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女工文艺与赋权实践
在主流的城市媒体里，很难看见女工的形象和听到女工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社会新闻里的女工多半是欠薪讨债、跳楼流产、色情、素质差这些负面形象；她们往往也不叫「女工」，而是「厂妹」、「打工妹」、「农民工」。
劳工NGO有对外发声的诉求；新工人文化运动也会通过打工春晚和工人文化节等活动平台，在三八、五一等与工人相关的节日举办活动，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权利的抗争、对社会公正的呼吁、重塑工人的身份认同。但在这些活动中，性别议题并不突出，人们讲起工人文化，想到的主要还是男工。工人的呐喊、抗争是男性化的、阳刚味的，很难看到女性化的一面，女工的声音也相对比较微弱。
我从去年开始参加深圳女工机构的文艺活动，排话剧、唱歌、跳舞,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女工大姐，也跟着学唱了好多女工歌曲跟学跳挣脱锁链舞。今年元旦和三八节的时候，我们在深圳表演了论坛剧场《我是女工》，在月底大家还会去北京参加打工春晚的录制活动。
在女工机构绿色蔷薇，姐妹们一起学跳挣脱锁链舞已是每次活动的保留节目。
我在活动中认识的女工年龄跨度比较大，有面对养老保险补缴问题的中年女工，有汞中毒的职业病女工，有留守儿童的母亲，也有二十多岁未婚的年轻女工。总体上说，北方的女工以家政工和服务业为主，南方的女工以产业工人为主，但也不尽然，参加女工文艺活动的女工就不只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她们中有做工厂的文秘和保安，有在印刷公司做排版复印，还有在劳务外派公司发传单……但共同点在于生命体验和身份认同——异乡的漂泊、打工的身份、女性的生命经验。
阶级身份对于这些女工而言，不仅表征为地域差异（城里人/本地人vs外来人口/打工者），还表征为性别差异。
虽然在深圳打工了很多年，但她们却无法在城市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例如因为户籍限制，子女不得不放在老家给爷爷奶奶带，或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带在身边，却无法享受当地优质教育资源。而且因为没有同城待遇以及工厂漏缴养老保险，很多女工缺乏制度保障的未来。
另一方面，她们成长的环境往往重男轻女，很多人为男性家庭成员让出了读书机会，到了适婚年龄面临相亲逼婚的压力，结婚后又得面对国家强制的节育上环、家庭暴力、性骚扰、家务劳动分工等等的问题。而后一类的议题在工人运动中很难被听见和被看见。【点击查看《女工大战性别暴力16回合》】
基于对主流媒体的不满和对工人文化的多元化诉求，女工机构尝试去推动女工的正面形象，譬如之前的「十大最牛女工」、「一百个女工的勇敢宣言」，但也因为正面，最后无法引起讨论。
一个女工在弹钢琴，她平时会去超市把儿童歌曲的谱子抄下来，周末参加活动的间隙利用活动室的一架旧钢琴练习。
但文艺活动不同，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要求改变媒介再现的诉求。文艺不仅是去主动的发声，更是希望可以去跟社会进行对话。
之前的论坛剧场就是一种很好的对话方式，既可以通过现场表演，把女工日常生活面对的问题用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可以邀请观众加入，换位思考，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戏剧相对而言是比较难的。因为需要好的素材和议题，也需要专业老师的指导，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写剧本、排练——这对于一周工作六天、闲暇时间有限的女工要求太高。所以创作一个好的戏剧作品，获得广泛传播，对于机构和女工而言成本很高。
而歌曲和舞蹈则不同。歌曲更有感染力，更容易传播，台下的观众听到一首打动自己的歌曲，可能就会加入。舞蹈呢，就不消说了，那么多人喜欢跳广场舞，因为它既锻炼身体，也可以社交。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去唱歌和跳舞，参与门槛相对较低，更适合团体建设——大家每天都可以在空余时间唱歌、跳舞，在QQ群里跟姐妹们交流打气，你唱一句我唱一句。
对于女工自身来说，也有这样的需求。她们平时在工厂里很难有机会去参与文娱活动，工作的紧张环境也很难结识交心的朋友。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每个人是平等的，气氛很放松，可以帮助女工结识朋友，获得社会网络的支持，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何锻炼自己的公共表达能力，如何打开自己的身体，如何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
段玉，也是一名打工者，靠着一把吉他寻梦。代表作有《我的名字叫金凤》、《小小的渴望》、《电梯姑娘》等。
很多女工都表示，在参加活动之前，自己很内向、胆小，除了工作、睡觉、玩手机、逛街之外没有其他的业余生活。女工歌手段玉在谈起自己的“北漂”生活时，也发出过“渺小得犹如一粒尘土”的感慨。
参加活动之后，很多女工的性格变得更开朗外向，勇敢自信，自生活也变得很充实和有意义。有的女工开始跟老板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有的女工从精神苦闷中走出来，变得更爱笑了，有的女工变得更懂得坚持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隐忍妥协。
《我要大声唱歌》是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女工集体创作的歌曲。
女工的声音需要进入主流的视野，需要在工人文化和女权运动中被看见。女工们也需要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完善自我、增强自信、构筑姐妹情谊、为自己和集体赋权。女工文艺的意义就如标题所说的，我要大声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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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