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14）

合肥、巢县、庐江地区党组织恢复后，积极恢复、组建和发展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会、互济会、赤色工会等群众组织，旗帜鲜明地发动白区广大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

合肥地区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农民协会的恢复和发展早在北伐期间，合肥地区就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开展农运的中心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受挫折，合肥的农民运动一度陷于沉寂。八七会议后，合肥各地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9月，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出，安徽过去的农民运动之所以不能普遍和深入开展，绝对不是客观上的困难，而是各地党组织不重视农运，“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不能放下架子去做”，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和建立中之农民政权为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唯一的保障”。农运的对象，应以雇农、佃农及失业农民为主，“即以无地的农民为中心，因为现时的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只有他们才是土地革命的主力军”。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委的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转向农运，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土地革命，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已成为合肥党组织恢复后的一项中心工作。同年9月，大革命失败后合肥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农民组织——雷麻店农民协会成立，张建之任主席。一年后，相继成立了雷麻、焦婆、高刘农民协会分会，参加协会的农民有1000多人。1928年春，中共合肥特支扩建为合肥特区委后，加强了对农运工作的领导，积极扩展农协组织。1929年底，特区委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称：“最近农协发展过快，没有正确的统计，大概农友在三千以上，已成立农分会八十六个，预备成立三十七个”，计划对“进步分子组织训练班，预备吸收入党，使其在农协中起核心作用”，此外，“正着手统计农友中长于军事和勇敢分子，准备积极的组织自卫军”，并且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发动群众四次夺取地主武装。与大革命时期合肥农运热点集中于北乡所不同的，此时农协组织大多分布在合肥西南地区，一则因为靠近皖西苏区，群众基础好，二来得益于六安中心县委的就近指导，三是为着开辟皖西游击区的需要。以西乡为例，农民协会发展区域向东到小蜀山，南到聚星街，西至金桥，北至面糊集，东西计40华里，南北60华里。与此同时，北乡的农运工作，随着党组织的恢复逐步打开工作局面，1928年后，汤王、姚皋、杨庙、董庄、吴山庙等地相继组建了农民协会，人数达到千余人。关于农运斗争的策略和任务，按照第二届省临委要求，1930年2月26日，六安中心县委在《给合肥的信》中指示：合肥此时普遍饥荒，农民很容易接近我们党的政策，走向革命道路，也就是我们接近群众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合肥党要动员合肥同志深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作日常斗争。要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利用春荒的困境，随时随地发动贫困农民参加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从斗争中提高农民的革命认识。从而达到在斗争扩大农民协会组织的目的。在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合肥地区的农民协会组织发展很快。1930年前后，合肥县农民协会在城内成立，周味韶任主席。到1931年8月，合肥二区、三区、四区及北乡都成立了区农民协会，接受县农民协会统一指导。到本年底统计，合肥地区共有农协会员3250多人，其中“二区农协组织群众二百四十人，三区有农协组织一千人，四区有农协组织一百六十人，北特有农协组织八百人，南特有农协组织数十人，东特亦有二三十……”“农协会员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党组织领导下，农会活动十分活跃，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抗租和扒粮斗争，在各乡镇搭台宣讲，张贴标语，公开向群众宣传，提出“打倒豪绅地主”“实行抗租抗税”“反对派夫拉丁”“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战斗口号。”地主豪绅既惊恐又仇恨，诬蔑农民协会为“光蛋会”。同一时期，庐江地区的农运也在蓬勃发展中。1928年6月，共产党员张守仁、何泽洲在庐江县北部石咀头成立了庐江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在大沙圩、姚湾、永安圩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庐北特支(隶属合肥特区委)，张守仁任书记。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张守仁，大革命时期便组织过农会，对开展农民运动很有经验。在他的领导下，庐北农民运动发展快、声势大，农民纷纷加入农会组织。同年8月，庐江县农民协会成立，负责人徐化鲲，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多数。他们利用半合法身份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活动，并在全县建立广泛基层农会组织。1929年4月，庐南中心集镇七架桥区委成立后，隶属中共桐城县委领导。县委宣传部长陈雪吾在庐南先后举办了4期农会会员短训班，着重讲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参加受训的300余人，大多成为桐城、庐江两县农民运动的骨干。同时，桐城县委书记章逐民还为庐南农民协会起草“协会章程”18条，并广为散发，推动了该地区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到年底，以七架桥区为中心的农会组织，已发展了7个分会，拥有7000多名会员。同期，共产党员吕汉祥在黄泥河、天井圩、高山、牛王圩一带也建立了农会组织。1929年8月，中共巢县支部成立后，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外围组织，率先在巢东福山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领导福山农民同李府(李鸿章)仓房开展了改大戽为标准戽、增加运粮费用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次年春，巢县农民协会成立。共产党员刘健飞、赵华康、戴佛等还在中垾、巢城炯炀、夏阁、柘皋等地贫苦农民中组建互济会，团结广大农民开展互济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32年2月18日，中央在给皖西北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对于革命群众的组织，党、团要耐心地进行教育工作。(对)已有的农民组织，要立即引起群众注意(防止)富农的混入。要帮助和领导群众建立组织生活，使群众真实了解这些组织是为他们自己利益斗争的力量……自觉地巩固工农群众自己的组织。为此，皖西北中心县委制定了“农协章程”，对农民入会资格做了具体的规定，保证农民协会组织的纯洁性。同年5月1日，为了把农民斗争引向深入，合肥中心县委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进攻鄂豫皖苏区与加深民众痛苦告民众书》，号召贫苦农民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拉侠、派捐；反对国民党不顾民众痛苦，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扒粮斗争。1934年4月2日，合肥赤色农民委员会发表了《为扒粮斗争告穷苦兄弟姐妹书》，号召农民赶快脱离红枪会、黄枪会等为地主资本家所利用的封建组织，加入农民委员会，积极参加扒粮斗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农民协会。此时，合肥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相当快的发展，在皖西(合肥)党领导下唯一的革命群众团体——光蛋会(农民协会)，根据5月间大概的统计，人数发展至五千人以上”。到11月份，“群众组织在合肥(党)领导下有七千多人，完全以农民委员会名义组织之”。尤其是西乡地区农民协会会员人数最多，在1934年8月间已发展到5500多人。鉴于合肥地区农运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统一指导，1935年2月，皖西北特委在合肥西乡设立了农运部，领导农民同国民党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豪绅展开坚决的斗争。

来源：合肥宣传一一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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