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评价一篇论文的质量优劣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二是内容，形式主要指文章的语言表达；内容又可以分为两个更小的方面，一是内容的对错问题，二是内容的价值大小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内容错误可以看作是价值为零，也属于内容价值大小范畴，内容对错和内容价值是交叉关系，为了使评价标准操作更方便，只能进行硬性规定，我们的意见是把内容价值大小建立在内容正确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二者就是并列关系了。
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模仿严复“信、达、雅”的说法，对语言表达、内容对错、内容价值这三个标准进行简化，语言表达其实就是语言是否通达的问题，可以称为“达”；内容对错就是内容能否让人信服的问题，可以称为“信”；内容价值就是内容有大作用还是小作用的问题，可以称为“用”。考虑到“信、达、雅”在中国影响之深远，我们把“达、信、用”的顺序调整为更顺口的“信、达、用”。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介绍“信、达、用”这三个标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信”是指学术论文的内容要正确，一篇学术论文看似内容繁复，其实可以分解为前提、过程和结论三部分，即在一定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方法得出一个新结论。当然，一篇论文不一定只有一个结论，可以是多个小结论的综合。前提真实很重要，因为在错误的前提下进行研究，只是浪费精力，其结果是空中楼阁，经不起科学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材料就是一种前提，要特别注意伪材料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伪材料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避免。桑兵就说过：“各民族相传之上古史，大都有逐层增建的过程，如筑塔，如积薪，时间越后，附加越多，虚伪成分越甚，真相反不易得。”伪材料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正确性，“不能从伪材料中发现真历史”。因此，对于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材料，作者都要认真辨析，不可大意。还有一种情况，伪材料是一种主观故意。当下很多学科喜欢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有的问卷是无法保证质量的，被调查者往往花一两分钟随便填写，应付了事；有的问卷是数量有问题，明明收回几十份问卷，为了显得结论更科学，调查者会夸大样本数量。这些情况调查者都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投稿时不用提供调查问卷的原始材料，所以往往会蒙混过了评审关。笔者曾经咨询过几个搞语言调查的学者，他们怎么会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内把一个乡镇的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完呢？很多学者也做过田野调查，知道其中的艰辛，我们不否认大部分学者的田野调查非常认真，但编造数据的情况确实存在，此后，作为编辑，笔者对于调查问卷类的论文特别警惕，有时候宁可相信深度访谈法。理论也是一种前提。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习惯以某个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但对理论本身不作验证。无论是什么样名人提出的观点，如果不作检验地直接引用，就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错误。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词汇化为例，研究第一步要确定研究对象的确是双音词，很多学者采用的双音词判定标准是扩展法，笔者2010年就提出扩展法是错误的，人们可以说双音词不能扩展，但不能说不能扩展的双音节成分就是词，例如双音节成分“我的”和“饱了”都不能扩展，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词，原因就在于扩展法违反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原则。所以说，不要轻易相信学术界已有的理论，即使所谓的学术界公认理论也有可能是错的，错误的理论前提自然推不出正确的结论。研究过程的正确性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研究方法大都是适用于所有学科的，如文献法、访谈法、定量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也有一些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非常窄，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学科，如义素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就不能保证论文内容的科学性。目前在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使用上，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赶时髦，例如定量研究法的使用，朱佩娴就说过：“现在一些研究者对定性研究不甚在意，对定量研究却情有独钟，无论什么研究课题一上来就想先贴上个‘定量研究’的标签，以显示‘实证’‘权威’，却对‘有无’或‘是否’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实际上辛辛苦苦研究的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学术界生搬硬套国外理论的现象最严重，好像有了国外理论，论文一下子就国际化、高大上了，可以唬住评审专家了。二是前后不对应，一些作者在论文前面罗列了一些研究方法，然后在后面总结说就是运用上述方法得出了研究结论，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和具体的材料一一对应，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成了“两张皮”。学术研究中的每一个结论，无论是小结论还是大结论，都必须是创新的，否则这个研究就没有价值了。所谓创新，就是说这些结论往往是对学术界已有观点的否定，要么是部分否定，要么是全部否定。任何一篇学术论文都离不开对已有研究的批评，批评的对象可能是刚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也可能是某个领域的知名专家，还有可能是自己的同事、同学或老师。再知名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之所以平常写文章经常引用名人大家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确率高，而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9]所以，知名学者被其他研究者找出不足也不是丢人的事情，学术的进步就在于不断的否定。因此，论文作者要恪守学术原则，只向真理低头，不能掺杂个人私心，客观地去呈现研究结论；评审专家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论文观点和自己或自己师长不同，就非我族类，格杀勿论。“达”是指学术论文的语言准确流畅，杨树达也持此观点：“《仪礼》八《聘礼篇》云：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树达按：达谓明白晓畅，辞能达意也。”学术论文的语言通达主要体现在词汇和篇章结构两方面。首先，不能出现错字别字。就目前学术论文作者群来看，博士学历或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是主体，一篇论文不至于错别字连篇，但有的文章还是错别字不少，这样会给评审专家造成科研态度不认真的印象，从编辑角度看会增加校对工作量，论文会因此影响录用。其次，词汇要平实。从语体的角度看，学术论文属于科技语体，“科技语体要求表达上准确、严密、简洁，不追求语言艺术化。”[11]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文章，语言学专业论文中运用的词汇不少属于文艺语体范畴，出现诸如“疏离、狭促、期冀”等词汇。虽然学术论文属于科技语体，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专业术语，我们的观点是，除了必须使用的概念性专业词汇外，能不用专业词汇的地方尽量不用，因为学术论文的读者不能仅限定为本专业的人，甚至是本专业的某一部分人，否则就是画地为牢，会影响学术成果的扩散度，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应该让不同专业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启发。潘文国曾经说过：“语言学的‘繁荣’基本上还是‘圈内人语’,圈内人谈得热闹,研讨会开了一个又一个，但圈外人几乎一概报之以冷漠。除以语言研究为职业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对语言学感兴趣。”我们认为，语言学之所以面临如此处境，跟语言学论文的语言使用有一定关联，过多的专业性术语把很多其他专业的人拒之门外了，其实，其他学科也想通过语言学转向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很多学科中概念不清的问题都是语言问题，其他学科中想了解语言学专业的学者是非常多的。笔者的专业就是语言学，近年来已经意识到了论文写作语言的重要性，所以经常告诫自己，论文不能只写给语言学专业的人看。笔者2013年发表了《定量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以语言学为例》一文，在讨论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质量互变规律时，发现这个规律是错误的：质的概念不应该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应该定义为：“事物内部一种质态区别于其他质态的内在规定性。”否则就和质变的概念相矛盾。“质量互变规律”的说法也不妥，应该修正为“量变质变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规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重要性远大于语言学专业，如果预设的读者仅仅是语言学专业，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篇章结构的“达”，就是指什么样的文章结构才能让评审专家最方便阅读，从而第一时间抓住论文核心观点。我们的意见是，根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结构，大部分专业的学术论文主体都是由这三大块构成的。学术论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解决学术问题，也就是学术界平常所说的论文要有问题意识。先把问题摆出来，才能吸引评审专家的眼球，如果评审专家阅读了半天没有找到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失去阅读兴趣，再有价值的文章也容易被遗弃。笔者在审稿过程中就碰到过这样的文章，论文开始就大段介绍某种理论，大多是国外理论，后面才说解决什么问题，不符合问题优先的阅读习惯，感觉很别扭，我们认为，这些国内外理论可以作为策略，放在解决问题部分。学者们在讨论学术论文评价标准时一般都不会忽略语言表达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大都语焉不详。例如张积玉认为，学术论文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结构合理，文字准确、简练、通畅”但对于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文字才是准确的，没有展开论述。周义程认为：“对论文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简练、可读。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在修改初稿时……需要把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语句改为准确的文字……把平淡的语言改为生动的语言。”我们不同意周义程的观点，“似是而非”主要属于论文内容的问题，不属于语言这个表达形式；“把平淡的语言改为生动的语言”更不合适，学术论文不是小说、诗歌，总体要求是把问题说清楚，不是为了产生美感，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只是偶尔用，例如用比喻来解释某个抽象道理，总之，学术论文的主体是平实语言，不是生动语言。其实，关于什么样的语言才生动，学术界并没有深入研究。笔者曾经论述过：“所谓语言的生动性，就是词汇和语法等规则运用的新颖性。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这里的词汇都是小学内容，但是经顾城重新排列组合后就成了生动语言。”关于周义程所说的“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语句”问题，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篇论文中语句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地方，往往是作者本人说不清楚的那部分内容，读者如果认真研读这些似是而非的语句，往往会发现作者研究中的逻辑漏洞。笔者就有这样的研究经历，多年前曾拜读了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而且是语言学界非常推崇的一篇文章，但论文很多地方的表述不好理解，笔者读了几遍都没有读懂，当时以为是自己水平太差，跟作者不在一个层次上，过了几年，重读这篇文章，还是没有读懂，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文章本身有问题，于是笔者断断续续花了两年的时间研读这篇文章，竟然真的发现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错的，笔者对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最后写出了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内容上有“破”有“立”，既指出了原文的不足及其原因，又建构了新的理论体系。“用”就是指论文的价值，一篇优秀的论文要有“用”是最基本要求，但仅仅有“用”是不够的，还要求“用”越大越好。定性思维主要考查有没有的问题，定量思维才考查大小的问题，所以说，评价论文“用”的问题，定量思维是关键。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刘益东提出：“可以确立以创新力度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这里的创新力度就是定量思维下“用”的问题。遗憾的是，刘益东以创新力度为首要标准而建立的评价方法有待完善，首先，他提出“创新三要素是新颖性、重要性、规范性”，我们认为规范性不是创新的本质属性，很多没有创新的成果也具有规范性；重要性应该包括新颖性，人们之所以评价一篇学术论文重要，就是因为它相对于以往研究是新颖的，学科的理论大厦才会给其留出一个重要位置，如果它是重复性研究，自然不新颖，也不重要。其次，他提出：“可操作的创新力度等级划分方式——创新力度的象限模型，横向是按照创新程度依次增强地分为三个等级：新资料、新观点、新突破。纵向是按照所研究问题的重要程度依次增强地分为三个等级：非热点问题、学科热点问题、学界热点问题。”我们认为，横向中的新观点和新突破是一回事；纵向中的学科热点和学界热点是包含关系，所有的学界热点都可以归入某个学科，另外，热点问题可以是创新研究的对象，冷门问题也可以是创新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学术界都公认的不刊之论，自然是冷门，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一旦有人突破了，将是重大创新。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两个方面提出如何评价学术论文的价值大小问题。社会价值是学术论文的首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社会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强调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认为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离社会现实远，其实不然，我们以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为例，李宇明就说过：“语言研究同任何学术研究一样，必须回应学科的重大关切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而不能仅仅是自我按摩或自娱自乐。”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中心所有雇员的名片上都印着这样一句话——“语言研究为国家服务”（Language Research in Service to the Nation）。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要求所有学科的课题论证必须有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这里的应用价值就是指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不是指在学术上的应用，否则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是交叉关系，不能并列了。所以说，学术研究要以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目的，其价值大小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程度成正比，越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就越大。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吴冠中的说法从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观点。也有一些学者和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学术要不以求利为目标，应该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因一，学术就是以求利为目标。以求利为目标就是以“有价值”为目标，没有研究价值的学问还是学问吗？“利”既包括个人利益，也包括国家利益，就算这些学者认为的“利”只是个人利益，我们还是不认可，追求个人利益也没有什么不好，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对立关系，二者可以统一起来的，人们平常反对的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而已。我们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同样可以做出学术成就，通过学术获得功名利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一个学者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是认认真真本本分分做出来的，就应该给予“功名”——学术荣誉，也应该给予“利禄”——物质奖励。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每次授予不超过两名科技成就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个人，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荣誉证书和500万元高额奖金，这不就是既给“功名”，又给“利禄”吗？企业家不也是利己的同时又利他吗？国家2017年出台政策提倡企业家精神也说明对此是认可的。原因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从“为……而……”句式看，“为”后面的内容是目的，“而”后面的内容是手段，“为”和“而”的后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为理想而奋斗”，但从目前的字面内容看，“为”和“而”的后面是同一个概念“学术”。能进入“为……而……”句式的必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相同的概念则不能进入这个句式，两者不能同时成立，否则就违反了矛盾律，“在同一个推理、论证过程中，互相否定的判断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日常生活中的确有“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说法，但所表达的意思是人活着毫无目的，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如行尸走肉一般，我们却不能说做学术也是毫无目的。所谓学术价值，主要指某项成果对本专业的现有学术理论的创新，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二是研究结论的创新。前面已经提过，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一定前提下通过一定方法得出一个新结论，新结论可以在新前提或旧前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创新包含了前提创新，即研究对象的创新，所以说，学术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和结论两个方面。评价一篇论文学术价值大小的主要依据是新方法或新结论的应用领域，可应用的领域越广，其学术价值越大。如何判断应用领域的大小呢？所有的学科体系都是分成不同层级的，每一层级又分成不同的类，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新方法或新结论所处的位置越靠近树根，意味着依附在其身上的内容越多，自然价值就越大，反之价值就越小。因为一个处于树干位置的理论被推翻，意味着依附在树干上的树枝和树叶位置的相关理论都被推翻了；假如一个处于树叶位置的结论被推翻，并不影响树枝、树干位置的理论。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可以把这种评价学术价值的标准称为“大树理论”。论文的学术价值除了体现在本专业，还可以体现在本学科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科等更大的范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23个，学科下面又分为不同专业，如哲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史、逻辑学、美学等10专业。我们之所以把一个专业，而不是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棵大树，是因为学术论文的新方法或新结论最常用领域是本专业，例如一篇美学论文中得出的新方法或新结论主要应用于美学专业，应用到更大领域的概率相对低得多，如果应用到逻辑学、伦理学等本学科其他专业，或者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相当于应用领域从一棵大树扩大到了一片树林，甚至整个森林，学术价值自然是依次更大。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微观研究的论文容易被拒稿了，微观研究基本都是处于树叶的位置，在研究方法上往往缺乏创新，大多是模仿。以语言学为例，微观研究通常是别人研究了A词汇，自己研究的是B词汇；别人调查了A村寨，自己调查的是B村寨。虽然学术界有“开口要小，发掘要深”的说法，但这种做法更适合于对研究者进行基本的科研能力训练，特别是对于刚刚从事学术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而言；如果“开口”太大，涉及的材料就会很多，研究者把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整理材料去了，研究深度的发掘就会不够。同样因为涉及材料太多，导师要花更多时间精力熟悉材料，也会影响在研究深度上的指导，而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如何进行深度研究才是在校期间最需要学习的内容。对于期刊而言，越“开口小”的文章，关注的人越少，如果发表的文章都没有几个人去看，期刊还有什么影响力可言？我们并不是说引用率高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但是论文引用率太低的期刊，怕是生存都成问题。因此，期刊大都喜欢刊发宏观研究类的文章，宏观文章往往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理论与事实，写作难度更大。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的文章并不意味着就是内容空洞，且内容空洞的文章不是“用”大小的问题，是没有“用”，且在“达”上也有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样的文章怎么修改也不符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写作范式。有的文章单看研究对象是微观的，其实是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成为新的研究范式，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还是属于宏观研究。在笔者看来，100篇“树叶”研究的价值比不上一篇“树干”研究的价值，中国部分高校正在试点的“学术代表作”制度就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也是这个道理。有的评审专家往往根据论文题目来判断一篇论文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题目只是提供了论文有价值的可能，论文最终的价值要建立在正确推理论证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当前存在一些滥竽充数的评审专家，其学术水平根本不足以辨别论证过程是否科学，导致存在虽题目吸睛但内容一塌糊涂的论文得以刊发的情况，所以，读者在阅读期刊论文时，一定要有批判意识，不以刊评文，不以人评文。此外，有些论文内容非常好，题目可能并不吸引人，修改题目即可，这也是编辑的责任之一，不能仅仅因为题目不好就退稿。 当前学术期刊衡文标准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都属于“用”的范畴，而且只涉及“用”的定性问题，没涉及“用”的定量问题，更没有涉及“信”和“达”，可见“三新”的概括是不全面的。关于“用”的定性问题，我们的观点和“三新”也是不同的，学术界所谓的“三新”一般是指“运用了新材料，或者运用了新方法，或者得出了新观点”，三者居其一就算好文章，也就是说，“运用了新材料”或者“运用了新方法”的文章不一定得出新观点；这里的“运用新方法”在我们看来只是把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方法应用到该领域，并没有产生新的研究方法，而我们在前文“用”这一部分讨论的学术理论创新是指产生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结论。也正因为连“三新”标准都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所以我们才另起炉灶构建新的评价标准体系。评审专家在录用学术论文时，“信”“达”“用”究竟哪一个标准才最重要、需要优先考虑呢？其实三者同等重要。如果一篇论文的“信”有问题，即论证不科学，自然没有“用”，即使语言流畅、结构合理，也不会被录用；如果“用”有问题，即论文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大，就算“信”和“达”都没有问题，也不会被录用，目前大多数退稿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达”有问题，即语句不通顺、结构不合理，给编辑的感觉是，作者要么是不认真，要么是语言水平太差，这样的稿件修改起来非常麻烦，即使内容论证科学，也有价值，编辑一般会选择退稿，不给自己的编辑工作找麻烦。虽然说帮作者完善论文是编辑的责任，但这里的完善是指微调，不是指大改，作者不能指望编辑手把手地教自己写文章，那是读硕士或博士时导师的责任。在我们看来，达到了“信、达、用”这三个标准的就是优秀学术论文，作者可以以此对自己的论文进行评估。不过，优秀的学术论文不一定会被核心期刊录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评审专家学术水平问题，当前的评审专家队伍包括外审专家和期刊编辑，外审专家大都从事专业研究多年，学术水平很高，存在学术水平问题的仅是少数。目前很多期刊没有外审制度，只是偶尔会请一下外审专家，期刊编辑就成了主要评审专家，其中很多编辑是不做学术研究的，审稿时一般是通过中国知网查查有无相同题目，根本没有能力判断论文论证过程的科学性、研究价值的大小；此外，期刊编辑一般是一个人负责几个学科，因为一个编辑只负责一个学科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了，即使编辑自己做科研，但术业有专攻，对于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内容还是很难做到评价中肯。第二个原因是评审专家的品德问题，因为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对学术期刊评审专家的惩戒机制，导致人情稿泛滥，期刊版面是有限的，差稿件发多了，自然挤占好稿件的空间。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稿件更难被录用，所谓重大创新，往往是颠覆了大部分专家的观点，自然触动了这些学术群体的利益，想在专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是很难的，可以考虑刊发在一般刊物上，如果时间拖长了，由于核心观点被自己无意中透露，或者英雄所见略同，或者被某些人品不好的评审专家透露出去等原因，失去了对某个理论的优先发现权，损失就太大了，毕竟创新研究不容易，重大创新研究更不容易，很多学者是一辈子都没有重大学术创新的。不过，专心学术的学者们也不要过于灰心，学术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此外，期刊界还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编辑，好文章还是会碰到伯乐的。当下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靠近“树干、树根”类的研究太少，也就是说，重大创新类的文章太少了，很多良知期刊编辑对此是望眼欲穿。如何解决学术论文评审中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应该进行评审专家奖惩制度建设，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机制，评审专家不但不会促进中国学术发展，反而会阻碍中国学术进步，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不够，期待更多学者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本文来源中国知网，原载于《编辑之友》2018年第7期，原文题为《 信达用——学生期刊的衡文标准》。
⚪本文为节选，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等内容，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作者：李德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引文格式：李德鹏.信、达、用:学术期刊的衡文标准[J].编辑之友,2018(07):69。
⚪社科学术圈编辑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