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霞的梦境、生活与写作：她用身体温暖了半截木桩
大学毕业后，女孩离开老家四川和疼爱自己的父母，追随初恋男友，只身南下深圳打工。没想到，本是圆梦的旅程，却盼来了男友分手的决定，刚还唱着“我在雨中不打伞，我的爱情新鲜又浪漫”，现在就只能独自哭泣，被大雨浇透。
就在她最悲伤绝望的时候，一位富家公子来到了她的身边，为她遮风挡雨，为她学习吃辣，帮她找到了杂志编辑的工作，也给了她全心全意的爱情。尽管后来两人又经历了一些坎坷，终究一起渡过了难关，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爱吃辣椒想做编辑、期待爱情渴望幸福的四川女孩是邬霞，又不是邬霞，她叫陆诗雨，是邬霞长篇小说《情雨凄迷》的女主人公。
这样的女孩，这样的故事，十四岁就进入工厂做童工的邬霞自十六岁写出第一篇小说《三角恋》后，写了很多很多。每天，在流水线做工的间隙——中午一小时、下午四十分钟、晚上十二点下班到凌晨两点，除了打饭、吃饭，她都没有停下过手中的笔。
那时候，邬霞以为写作可以改变命运，她以为自己会成为第一个打工作家，摆脱生存重负，永远离开压抑、被压迫的制衣车间，和父母妹妹快乐相守，做自己的主人。
邬霞最喜欢的作家是琼瑶，她曾梦见自己去了琼瑶在台湾的家，坐在琼瑶身边，想跟她说自己的写作从她开始，却没好意思开口。邬霞羡慕琼瑶可以写那么好，赚那么多钱，还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爱情，她的小说就是她的生活。
而邬霞自己的小说世界：“那里没有厂房、车间、流水线/只有俊男靓女，天生为爱而生/他们住豪宅、开豪车、出入高级场合/不问人间烦恼有几斤几两/那里更没有留守儿童、童工、打工妹/女孩们被父母呵护、男友疼爱/连眼泪也会变成钻石”（邬霞《我的隐秘花园》），她却只能从港台言情小说或自己的想象中看到。
在车间工作的邬霞
然而不管怎样，写作终究给了邬霞一些安慰与寄托，让她在现实的惨淡中找到了一个“隐秘花园”。在那里她可以暂时忘掉生活苦辛、漂泊倦累，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过上小说中轻快富足的日子，邂逅一个真命天子。
而对于真命天子，邬霞有自己的标准：“身高至少要有一米七，千万不能要胖的，最好长得比较斯文。”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若是无法满足，恐怕连邬霞的回音都听不到。在几乎没有社交时间与空间的工厂，邬霞的交友途径主要是在杂志上刊登征友启事。来信总是很多，如果对方的字写得不好，邬霞就不肯浪费写小说的时间来回信了，毕竟她认为自己这辈子最自信、也是收到最多夸奖的地方就是字好，怎么愿意跟连字都写不好的男孩交往呢？
在那些不加班的夜晚，宿舍的女孩都外出东游西逛、谈情说爱，邬霞仍握着手中的笔，坚守着她的爱情信仰。她说：“我坚信我的未来会比她们精彩。也许某天，我摒弃了打工妹的身份，提高了自身条件，便能找到心爱的人，穿上吊带裙，腰间安放一只白净的手，在林荫道上缓慢的散步，诠释纯洁的爱情。”
两年过去，邬霞已经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言情小说，加上2007年创作的这部《情雨凄迷》，共有八部长篇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只是没有一篇发表，更不用说出版。
她自己尝试联系报社，希望得到媒体关注，也联系出版社，希望得到出书帮助，但最终除了得到一台物业公司馈赠的电脑，让她从此不用一笔一划将小说写在纤薄的白纸上之外，一无所获。她不得不学着接受现实：也许写作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尤其是写言情小说。
邬霞说得没错。写言情小说的人千千万，像她这样在流水线上空想的名车豪宅、锦衣玉食、山盟海誓，终究离不开港台言情小说的套路，抹不掉模仿的痕迹，而一个写作者如果做不了自己，或许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
在过往的写作中，打工生活是邬霞从不愿去触碰的，她更期待通过写作来远离现实，而不是在对往昔耻辱与伤痛的回忆中，给自己带来二次伤害。但是作为一个女工，这是她无法逃避的身份，是她最熟悉的生活，也是她能写好、被认可，在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的一次机会。
在好心人的建议下，她终于决定放弃言情小说的空中楼阁，将手稿全部捐赠给了农民工博物馆，一切清零，坦然面对自己，开始打工小说的创作。
如同邬霞自身的经历，她笔下的打工生活也充满了无奈与困苦：
《孤草残花》中女工杨雪芳想要给每天独自在出租屋等她回家的女儿买一个玩具，可是房租饭钱尚且是负担，更不用说买别的。无奈之下，她从工厂的流水线上偷走了一个小话筒，却不幸被保安发现，将她开除离厂。一直没有找到其他工作的杨雪芳，最后为了女儿， 不得不忍辱回到已与情人同居、还会对她家暴的丈夫那里。
《别让爱情睡觉》里的张浪为了攒够钱与女友杨玲结婚，不仅在工厂超时工作，还去别的厂做临时工，虽与杨玲住在同一个屋檐，每天回家倒头就睡，连话也说不上一句。杨玲不明就里，以为张浪是另有新欢，坚持与他分了手。后来，因为过度疲劳，张浪的一只手被机器轧断，杨玲听说后赶到，才终于知道张浪所做的一切——包括回家倒头就睡的疲累——都是为了自己。
不过有时，尽管异乡务工的日子是更加缓慢而艰难的，呈现在邬霞的小说里，却多了一些欢乐与轻松：
比如《亲嘴楼里的爱情》，明明是城市贫富阶层的区隔，没有私人空间的逼仄，却酝酿了许浩与雅洁因两栋楼的亲近而彼此亲近的爱情。
而有时，那些令人胆战心惊或于心不忍的情节，邬霞也给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在《吵个小架，发点小财》里，江兴容和工厂老板的亲戚蒋小楠为了一个空易拉罐大打出手，原本以为老板一定偏向自己人，没想到江兴容不仅没有被开除或惩罚，还因此让老板知道了她的经济窘境，给她每月加了五十块工资。
邬霞觉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需要缓解压力，所以即便是打工小说，她有时也想跳出陈腐的灰暗，给人带来愉悦。而且，邬霞说：“我也希望自己能快乐一点。”
邬霞和她的作品
的确，那时的邬霞已经离开工厂，告别她作为流水线工人、杂工、仓管，消耗了近十年青春的车间，在一个公司做了前台。梦想起码实现了一部分，她以为新的生活会是快乐、充满惊喜的，却没有意识到在工厂内的超时加班、惩戒罚款、主管训斥只是现实的一种，而走出社会——“危险无处不在”。
与邬霞的大部分虚实交织的小说不同，短篇小说《危险无处不在》几乎只是更改了人名的纪实文字，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她做公司前台期间所遭遇的性骚扰。
当时，公司出事，欠下不少货款，常有供应商上门讨债。为了规避麻烦，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财务都转移到了三楼，二楼仅剩邬霞和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
一天，一位供应商来到公司，在等财务的间隙开始与邬霞搭讪，邬霞不以为意，和他说了几句，结果他得寸进尺，以按摩为名，对邬霞动手动脚，在邬霞多次闪躲拒绝后，竟直接把她抱到了洗手间，邬霞拼死挣扎才逃了出来。老板听说后，找了几个黑帮，要帮邬霞出气，去到那人的公司将他打了一顿，逼他给邬霞道歉，赔了钱，才算了事。
然而，外敌易取，家贼难防，供应商的处置虽然告一段落，从邬霞进公司就一直对她言语和肢体侵犯的生产经理，以及跟着生产经理亦步亦趋不干不净的电工依然没有停止对她的骚扰。在她多次直接或间接表达愤慨不满后，生产经理便想利用手中职权将邬霞排挤出公司。
邬霞听说之前离职的好几位女员工都是同样的原因，想想觉得没意思，就自己辞职了。
辞职后，邬霞一直没有再找工作，经过商议，决定和家人摆地摊卖饰品。
邬霞的家人早就反对她写作，原本指望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多年过去，依然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章发表，偶尔征文比赛获奖。但是当妈妈的工厂搬去越南，妹妹找不到工作，全家人寄希望于一份流动的小生意时，邬霞那点微薄的稿费终究也算是一份收入了，所以说是一起摆摊，妹妹其实常常会自己看铺，让她回家写作。
看起来，邬霞似乎获得了更多写作的时间与自由，事实上，她的写作速度却慢了下来，作品越来越少。“感觉看不到希望”，邬霞说：“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写了。”
过去，每年的5月18日，邬霞都会在博客里写一篇博文，题为《我的写作路，坚持xx年》，到去年正好是第十六年，可就在这一年，邬霞甚至决定要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安心过日子了。
也是在这一年，以打工诗人为主题的《我的诗篇》纪录片制片人发现了邬霞和她偶然创作的诗歌《吊带裙》，使她成为了这部获奖无数的纪录片的六位主角之一。
邬霞接受记者采访
想做小说家的邬霞被当作诗人介绍给了大众。“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邬霞说。她开始参加各种活动，接受各种采访，不断地读诗、谈诗，正是这个过程，让她对诗歌有了新的感觉，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在此之前，她不仅写得少，就连诗歌这种体裁她也是不喜欢的：“那么短，有什么意思呢？”
邬霞向来喜欢长文，从一开始写小说就是中篇的体量，然后又扩展到长篇，近期短篇写得多，自有杂志发表的考虑，但她的散文、博客日记等，依然密密匝匝、绵长细致。这大概与她对文字的依赖有关，试图用文字来完成内向的邬霞对自我的记录和与世界的交谈。
因此，这样的一个她转而创作曾经觉得字数受限的诗歌，除了《我的诗篇》的影响之外，还有不可规避的自身原因：结婚以后，邬霞实在难以安坐下来写一篇长文了。
邬霞的先生是文友介绍的，在建筑工地做事。邬霞虽是工厂出身，心气却一直比较高，想找一个条件好些的，起码有房有车。然而文友热心撮合，说尽双方好话，尽管与期待诸多不符，又是异地相处，彼此了解不多，邬霞还是以为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加上当时年纪已经不小，匆忙间便成了婚。
对于婚后生活，邬霞始终讳莫如深。
她原先有一个博客叫“等待阳光的珍珠”，从07年开始，一直坚持记录日常、分享生活。所以即便尚未谋面，也知道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慈爱又有幽默感，喜欢把歌改词唱，例如《因为爱所以爱》，他唱“因为矮所以矮”，然后邬霞接：“结个婆娘也矮，生个娃儿自然更矮。”
妈妈有一双很美丽的大眼睛，邬霞曾笑说：“可惜了，你要是像我这么年轻，凭那双大眼睛，可以找个大款。”妹妹和邬霞一样爱拍照，只要带上数码相机一出门，两姐妹就是闪闪闪。
她们也一样爱美，在《我的诗篇》里，人人都关注邬霞的“吊带裙”，只有一位眼尖的观众发现：“你每一个镜头的耳环都不一样呀。”那些耳环正是邬霞和妹妹一起摆地摊时精挑细选的货品，没能卖出，都自己戴了起来。
就连妹妹的儿子，邬霞也以《“小皇帝”趣事》为题，写下了姨侄儿从襁褓婴儿到活泼小童的点点滴滴。但是关于丈夫和孩子，却面容模糊，少有提及。邬霞说其实她也写，写两个女儿的成长日记，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不过是在一个新开的博客上，谁都不知道地址。因为从前的生活没有不可告人，现今却有太多婚姻的秘密。
邬霞自称是“婚姻里的单亲妈妈”，丈夫生活动荡，工作轮换的空隙没吃没住，将邬霞住处视作免费旅馆，不肯离婚；为了不让两个女儿被分走一个，邬霞也不敢离婚。
而婚姻状态下，邬霞又不得不忍受丈夫无止尽的经济索取和精神蹂躏。不必说丈夫对她写作的态度——“骂得狗血淋头”，即便是目前的生活状态：父亲中风、重度忧郁症，母亲年迈体弱，两个女儿嗷嗷待哺，丈夫不仅帮不上忙，还像个不定时炸弹。
邬霞是一家人的指望，却工作无着落，她完全没有办法静心创作。
“结婚是我最后悔的事。过去我们一家人还能穷开心，现在没有开心，只有一个穷字了。”邬霞说。2001年，邬霞曾在《故事王中王》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的笔名“梦遥”，十五年过去，她的梦依然遥远。她依然只能与她的父母、女儿挤在9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把阳台当厨房，在厕所洗涮，一不小心忘关房门，就有大老鼠跑到床头。
很多人都以为《我的诗篇》在国内外获了大奖，让邬霞成为了当红的打工诗人，让大众知晓，并为她感动，她的作家梦一定不再是问题。事实上，这并没有为她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她依然没有接到任何发表或出版的邀约，依然想要做编辑，或是找一份文字工作，投出数份简历，收不到回音。而她早已不再相信写作可以改变命运。
只是邬霞终究还是不想放弃，她还是有若干关于写作的期望，比如出版一本诗集，比如完成那部从08年就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打工妹》，写三个农村女孩走进城市的境遇，或许还能拍成电视剧。
邬霞穿着吊带裙许愿，她的文学梦想依然遥远
而邬霞与写作有关的、更加日常的是用一张纸、一支笔，在做家务、带孩子、找工作的空隙，抢着记录下灵光一闪的诗句。有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梦里也会凭空生出几行，比如：“她用身体温暖了半截木桩。”
如果说梦是一种隐喻，邬霞的心迹就藏在这样的梦里。她不再希冀用“隐秘花园”来逃离流水线、挣脱现实，也对以写作改变命运丧失信心，她无法将写作当成唯一的人生，可是写作对她来说，或许正是能倚靠的半截木桩、能感受温暖的身体。
她说她还不知道如何把这句话写成一首诗，她会醒来，但还是会继续为了梦里的“诗”寻找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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