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兰州纸媒：风雨二十年
文字 | 王雪瑶 汪文琪 李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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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 | 梁凝湖
责任编辑 | 张雅迪 刘睿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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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5月12日，发表在《江西政读》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一个亲历汶川大地震救援记者的十年记忆》，把魏建荣拉回了事发时。当时由于限制前往灾区媒体团队人数，他主动请缨但没能被批准，转而通过前线同事的口述做了些间接报道，而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看完这篇文章后，他就没闲下来，给老同学打电话、向一个圈子的同行打听消息，4天后，他终于算清了一笔“账”： “我算了算，当初，我的同学里在地震一线采访的一共有十个人，但现在回过头来，跟你说，这十个人，没有一个还在新闻岗位上的。”
2000年9月，魏建荣进入兰州大学新闻系学习，加入成立刚满一年的系报《西北角》，成为了一名学生记者。
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新闻”这个专业，“从小喜欢看新闻，所以就选了。”同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每年的11月8日定为记者节。11月17日，兰大新闻系第一次举办了记者节庆祝活动，这是19岁的魏建荣的第一个记者节。
“国家过了多少个记者节，我就过了多少个记者节，今年是我的第十九个记者节。”现在38岁的魏建荣说。
也是从那一年起，中国都市报急速发展，这股风一直吹到西北内陆的兰州，金城在大环境推动下，形成三大都市报鼎立的局面：《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而对甘肃省级的广电系统行业报——《甘肃广播电视报》来说，都市报的兴起给它带来不小的冲击。此时距离它创下47万份的发行纪录，刚刚过去六年。
“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社能达到，这是个什么概念？兰州发行量最大的一家都市报，期发行量也不过10万份左右。”这是老“甘广报”人的骄傲。
但市场难以预料，等到2005年7月份，魏建荣大学毕业来到《甘肃广播电视报》时，自己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他会“历史性”地遇上这个甘肃报业曾经的“龙头老大”第一次发不出员工工资的状况。而从此以后，这基本上成为了常态。
印刷费、发行费、采编费、人员工资、办公经费，都指望着从这份一周一期、一期30个版面，售价五毛钱的报纸上出。但其实，“每卖出一份报纸，社里就要亏两三毛钱”。每期最少五万的发行量，“你算算我们要亏多少”。
通过低价发售以扩大发行量、吸引广告商的青睐是当时每家报社的真正目的。“报纸卖给读者，再把读者‘卖’给广告商，这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二次销售’。”魏建荣解释。
广告商要排队打广告的“晨”、“晚”、“商”三大都市报压价更狠：为了顺应“厚报时代”，报纸动辄七八十个版面，成本至少两块，但每到下午六点，兰州市民可以用五毛钱打包买到全部三份报纸。
这样的压价竞争，给《甘肃广播电视报》带来的，是巨大的财政压力。
2008年，27岁的魏建荣结婚了，正处于人生中的起步阶段。但有半年的时间，他没拿到一分钱工资。“那时候大家开玩笑，我们报社的男同胞都是吃软饭的，需要另一半来养活家里”，有些事、有些话，也许只有真正过去了才能笑着提起。
当时报社一有钱，立马拨给印刷厂，对此魏建荣解释道：“ 不给钱人家就不给你印，不印就整个断了”。报纸不能停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报社办公楼内宣传标语
同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广播电视报都面临窘境。但另一边的都市报正经历着发展的辉煌时期，遍地开花。
2006年6月，还没毕业的吴永隆进入《鑫报》实习，在新闻理想和对记者这个职业美好想象的激励下，他在同期实习生中表现突出，“我那时候比较努力吧，经常上夜班，也兼顾广电新闻”。3个月后，他越过见习期，直接从实习记者转为报社正式员工。
此时的《鑫报》已成立近四年，同之前的《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齐名，并称为兰州的“四大都市报”。
从《兰州晚报》主编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杨重琦找了五百万的投资，再从业内相熟的同行和老东家那里挖来了不少人才，《鑫报》开始慢慢立足。由于是民间资本办报，《鑫报》在人员管理和内容制作方面受限较少。“那时候老杨看准了城市建设、乡村城镇化这一块，我们的报道也主要针对这方面。”
2010年4月8日，《鑫报》以《沿黄河再修一条滨河路》为开篇，用二十多个版面对兰州依河建路的可行性做报道，最终推动了滨河路环境治理和黄河风情线设施完善。
报道内容可读性强为《鑫报》带来的直接收益是大量的读者群和广告商。
2010年，同期其他都市报的工作人员普遍月薪2000元，而作为《鑫报》记者的吴永隆，最高收入可以达到近5000。但这是不断增加个人出稿量的结果，“我那个时候也挺拼的，每天一睁眼就有稿子要写，一周出两、三篇大的社会深度和数篇时政新闻，经常深入基层一线。”
可即使这样，吴永隆的经济收入放在全国整体行业内，仍处在中下游。据业内人士透露，同时期，姑且不与媒介发达的南方或沿海地区相比，即使同处内陆的西安，一家报社首席记者的工资平均也在7000以上。
“但是不得不说，《鑫报》当时真的是有一批很优秀的新闻人的。”王明录曾经在《鑫报》有过两年工作经历，“陈海就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记者，但实在可惜了。”
2009年7月6日凌晨1点，青白石小坪村木器厂突然烧起了一场大火，《鑫报》摄影记者陈海收到消息后赶到现场。但在深入事发区域，拍摄更清晰的照片时，他不小心踩到了一段裸露的电线，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7岁。
在事后问责，有人提出陈海并没有接受派遣，是私自赶往现场，不能算作因公殉职时，王明录气得涨红了脸：“咱们作为新闻人不能说这种话，事发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不存在派不派，都是大家睡觉的点，谁派？陈海作为一个社会新闻类的摄影，发现新闻了，第一时间赶过去，这是尽职，不能不承认是因公殉职。”
“当时陈海大哥的葬礼，我们都去守夜。”吴永隆说：“因为事情发生得突然，身边的战友就这么没了，平生第一次感觉危险距离自己这么近。”
在事发后的一周，兰州媒体集体失声。据业内人士告知，市委、省委宣传部给各家媒体打电话通知，不许报道“陈海事件”。从《成都晚报》赶来的记者因为跨省报道，违反了政策，也没能有所收获。
“媒体人一直在为社会的正义鼓与呼，是吧？但当我们危难的这一刻，怎么就这样了呢？”王明录苦笑着。
他曾经主导武山县政府相关报道，采访车在当地被扎爆胎五次，最后还是撒了谎，“就说有急性胃溃疡，要赶紧去医院”深夜才从住的宾馆跑出来。“司机给我报信说宾馆前后都有人围着，一定要开车走。坐在车上，开车的师傅说我们干的活也太危险了。”但就这样，他也没想过不干，“我相信我的工作”。可是陈海的事情让他开始有点怀疑了。
2013年，新媒体时代来临，都市报的市场仿佛刚经历过一场台风，七零八落。
一年后，作为首席记者的吴永隆离开了老东家，回忆起临走时，“最后就剩了二三十个人吧，工资也没办法正常发。”他眯着眼看着前面。正值暮春，24℃的兰州，气温舒适，下午的黄河边，水汽带走了最后一丝炎热。12年前的这个季节，他第一次踏入《鑫报》位于张掖路步行街的办公大楼。
“那时候，记者部是一个打通的大厅，社会新闻部、时政部、调查部，总共五个部门吧，都在一起（办公），光记者就六七十号人。”要是算上编辑和管理层，总共两百多人，“都是年轻人，特别有激情，有新闻线索大家会去抢，写稿子的时候都是电脑噼里啪啦打字的声音。一到下午，大家排队用一个打印机，稿子不断地、唰唰唰地从机子里印出来。”他双手十指交叉支在下巴上，“那时候真的特别好。”
吴永隆离开一年后，《鑫报》纸质版不再发行。
“每日甘肃网”网站显示，《鑫报》相关页面于2015年停更
而与此同时原本势微的《甘肃广播电视报》却成功抓住了一个契机，准备好迎接一场“断尾求生”的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甘肃省天水大地湾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为甘肃带来了一个“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可能，“不都说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嘛，但这个事情如果被广泛认定，那就是八千年的历史。”魏建荣说。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甘肃在与陕西、河南两省的竞争中胜出，2013年时，获得了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工程。
经济方面先后有“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政策扶持，而文化领域仍为空白。一历史机遇下，报社领导班组决定：注销原刊号——《甘肃广播电视报》的发行冻结在2013年，成为历史。由原班人马打造一份全新刊号、全新内容的《华夏文明导报》应运而生。
“入行十几年，从来不敢说稳定，现在还在尝试。如果当时不改，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是什么，而现在，我们的未来还不确定，起码还可以努力。”新报创刊后，魏建荣他们搬到了原来12层办公大楼旁边一栋新装修的三层小楼里，“如果还是原来那样，你眼睁睁地都能看到自己是怎么死的。”
那栋12层的大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甘肃广播电视报》在最辉煌的时候，自己买地皮、找建筑队盖起来的，现在，为了节省一切不必要开支，搬进小楼后，老楼就全部被租了出去，人员也压缩到30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房租收入帮了我们不少忙。”魏建荣说。
但这场“断尾求生”不是仅从12层砍到3层的办公楼这么简单。
“老报创立30年来，我们真的有一批老粉、‘死忠粉’。”最久的读者，已经追随了他们30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电行业垄断资源，《甘肃广播电视报》的一大特色是：从中央到地方各卫视的电视节目单。对不会上网查询电视节目信息的老年人来说，外面新媒体的风刮得再大，只要有一份《甘肃广播电视报》在手里，就能知道什么时候、哪个台在播什么，安心看电视。
“有一次我们开读者座谈会，来的全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这其实是一件挺可怕的事。”魏建荣拿出一份原本的《甘肃广播电视报》说，“如果这个最后一个看电视的人都走了，我们这份报还有人看吗？”
“但是办了几十年的报，真的有一份情结在，我们不办了这些老读者怎么办”魏建荣压低了声音，“我们真的想把这最后一批读者服侍好，陪他们好好地走到最后。”他最后补充了一句“把他们送好”。
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副总编位置上他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十年前一份想换就换的职业，而是事业和责任，几十号人要靠它吃饭。人啊，对自己的职业还是要有一种敬畏感和忠诚度。”
新创立的《华夏文明导报》对魏建荣来说，“像自己的孩子”。从申请刊号、定位设想、审核审批、找合作方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到真正落地，他们用了两年时间。
今年一月，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一次商业活动的演讲——《时代扔掉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里面提到：“央视将会是最后一个大众媒体”，这让魏建荣想了很多。
“现在已经不是做大众媒体的时代了，而是窄众化、细分化，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还不如专做一个领域，做精做强。”《华夏文明导报》不面向大众发行，专门与政府文化类部门合作，做成另一份“文化行业报”。
《华夏文明导报》临街的广告牌
“大家不是没有新闻热情，我这辈子就想好好做一篇新闻，但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环境不允许。”王明录已经彻底跳出新闻业五年了，从事文化传媒、商会内刊一类的工作。两年前，他把吴永隆介绍到了他曾经工作的一家文化创意类公司。
“还是很感谢这个行业，它不是没有回馈我，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就像现在，我依然在用它教会我的东西谋生。”吴永隆说“鑫报”这两个字永远都在他的简历上。
“如果能有现在工资待遇的80%，我还是想回去做新闻。”王明录24岁时，1994中国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报业类法规，他和几个同学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报纸，骑着自行车跑广告的路上，他遇到了真正的记者，“是带着记者证的‘正规军’”，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想做记者。30年过去了，每次大小活动他都把官方发的通行证、许可证留下来，攒了一盒子。但那张由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他一直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
被问及半年不发工资，有没有过转行的打算时，魏建荣皱着眉，翻了翻手中需要他签字三审的报纸样板，“社里的人来来去去，不是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总觉得自己就是干纸媒的。”
新媒体的弊端开始暴露，可信度存疑，“可报纸做不了假，白纸黑字。”魏建荣相信纸媒的公信力，也相信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可是……你知道当初采访邓小平的那个女记者吗？”魏建荣话锋一转。奥里亚纳·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 “你看做新闻，西方的一些记者，资历越老越吃香，五六十岁，还跑在一线。” 1980年采访的邓小平时，法拉奇51岁。
“但是你看中国，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后，都在往管理层走，要给年轻人让位置啊。”魏建荣两手一摊，“注意到两会的记者采访了吗？几乎全是小姑娘小伙子，是有冲劲、能闯，但缺乏一些基本的应变能力和人脉资源。有时候采访，需要掌握大量的人脉、社会资源。”
而老记者的让位，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魏建荣提到，“被动的是，年轻人来了，要给人家腾位子。主动的是因为觉得自己都这个资历了，还冲在一线干什么，怎么也该换个岗位坐坐办公室了。”
这样的断层，是一种资源的损失。
“王克勤你们都知道吧，从甘肃走出去的一位深度调查记者”王克勤，中国当代调查类记者，“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但是他那批的深度调查记者退了以后中国从事深度的人少又少。”
为什么？
“深度调查，要他这样的年龄才能做精做好。”王克勤成名作《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2001年发表时，他37岁。2013年，49岁亲自操刀揭黑报道《暴雨失踪者》被劝离原本所在的《经济观察时报》时，是他距今最后一次在媒体任职。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有资历、有能力的，又没几个继续跑在一线。”这个问题让魏建荣觉得很困扰，“传统媒体，是以深度报道见长，但现在的深度报道，很少有拿得出手的。”他提到，汶川地震之后，是社会反思类报道的最后一个井喷期。而现在，新闻作品本身的质量的下滑，是实打实的。
落实到兰州本地，王明录提到：“地域各方面、尤其经济的落后，导致留不住人才。”据业内人士告知，兰州原“四大都市报”80%的人员主要通过社会招募，“记者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直到上岗，才开始边工作边学习基本知识，哪里写得出好作品。”
在这片土地上，纸媒、纸媒人的未来是什么，仍是个未知数。
魏建荣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