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6期 |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时变门限效应研究

作者：朱艳丽  王霞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福建省统计科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期刊：《中国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17.06.02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具有时变阈值的门限泰勒规则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1992—2014年间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时变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变阈值的引入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三大显著特征：第一，非对称性，即高通胀时期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值均大于低通胀时期；第二，不稳定性，即不论通胀率高低，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均非显著大于1；第三，时变性，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参考的阈值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

关键词

泰勒规则  时变门限效应  贝叶斯方法

作者心声

　　利率、通胀率和实际产出历来都是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考察的重要经济指标，而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遵循某一特定规则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早期货币政策规则假定利率与通胀缺口（实际通胀率和目标通胀率之间的偏离程度）和产出缺口（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偏离程度）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这一准则也被简称为“泰勒规则”。泰勒规则成功反映了美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实质，是很多国家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货币当局在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线性泰勒规则由于没有考虑货币政策规则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因而不能很好地刻画货币当局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调整机制。

　　考虑到线性泰勒规则的局限性，大量学者采用门限模型，通过引入通胀率、失业率、货币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作为门限变量，将货币政策规则分为两个或者多个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货币政策规则和其它时间序列之间的内在关系，为解释货币当局的非对称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结构框架，但其假定阈值是固定的常数，忽略了阈值的时变性。

　　事实上，从短期来看，门限变量所对应的阈值一般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货币当局外部约束的变化，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参考的阈值并不是固定的常数，而应该是一种随时间缓慢演变的时间序列。例如，同一通胀率数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认为偏低，但是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则可能被认为偏高。

　　为了同时捕获前瞻性泰勒规则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以及阈值的时变性，本文假定阈值服从自回归（Autoregressive，AR）过程，提出了具有时变阈值的门限泰勒规则模型，其不仅能够刻画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的非线性特征，而且能够捕捉到货币政策规则中门限变量对货币当局政策偏好的影响以及阈值的时变性。

　　在具有时变阈值的门限泰勒规则模型中，由于阈值序列不可观测，因而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不再适用。本文主要采用贝叶斯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相比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贝叶斯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处理复杂模型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可以在模型中纳入未知参数的先验分布实现对参数的估计、检验以及模型选择等一系列贝叶斯推断。

　　本文通过对1992-2014年间的中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引入时变阈值很好地捕捉到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不稳定性以及阈值的时变性。特别地，一些重大国际或者国内经济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往往对应阈值序列的拐点，说明货币当局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对通胀率的预期值，进而调整货币政策操作行为，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在采用门限泰勒规则模型考察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时，阈值的时变性是不容忽视的。本文研究丰富和完善了泰勒规则模型的现有建模方法，在更宽松的研究框架下刻画和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内在调整机制，可以为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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