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性本善——兰大性教育的现状，困惑与破局
文字 | 梁文雪 蒋捷 孙康洁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执行编辑 | 宋旖钠
“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时常遇到让人异常矛盾的问题，每次都让我感触良多，在我遇到所有患者中，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是生活在太空时代，但却把自己性器官遗留在石器时代。”这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大卫鲁本在他的畅销书《性知识大全》的扉页写下的一段话。那一年是1969年，在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足迹的同时，《性知识大全》风靡全美并在畅销榜长盛不衰。
如今人类的足迹马上要拓展到火星，但人们对性的认知发展并没有大过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教化的积累。尤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讳莫如深，闭口不谈才是中国人的性成长中习惯的方式。哪怕是承载着文明精髓的高校大学生，也未能跳出性教育缺乏的命运。而偏居西北的兰大，这所在外界看来孤独而保守，与现代文明若即若离的大学，似乎更为典型地印证了中国性教育土壤的贫瘠。然而这片单纯的环境在一群进步人士看来，无异于性教育的乌托邦。潮水拍岸，在缓慢而艰难的行进中，有人已经开始改变潮水的方向。
无知的纯真年代与来自官方的性脱敏
解释性、乃至谈论性，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闭口不谈才是所谓的“性教育”应有的方式。采访过程中，笔者接触了兰大三个年龄段的人群代表：70后教师，80后心理咨询老师和95后同学们，抛开时代背景和年龄差异，儿时性教育的缺失和对性秘而不宣的探索却是共有的记忆。初中如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的生理卫生课，无意中接触到的医学杂志，网上不定期弹出的色情图片和网址，在大部分男生内部心照不宣地流传的爱情动作电影……没有人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正常的性教育。几乎每个人在向父母和老师询问性知识的过程中都会经历大人们的责骂，从大人们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的背后，我们开始了对性知识的探索，被发现的担心，羞耻感和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快感交织，这些记忆如今回忆起来充满了笑料，虽然这并不值得庆幸。
而兰大，这所60%都是农村子弟的大学，见证了更多兰大学子们在青春时代性教育缺失的窘境。
“第一节课我就问过同学们，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讲座，父母有没有对你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当时只有一个学生举手。包括青春期的月经初潮，我问大家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告诉过你们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会来月经，月经到底是什么情况，都没有人讲过。的一次就是我问到避孕方法，有一个男生举了手，他母亲给他讲过。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缺失到了什么程度。”性与生殖健康课教师党瑜慧面对坚硬的现实颇感到无奈。而这样的无奈，在她参与执教的七八年间，每年都要经历一次。
2007年秋季，兰大开设性与生殖健康课程。十年间，58个班级的5800多位同学完成了这门课的学习并获得学分。而这门课也成为了每年的选课大潮当中被争相抢夺的几门课之一，课程也由最初的18个学时增加到27个。较之一般的选修课第一堂坐满了人，第二堂起就少了一半的窘境，性与生殖健康课则长期维持着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到课率。“我平时不怎么点名，但学生们来得很勤，他们自己的专业课听得都未必有这么认真。”让党老师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电话：“当时有个学生和我说他实验没做完，需要晚十分钟才能到，我说实在来不及就别来了吧没事的，他说一定会到。”而课堂上也不乏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听讲的身影，刘程（化名）便是其中之一。
“当初选这门课，一方面是因为好过，另一方面是真的有干货。”这位在性与生殖健康课堂上从未坐过第二排的男生终于有机会解开青春期就埋下的种种疑问。“我一直对性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但是小时候家里也没有特别地教过，之前也经常上网看书去了解，但是能找到的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少。”刘程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并不会谈性色变或三缄其口，但在刘程的记忆里，关于家庭性教育的片段是稀少而破碎的。渡边淳一的小说伴随了刘程的高中时代，他从中读到了性和人性，却依然没有一个正规而系统的渠道了解性知识。“很多性知识其实是在这门课上才真正了解的，除了艾滋病防治和避孕，我还接触到了很多关于家庭和伦理的性知识，这门课真的非常好。”
事实上，背负着种种性疑问的学生并不在少数，性与生殖健康课题组的老师们总是能收到各种各样的邮件。“有时候我课上讲了一个内容，下课我就会收到学生的邮件。”怀孕，性行为，生殖道感染，包皮过长……这些无法为外人道的疑问终于有了一个合理表达的出口。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交流生林嘉（化名）坦言，在自己的母校从未看过类似的课程，在这堂课上她收获最多的是对性病和性安全的了解，母校开设过食品安全选修课，却从未在性安全方面有过任何指引。
而对于经济院的齐彤（化名）而言，选择性与生殖健康无异于接受了一次官方的“脱敏”：“之前我想问父母一些性知识，每次都会被骂走，他们说这都是不正经的东西，长久以来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想去触碰但觉得羞耻的东西。”高中的时候，她试图通过黄色网站来了解性，换来的是更深层的羞耻感和迷茫。带着好奇和不安，她走进了性与生殖健康的课堂。“老师说自慰也好，性也好，都是非常正常的东西，只要保证安全，对他人负责就是对的。”齐彤终于有了机会去正视与接纳自己的身体和欲望，曾经因为羞涩而拒绝他人追求的齐彤，已经开始享受着恋爱的美好，当被问及对于性行为的看法的时候，她坦率地说：“等时机成熟吧，我希望性在我心里是美好而珍贵的，是和最爱的人一起分享的。”
事实上，AV和黄色网站早已是学生群体之间的公开秘密，一句“有资源吗”会让不少“老司机”嘿嘿一笑，然后心照不宣地扔出一个珍藏多年的压缩文件。“我一直和同学强调不能看这种东西，里面很多知识都是错误的。”党瑜慧老师坦言。而心理咨询中心的赵方（化名）老师也有着相似的看法：“那些网站和A片并不是为了普及性知识，而是让人变得兴奋，表演和夸张的成分比较多，很容易误导人。”赵老师曾接待过几位咨询性问题的学生，这个数字并没有在咨询群体中占很大比重，但他认为兰大的心理咨询建设正处于过渡期，等到硬件软件都完善了会有更多同学来倾诉自己的困惑。“从我了解来看，同学们几乎没有从正规渠道接受过性教育，甚至有的发生性行为之后会茫然无措，不知道会不会怀孕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与其让同学去网上偷偷摸摸找错误的性知识，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孩子们正规的性教育是什么呢？”在党瑜慧老师的认知中，大学时代才姗姗来迟的性教育更像是脱敏和灭火：“晚了，太晚了！性教育应该是贯穿同学们的整个青春的，小学的时候起码要知道生殖结构吧，初中的时候青春期，这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要介绍青春期生理心理的知识，而大学生应该更有侧重，比如性心理伦理之类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之前引发舆论热潮的北师大性教育读本事件，党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自然地告诉孩子这是心脏，这是动脉，为什么不能把生殖器官原封不动地画出来告诉孩子这是阴茎和阴道呢？家长们以为孩子很单纯，长大了自然会懂，其实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你不说他会自己去了解，然后去了解一些错的东西。”在信息渠道丰富的今天，东拼西凑，自学以及由此带来的真假难辨，缺乏系统的性知识，甚至对性的一无所知，是大学性教育课不可承受之重。本应为同学们成形的性知识系统添砖加瓦的老师们，不得不面对一张张空白或乌七八糟的白纸。
相当一部分齐彤们都是在大学才补上了青春期缺失的那一课，自己也得以从蒙昧和羞耻中走出来。兰大有超过60%的农村学子，对他们而言，性与生殖健康课堂，可能是人生当中仅有的接触正确性知识的窗口。“上过课的学生，对性的认知和观念水平，处理性问题的成熟程度，普遍高于没选过课的学生。”来自官方的性脱敏，可能晚了一步，但却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
性教育的非官方试验
在性与生殖健康课堂之外，榆中的性教育环境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这让榆中成为一些学生组织和社会组织眼中的乌托邦和试验场，一场场非官方的破冰试验开始拉开帷幕。黎代胧，兰大红丝带爱心社（以下均简称“红丝带”）的前任社长，便是这样一位破冰者。
黎代胧见证了红丝带不断变化和提升的几年，兰大具有开创性的性教育试验也均由他引入。同性与生殖健康课一样，红丝带起初对性教育的宣传也仅限于艾滋病和性病防治，所有的改变都源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13年的五月，我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的招募启事，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性教育组织，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培养青年性教育组织和社团。当时120多个组织报名，能留下的只有20个，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写计划书并且组建团队。”在玛丽斯特普组织接受培训的过程中，黎代胧接触了LGBT平权，性别平等，亲密关系，同伴教育和安全性行为等先进理念，还深入接触了同性恋群体。回校后，黎代胧和红丝带的成员们以极其先锋的姿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尽管这只是“一次试水，一次理念的引入”，但榆中平静的冰面开始碎裂，兰大的性教育在经历了性与生殖健康课的爆红之后，又一次野蛮生长。
黎代胧最得意的性教育项目——“小书包”传递活动，在榆中曾引起一阵小小的风潮。“小书包”里面包含了防艾，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等内容的宣传册和由玛丽斯特普组织和甘肃卫计委提供的安全套，以宿舍为单位轮流传递观看，图书馆三楼也被安放了“小书包”的宣传材料。“我们总共做了110个小书包，培养了30名志愿者，当时大概影响了两千三百多人，安全套的投放率是100%的，图书馆的材料也有很多同学翻阅。”同时，黎代胧们在每个“小书包”中预留了信封和红丝带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此后关于同性恋，LGBT等隐秘的困惑时常出现在红丝带的微信后台。这场温和而隐蔽的理念宣传，给予了不愿公开谈论性的同学一个了解的机会，较之性教育课的公开和声势，无声无息的影响似乎更有力量。
刘程在百团大战当天被红丝带的一块布满红丝带的展板吸引并加入其中，此前已经在性与生殖健康课堂上收获了足够性知识的他又一次产生了兴趣：“很少看到某个组织或者社团去做性方面的宣传，我觉得很有意思。”进入社团的刘程参与了红丝带几乎所有的活动，并成为了“小书包”的志愿者。作为“小书包”的志愿者，他的任务是帮助传递和扫楼，“先把资料送到一个寝室，让他们传看，一周之后收回然后投递到下一个寝室。”大多数同学对此表示了接纳和欢迎，有的人甚至会找到刘程要安全套。之后“小书包”流传到了医学校区，并发展为社区式的活动，甚至还收到了红十字会的一万元赞助基金，而红丝带也会在每个学期收到来自医学校区的资金支持。
同伴教育也是红丝带的几个标志性活动之一，侧重于发动同龄人的力量，基于同伴之间相似的认知水平和社会背景进行理念宣传。“我们把LGBT啊，艾滋病啊，两性平权这些概念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参与讨论来提高认识。”同伴教育普及的人数是八百左右，影响力还扩散到甘肃农大，西北师大等周边大学，虽然只是观念的引入和意识层面的破冰，红丝带爱心社以先锋姿态为兰大性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当乌托邦撞上坚硬的现实
契诃夫的《套中人》，讲述了一个将社会规矩内化而自我压抑的病态人别里科夫，他主张性爱，但必须待在婚姻的套子里。而他压抑的个性也掐断了爱情的萌芽，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在提及“性”的时候，每个人仿佛也活在套子之中，而以摘掉套子为己任的性教育，在榆中这个单纯得近乎乌托邦的环境下，也不得不与坚硬的现实相撞。
性与生殖健康虽然长期被视作“网红课程”，但有限的课容量和学时并不能满足所有同学的需求，执教性与生殖健康的老师仅有四位，而传统的授课内容也只是填补了同学们长久以来认知和常识的空白，新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并不能从中找到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代表着先锋理念的红丝带爱心社，则艰难行进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中。
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红丝带通常会在这一天在视野广场发放安全套。事实上，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也是同伴教育和“小书包”计划的重要内容，但这个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尴尬处境：“我们没有直接发放安全套，而是通过答题送礼物的方式来发放，或者把它夹在宣传册里，有的人一看到里面有安全套就立马扔回来了，有的人脸色特别难看，还有的人哈哈大笑或者往里面灌水，还说这个弹性不错。这样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在红丝带组织的几次院级的宣传当中，这样的窘况也时有发生。黎代胧招募的团队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从家庭和学校接受过性教育，但他们面对同学们，却无法像自己接受和谈论性教育一样自然，在一次院级培训中，志愿者们向同学们演示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席间有人表示反感甚至有几位同学当场离开。
4.19本是个普通日子，但因为英文翻译为for one nine(night)而被赋予了性方面的意义。红丝带尝试在这一天发放安全套并推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宣传，但仅仅推行了一次就遭遇了被保卫处驱逐的命运。似乎，每一个和安全套有关的活动都注定与尴尬并存。刘程在发放“小书包”的时候，也不免经历这样的场景：“当时有人看到里面有安全套就会笑，好像看这个东西就像讲黄段子一样。”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安全套意味的是性不是安全。”这是曾致力于推行同性恋群体防艾知识普及的张北川教授的话。而兰大，仍未跳出这个认知上的怪圈。黎代胧非常希望每次的安全套发放能引起校媒的关注，但是他们累计发放了一千多个安全套依然没能激起任何舆论。在一些人的认知当中，工作，吃饭，睡觉才是人生的意义，“性”则是无关紧要不足挂齿的东西，一个安全套并不能激起他对性知识的热情，对于自身的探索更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黎代胧颇为无奈：“在现在这个非常多元的社会，LGBT、女性平权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你不去了解你要如何去教育你的孩子呢？还能让我们的孩子做无师自通的一代吗？”
对于“摘掉套子”，黎代胧认为这并非一日之功，性观念的更新是个缓慢的过程，用力过猛反而会产生不良影响。尽管学校对他们的活动并不反对，但他们仍没有开展深入而具体的内容，许多尝试与设想难逃搁浅的命运。“曾经想在视野投影《断背山》，后来学校没同意，我们就和影协商量放映同性恋题材电影，但是来看的人很少。”压力、外界对学生组织的不信任、社团内部的认知断层和部分同学观念的保守，让性教育在兰大的生存空间愈发地逼仄起来。
前几天，号称“中国性教育第一人”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宣布退休，这个背负“递套教授”“性学斗士”等标签的中年男人一生致力于正确性观念和知识的普及并深刻推动了中国性教育的发展。而黎代胧在兰大，也无时无刻不被标签所围绕：“虽然我们的活动做得都比较保守，但我本人在院里因为这个很出名，一提到我，大家会想到性教育，想到安全套之类的。”他并不避讳这些标签，期望它们能帮助推动红丝带性教育的发展，但他无奈地发现，身边的人并不关心标签背后的理念，而是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奇特的人。
黎代胧早已离开兰大，而红丝带的破冰试验并没有如期延续下去。同伴教育和“小书包”也未能摆脱搁浅的命运，只剩下常规的防艾宣传仍在继续推行。红丝带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医学背景，每年换届，主力迁往医学校区，榆中面临无人做事的窘境。而在红丝带日常的培训中，认知和观念的断层就已经凸显。一位曾在红丝带担任过负责人的同学透露：“其实对我们社团宗旨感兴趣的人很少，有的成员本身就对性有所忌讳。”黎代胧在红丝带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但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这份热情贯彻下去：“我培训第一代志愿者的时候，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把所有的授课内容倒背如流，但是到了我的下一代，有的人培训就干脆照着资料念。我们这样的组织没有加分，组织机构也没有学生会严密，全靠负责人来支撑，如果负责人自己都不认同理念，那活动就很难维持。”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性侵事件把性教育又一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有人说父母觉得孩子性教育接受得太早的时候，性侵犯才不会管那么多。但如果我们在谈论性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性侵，是不怀好意的异性和同性，我们该如何和他人与世界相处呢？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从阴茎到阴道的七寸旅程，都曾经在母亲的子宫中生活过280天，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曾经生活旅行过的地方而感到困扰呢？性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贯穿一生的，我们需要性教育，不是为了防止侵犯，而是要懂得如何与性相处并让它为我们带来生命积极的能力。
对于兰大学生而言，一生中最有可能获得这份积极的能力的地方只剩下校园这片三角地。在社会对于性在教育中的意义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将同代人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传递给更多赋有智慧和洞见的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留下的东西。这是一个关乎价值观选择、人际关系处理的整体系统，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某一些知识点；重要的不仅是科学，更是心理学、社会学。兰大性教育，以开垦乌托邦的姿态出世，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缓慢前行，有的困局，或许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得以破解，而摘下每个人心中的套子，更需要无数破冰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