尽量解决一些“难以走出家暴”的顾虑。
在广州，亦有个打工妈妈互助中心，在这里托管是完全免费的，家长们只需每月抽出3小时来做义工照看孩子即可。图片来源于微博“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那企业又有没有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呢？吕途分析，中国过去的就业不似今天这样零散自由，每个人都有其挂靠的企业单位，高度的组织化无形中给个人增加了一种组织压力。这对男性是一种威慑，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公平的保护。“我们并不是倡导回到过去的组织结构中，而是可以从中思考这种模式的正面效果。”吕途说。
“我向天空伸展手臂，我再也没有恐惧，我要跨过那道门，走出来，站起来，跳起来……“、“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神圣的，别找借口，禁止虐待，我们是母亲，我们是教师，我们是美好的生灵……”这些是丁丽曾经参与的挣脱锁链舞蹈的部分歌词。社工们希望以歌舞的方式，在女工中间宣传远离家庭暴力，保护自己的身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女工们自信地唱歌、跳舞。图片来源于中国妇女报。
受暴者也要树立正确的意识，不再对家庭暴力忍气吞声，毕竟依然有社会各方的力量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遭受伴侣的暴力对待后，“坚决不要原谅”，这是来自京英的建议。
如今京英认识了新的男友，二人的感情平淡却温馨。生活之于她，翻开了新的一页。婚姻并非一场兵戎相见的战役，那里不是漫布火药味的地方。京英的前夫曾经宣战般说过，“你挨打的日子还在后面！”，当时京英听着那么毛骨悚然，现在她回忆起来，也云淡风清了。
＊本文中慧珊为化名。
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