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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②
外国资本主义对合肥的入侵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攻下，中华民族衰落并一步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被迫开埠，帝国主义势力趁机直接进入安徽内地。从此，合肥人民承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西方列强以商品输入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早在1884年，德国的呢绒纺织品便在合肥地区倾销。随后，英、美、日等国的煤油、棉毛织品、颜料等商品相继侵入。他们在合肥四乡设立代办商行，利用买办资本推销商品，廉价收购原料和农畜产品。合肥的经销商主要有德孚、鸿义克、泰昌瑞、瑞和、鸿运记等。此外，在合肥城内和城外的丰乐河两地，设置收购行庄达20多处，以不平等的价格收购羊皮、牛皮、麻、羽毛等，使合肥沦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一江之隔的巢湖也未能幸免，英国的亚细亚、德国的德士古、美国的美孚公司等，通过其代理人在巢湖各地建立了货栈，其他各种轻工品如洋纱、布匹、蜡烛、火柴、香烟如潮水一样涌入，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庐江市场上以英货最多，其次是日、美、德、法、葡萄牙等国商品，驻在芜湖、南京等地的洋商把大量的洋货输入庐江，同时以低价大量收购当地出产的米、麦、茶、麻、明矾、药材等原料。在市场交易时，洋货以白银论价，农产品和手工制品都以制钱论价。由于制钱不断贬值，在外贸交易中获取利润逐渐减少，无形中加重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盘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大举向中国推销商品。在合肥，日货独占洋火和食糖市场80%以上。在日本细洋布冲击下，合肥布行、染坊纷纷倒闭，从最盛时期的50余家，到1919年前，已不足10家，并由此波及一些附属行业的衰败。庐江市场除了英国的布匹、美国的煤油、法国的化妆品外，其余的商品以日货最多。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庐江大小城镇开办的许多商铺倒闭，大批店员和工人失业。此外，整个合肥地区广大农村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也在洋货的冲击下，日益衰落下去。
文化渗透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随着列强经济势力的侵入，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也相继进入合肥、巢县、庐江等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一系列文化侵略活动。1896年法国传教士戴若望来合肥强行购买土地，设立了合肥天主教堂，发展教徒。“二十世纪初期，是合肥教会最为盛行之时，美、法、西、德等国先后在合肥城内建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多处，仅基督教教徒就达千余人，加之其他各教，在合肥城内及四乡的教徒竟达数万人。”到辛亥革命前，天主教、基督教先后在巢县、庐江等地设立教堂37座，发展教友千余人。传教士还开办了一些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等文化设施，从精神上奴化城乡民众，培植教会势力。如学校课程设置以圣经为主，进行奴化教育，早晚饭前做祷告。合肥三育中学规定不准学生参加校外各种爱国活动，星期日上午到教堂做礼拜，圣经课不及格不准升级等，企图通过传播基督教，禁锢民众思想，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此外，一些传教士还以传教为名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深入城乡，对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并绘制地图，拍摄照片，收集情报。教会还利用政治上特权，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操纵合肥县衙门，在地方藉端滋事，鱼肉乡里；纵容教徒中的恶势力包揽诉讼，讹诈百姓，深为群众所痛恨。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合肥社会带来两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本地区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把合肥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劳力又与地方封建势力相结合，残酷压迫和统治着合肥，使合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合肥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民主矛盾的加剧，合肥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从旧式农民起义到反帝斗争，从改良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书写了可歌可泣、救亡图存的悲壮篇章。
晚清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军转战合肥时，都有大批农民揭竿响应。1853年农历正月，太平军攻克安庆。时值春荒，百姓生活疾苦。合肥北乡杜集武生陆遐龄父子竖起“随天大王旗”，响应太平军起义，方圆几十里民众自愿前来聚义，人数最多时达两万余人。起义军三败定远知县的清剿，切断了江南清军通向北京的驿路，震动清廷。光绪年间，合肥北乡下塘人李庆祺发动抗盐政暴动，迫使清政府不敢在当地设盐政关卡。1900年，合肥南乡三河发生严重水灾，农民生活无着，饿死者不计其数。灾民聚众千余人，扒掉粮商张恒泰粮食数百石。1909年，巢县大旱，灾民在塾师郭俊等人领导下，向县衙提出开仓贩灾的要求，县官压制威胁。巢城市民罢市声援，迫使庐州知府同意打开地主把持的积谷仓。从自发组织的抗粮抗税斗争直至发动武装起义，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始终是农民阶级。
反帝斗争是随着列强入侵展开的。1909年夏，日商戴生昌轮船股份公司一艘悬挂日本旗帜的轮船驶抵合肥码头，合肥市民见此义愤填膺，认为内河船只悬挂日本旗，有损主权，有辱国体，誓难容忍，于是群集码头两岸，厉声斥责。慑于群众威力，戴生昌轮船公司股东、合肥逍遥津的主人龚怀西不得不把日本旗扯下，以息众怒。1917年，美国传教士荣义安来庐江建立福音堂时，庐江市民拒不出售土地，后某衙役将自家住宅偷偷出售，引起公愤，100多群众冲进福音堂，撕毁了经书。1919年，合肥基督教会所属三育中学校长柏六如，强行购买小南门至小东门一带土地扩建学校，蛮横地随意挖掘坟墓，尸骨丢弃遍野。群众怒而奋起，向柏六如问罪，各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支持。柏六如自知理亏，畏惧舆情，遂向坟主请罪，并在拆去坟墓的土地上建造一座“白骨塔”，勒石刻名，方才平息事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世纪末开始以推翻清王朝为革命目标。1905年8月，合肥人吴旸谷参加孙中山等16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安徽主盟人。同年冬，吴旸谷回国，在合肥秘密组建同盟会安徽分会，集聚反清力量，青年才俊纷纷入盟，“故安徽全省同盟会员，除寿州外，合肥特多”。除吴旸谷外，举凡倪映典、范鸿仙、万福华、王天培、王正藩、孙万乘、龚镇洲、刘文典、金维系、叶粹武等，皆一时翘楚，足迹遍及沪上、湖广、安庆、芜湖等交通要冲。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党人庆云等在马厂、曹庵(今属淮南市)以举办团练为名集结武装，组织淮上军，在安徽举旗首义，于1911年11月5日，率部兵不血刃、光复寿州。紧接着，11月9日，庐州革命党人活动新军力量，协调地方势力，力促府治合肥和平光复，并组成庐州军政分府，推举孙万乘为总司令。随后，庐州军政分府派兵前往庐江县，支持所属县域光复。11月20日夜，革命党人王天培亲督敢死队200余人攻打庐江，清知县马文锦畏惧革命之威势，交出印信回家，敢死队入城后，布告安民。21日，庐江光复。12月，巢县同盟会员李培之自武昌返回家乡，发动并组织革命党人在革命的高潮中光复巢县。“于是庐州四境数百里内，当国变之际，闾阎安堵，盗贼不兴，人民称颂不已，而秩序井然也”。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所攫取。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安徽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也仅是昙花一现。8月，安徽讨袁军为倪嗣冲部所败，寿县、合肥相继沦陷，反袁武装解散。8月底，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倪独揽军政大权，实施独裁统治，成为北洋政府在安徽的代理人和得力干将。合肥地方权力结构亦随之改变，革命成果尽数丧失。
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纲领和坚强严密的组织核心，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期待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图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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