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守杰 王运来：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文本及行动转化研究——以香港3所大学为例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7.11.05
摘要：大学战略规划是自身组织对未来环境的应对策略。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的战略规划包括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要素和发展保障四个方面的内容。大学战略规划是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综合环境、技术、资源配置等形成的；合乎大学组织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和认知建构将有助于规划文本转化为集体行动。我国内地高校可通过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推进基于特色学科的项目建设，增强保障机制的针对性,促进战略规划向集体行动的转化等方面研制战略规划。
关键词：香港高等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是大学办学理念转化为办学实践，指引组织发展的行动纲领。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科学规划大学的组织行动不仅有必要，而且对大学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选取香港3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规划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期揭示其中的逻辑规律，探讨对内地高校的启示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启动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研究也备受关注，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三大问题：“其一，何谓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其二，‘双一流’的标准是什么；其三，如何进行‘双一流’建设”。然而关于一流大学到底如何行动，如何将办学理念转化为办学实践的探讨，尤其是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研究有待加强。
大学的战略规划即大学的行动纲领，它是将办学理念转化为办学实践，从而推动自身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学战略规划是自身组织应对未来环境，谋求发展之策。一些西方国家正尝试把学校整体规划分成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策略规划(tactic plan)与行动计划（action plan）3个部分：其中战略规划5～10年，策略规划一般是3年，短期计划以1年为主。战略规划是“一种带全局性的总体发展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分析、战略目标、战略主题、战略转变、战略行动等”。战略规划的制定，必须站得高、看得远，确立明确的办学理念和明确的发展思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在香港高校的语境中，“策略计划”并非西方国家中的策略规划(tactic plan)，而是指大学战略规划（内地也称为“大学发展规划”）。首先，香港高校的策略计划所对应的英文为“strategic plan”，即对应西方大学的战略规划；其次，规划周期一般为5年左右，部分规划的周期为10年。因此，香港高校的策略计划即为大学战略规划。大学战略规划，是大学指导自身行动的纲领，是对未来环境的应对策略，包括四部分内容：学校现状分析、发展目标、发展要素和保障系统。它是组织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调适，是一种基于历史与现状，面向未来的应对策略，其一般为5年期的战略规划。从大学战略规划的功用上看，其对大学明确办学定位，凝聚办学特色发挥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大学战略规划是为了促进特色凝聚，品牌打造，实现自身行动的有效性，达成目标的目的性而进行的一种纲领表达。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围绕着大学组织的“发展”这一主线概念来阐述大学战略规划的维度：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要素和发展保障。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它们在2017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分别名列49位、76位、119位，在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分别名列36位、44位、55位。虽然香港还有其他世界名校，但是由于其战略规划周期等原因，故未列入分析。以下将从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要素和发展保障对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3所高校的策略计划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揭示大学战略规划的逻辑生成与集体行动达成，并探讨对内地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通过战略规划推动自身发展的启示。
二、香港3所大学战略规划的文本分析
本研究从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要素和发展保障对它们的战略规划进行分析。（见表1）
（一）发展环境
大学发展环境是指影响其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环境。所谓大学的发展环境分析，是指在制定大学战略规划时，对大学未来一段时间发展做出环境分析，并描述环境图景。进行环境分析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远景之梦，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环境历史脉络分析，即结合大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确定大学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方位。由表1可知，香港3所大学的发展环境分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回顾和分析大学发展的历史和传统，认为过去的发展为大学的再次前进奠定了良好基础。如，香港中文大学特别强调——“传承必须延续，我们的传统也必须在日常的校园生活和活动中，身体力行展现出来”。其次，大学发展处于世界环境中，全球化对大学影响巨大，这是大学无法回避的发展环境。再次，科技竞争激烈，大学扮演更加重要的知识转移角色。因此，大学是基于历史传统，面向全球，汇集人才和智慧促进全球性的知识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机构。
（二）发展目标
大学战略规划中的发展目标是指大学对自身的组织目标分析。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具有组织目标。具体到每一所大学，则有其自身的、颇具特色的发展目标：学校的性质、类型、特色和水平等。香港3所大学的发展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明确学校性质。香港科技大学体现出较明显的多科性；香港城市大学以多科性专业教育及研究为主并重视综合性。香港中文大学明确为“综合性”的大学。其次，确定办学类型。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体现出更多的研究型大学特征；香港城市大学则是提供卓越的专业教育和研究的大学，兼具教学与研究特征。再次，确立目标水平。香港科技大学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为发展目标；香港中文大学以立足香港、关注全国、面向世界，研究型、综合性的一流大学为发展目标；香港城市大学则追求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学。由此可见，香港这3所大学都对学校性质、办学类型及目标水平有着明晰的分析和认识。总体而言，它们在明确性质和确定类型之后，以世界一流、全球领先为发展目标。
（三）发展要素
发展要素可以说是大学战略规划的主体部分，是大学发展目标的具体化和重点化。要实现大学目标，就需要依托一定数量的具体工程，而这些工程又是大学发展的关键，包括一系列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和重点打造的领域。香港3所大学的发展目标分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确定具有特色但并非面面俱到的发展要素。如香港科技大学确定人才、教育及研究领导者、创新创业等发展要素。香港中文大学从“培育孜孜奋学的世界领袖、高端创见”“影响广远，造福社会”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方面着手。香港城市大学则包括了学生学习和职业发展，研究与技术转让，师资队伍招聘，奖励和维持，校园规划发展，全球化，学校品牌、形象和文化等方面。其次，各校重视吸引一流的、来自全世界学生和教职员工。如香港科技大学提出要招收和吸引一流的学生、教员和职员；另外两所学校亦将人才列为重要的发展要素。再次，突出重点学科领域。香港科技大学重点在大数据、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机器人技术及其自动化，创新创业等领域。香港中文大学重视中国研究、转化医学、资讯与自动化、环境与持续发展等领域。
（四）发展保障
作为一套制度体系或者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均不能缺少“保障”服务。对于大学战略规划而言，发展保障主要指为了推进发展目标的实现，优化发展要素，进行有效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供给及配置，并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规范的制度形式提供的保障。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在战略规划中的发展保障包括：第一，依据自身特点和发展目标确定发展保障机制。尽管香港3所大学并非全部将发展保障作为策略内容单列于大学战略规划之中，但总体重视配套措施的重要性，并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第二，建设人力资源制度，重视其对大学战略规划推进的积极作用。如香港科技大学注重维持和发展管理人员及非学术人员；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建立人力资源实力及配套制度；香港城市大学开展团队建设。第三，建设品牌校园支持规划实施。香港科技大学为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一个可持续和鼓舞人心的校园；香港中文大学改进校园基建及信息科技的配套，以配合信息时代的学术发展需要；香港城市大学通过完善治理，扩大城大品牌影响。
三、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特征与逻辑
（一）战略规划的特征
综上可知，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战略规划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洞悉全球环境及技术变革，进行发展环境分析。大学于西方肇始即可视为一个国际化的机构。当今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乃前所未有，技术变革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深刻地影响到大学的人、才、物以及信息与管理等方面。分析全球环境及技术变革是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基础性工作。第二，面向世界的卓越目标。香港3所大学均以世界一流，全球领先为发展目标。这是它们在结合组织现状和环境分析基础上所确立的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卓越追求。第三，独具特色的发展要素。香港3所大学各具特色，香港科技大学突出“科技”，香港城市大学注重“专业教育和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彰显综合性。因此，它们在大学战略规划的主体部分选择重点推进的学科领域及项目时，均基于自身特色，选择代表性的发展要素制定项目计划。第四，有针对性的发展保障。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为进行有效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供给及配置，制定了诸如人力资源、品牌校园建设等计划、制度来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实施。
（二）战略规划制度逻辑的生成
大学战略规划是特定条件下，组织对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建构为组织发展策略的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制度。大学发展规划的移植和本土化是大学发展规划制度起源的供给方面。西方一些大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问责需求，为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绩效，往往较为注重通过大学战略规划以使大学朝一定的方向发展。中国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区域性的大都市，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具体体现在师资、学生、校园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如香港科技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许多指标都很出色，“国际化的特质是其一大优势”。因此，香港高校具有移植并将大学战略规划本土化的良好条件，实现了制度的供给。进行环境分析和自主研制规划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需求。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是大学发展遭遇的突出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此外，香港这3所大学在战略规划中强调肩负社会责任，关注社会需求，提高高等教育的绩效。它们均对发展环境复杂性和全球技术变革进行分析，以期对发展环境和竞争甚至是不确定性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在竞争环境中发挥大学的自主性，积极主动推进战略规划的研制。从而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综合环境、技术、资源配置等形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
（三）战略规划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路径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的战略规划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规划的文本呈现，同时也体现出对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的关注，以增强有效性。大学进行战略规划是基于自身组织特性的规划，并非其他组织特征的规划。因此，大学需要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并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建构，谋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使战略规划“成为学校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使战略目标转化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愿景，使战略规划落实为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合乎大学组织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和认知建构将有助于大学战略规划转化为集体行动，提高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1. 制度安排。大学既是学术性机构，又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组织机构；大学战略规划是以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为目标的集体行动。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都将卓越的科研作为集体行动追求的关键目标，在各个具体的重点或特色学科设置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外，注重公共利益，即社会及公众的问责促使大学获取资源的同时，提高高等教育的绩效，正如香港城市大学强调关注“公众问责需求，扩大高等教育的作用，学生、家长和雇主的高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战略规划兼顾了大学人（教职员及学生）的同质性与公共利益性，从而以自主组织与治理作出制度安排。
2. 组织保障。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与力量。大学战略规划既是文本，又超越文本。要超越文本，落实到实践，需要有实践指向，并为集体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首先，实施以重点推进策略的“选择性激励”。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都选择部分学科领域进行重点推进的实施策略。一方面，分解了大学在一流大学推进过程中的整体目标，承担目标的子组织系统（学院、学系或学科平台）规模较小，对组织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一目了然；同时也实现了分层，回到基层学术组织。另一方面，既然是选择了部分学科领域作为重点策略进行推进，在权力、资金等分配上必然会有所差别，也由此拒绝了平均主义，从而促进产生选择性激励的效果。其次，通过制度的作用，解决组织及其行动的合法性。大学战略规划既是大学的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制度。大学战略规划及其各项重点学科领域策略，配套的财政、资源支持制度等解决组织及其行动的合法性。再次，大学战略规划中的重点项目策略、配套制度以及关涉全体教职员的发展制度等都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无论是选择性激励还是其他的为实现战略目标，通过大学行政的带有强迫性的制度，旨在驱动教职员参与到集体行动中，保障集体行动动力的产生。
3. 认知建构。集体的制度安排抑或组织保障的实现，需要通过行动者的认知得以体现，即认知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支持。首先，以“符号化”为战略规划动员起点。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在学校的性质、类型、特色和水平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符号化”特质塑造，能够较好地对相关群体进行动员。其次，增进大学人对于战略规划的认同。在大学战略规划中的使命与愿景中，较为充分地体现大学人（特别是学术人员和学生）的重要性，有助于使科研与教育受到师生的认同，特别是激励学术人员积极投身到学术研究活动中，并将自身学术事业与大学发展事业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自我实现和组织发展。再次，增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大学战略规划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权益主张，从而获得各利益群体的信任，形成战略实施的合力。如香港城市大学与委员会成员、资深人士等共举行了12次会议，征询意见，收集建议，形成概念框架。之后，通过一系列面对面会议与、院长、学生、校友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征求意见，并向教职员工发出邀请函请他们通过在线平台提意见。香港中文大学则与学院、学生、校友、非教研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分协调、阐述、定稿三个阶段筹划讨论，其中协调阶段期间，共举办7场咨询会。最后，培育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利益观。正确的利益观对大学人发展和组织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是参加集体行动的观念指引。从香港这3所大学战略规划中的文本中可知，在最终目的上都强调回应公共需求，为人类谋福祉。并且，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获得，如校园环境和住房、办公实施设备与网络体验、教师职业发展与奖励等。在大学战略规划中倡导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培育大学人形成正确的利益观，为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协调，激发个人的组织参与，使战略规划落实为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提供一种内在的观念认知支持。
四、启示
在积极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香港地区的这3所大学的战略规划在以下五个方面对内地高校树立科学的办学理念，重新整合资源，实现规划文本到行动转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大学战略规划对于凝聚办学特色具有重要作用，正如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所言：“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大学发展目标离不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即依靠一定的国家、地区而生存发展。香港科技大学助力于香港经济发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力争世界一流，全球领先；香港中文大学立足香港，关注全国，面向世界，以研究型、综合性的一流大学为发展目标。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目标的研制过程中除了关注是单科性、多科性或综合性等大学性质之外，还需深入分析大学如何坚持、体现中国特色，又面向世界，从而确定大学发展的综合水平，确立以“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２. 推进基于特色学科的项目建设。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凭借它们的学科闻名遐迩，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耶鲁的法学学科，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学科，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的教育学学科等。香港3所大学在进行大学规划时也非常重视建设重点学科、领域。如香港科技大学的重点领域是大数据、机器人技术及其自动化等，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研究、转化医学等设立策略性研究主题。可见，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学科构成上，必定有一批或若干学科是世界一流学科。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面向世界一流的大学战略规划的实施需要若干重点建设项目的推进。这些重点建设项目的筹划应是在特色学科、优势研究领域中进行筛选和设立的，以优势学科或优势学科群为依托。需要注意的是，重点建设项目并非全部为优势学科领域，也需扶特扶新。那些对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展有重要意义或者极具特色的学科，亦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在战略规划中重点关注。
３. 增强保障机制的针对性。保障机制是按照制度体系功能划分出来的概念。对于大学战略规划而言，保障机制是大学战略规划这一制度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3所大学在总体上都重视配套措施的重要性，并根据大学战略规划的环境、目标、要素等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内地高校总数较多，除了在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建立完善“双一流”建设保障机制之外，大学自身也需加强保障机制的建设。首先，建立统筹协调机构，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正常、有序、高效研制、推进和评估提供组织保障。其次，保障机制围绕重点建设项目，在人、财、物及信息等方面的配置进行精准式、大力度地投入及配置，并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再次，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拓宽资源渠道，如吸引校友、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等，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推进提供资源保障。最后，保障机制不仅要关心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中的各项“工作”，还要关注文化和人。组织革新与最终结构重组，需要领导能够接受和制订新的定位和决策，提高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洞察力，驱使学校适应变化与拓展生源渠道，将革新制度化以创建新的校园文化。香港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较为注重关注师生的校园文化和环境，教职员工的需求等。内地高校在研制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时应引起关注，即重视教师、学生和员工的需求，并将其作为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４. 促进战略规划向集体行动的转化。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的战略规划在规划中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谋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愿景，使战略规划落实为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大学战略规划是大学运行的重要内容，战略规划不仅是形成文本，更重要的是形成和转为各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内地高校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中，不仅要考虑外部环境和技术革新的变化，更需要充分考虑大学的组织特性和利益相关者，形成各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首先，深刻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在大学战略规划中，充分地认识和解析大学的组织特性，将大学的公共性和学术性结合，整合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明确战略规划目的。其次，重视由文本形式的规划到各利益群体集体行动过程的转化。大学战略规划无法形成和转为为各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将成为“空中楼阁”，终究是“纸上谈兵”。因此，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主张和利益诉求，从制度安排、组织保障和认知建构等方面激发各利益群体的参与意愿，提供持续参与的动力支持，促进大学战略规划转化为集体行动，从而提高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全守杰，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江苏镇江 212013；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江苏南京 210093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11期第2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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