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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26)

理想合肥 合肥司法行政 2022-04-20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坚持苏区外围革命斗争的合肥、寿县中心县委和武装力量,相继遭受挫折。中共皖西北特委及独立游击师成立后,以合肥为中心区域,在极为艰难条件下,坚持皖西北游击战争,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为保卫大别山红旗不倒立下了功勋。


重建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
合肥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再遭挫折
1933年春,合肥中心县委恢复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尤其是重建后的合肥游击队,在西南乡和庐北一带活动非常活跃。“在五六月差不多每日都能与群众在一起并领导着群众去作扒粮斗争”。一年来,游击队采用游击斗争的策略与敌周旋,多次击败“进剿”的国民党保安队和地方民团,“夺取了武装,拦劫了政治犯,惊骇了皖西各县的地主阶级”,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反动当局。为了扑灭革命烈火,驻守安徽的国民党十一路军刘镇华部,调动合肥、庐江、舒城三县的保安队,在地主反动武装配合下,扑向南乡中派河一带,焚烧民房,疯狂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残害革命家属,推行“五户联保”“五家连坐”,设置“自首处”,悬赏缉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一时间,白色恐怖再次笼罩着合肥地区。
1934年春夏之间,合肥南乡、庐江北乡一带阴霾袭来,敌人采取“处处筑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蒋介石提出的“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毒辣政策,使得活动在该地区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游击区域日益缩小。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心县委指示合肥游击队由庐北向肥南丙子埠转移。
5月30日夜,队伍途径严店附近的韩田上村宿营时,因哨兵宛志敏投敌,遭到国民党第十一路军1个营、合肥县自卫大队2个中队和严店、三河2个民团近千人的包围。正在附近靳坎村与县委书记刘敏研究工作的颜文斗,听到枪声,飞步赶回部队指挥突围。突围时伤亡较大,队伍大部被打散,张守仁等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拼命追击下,颜文斗率领部分突围队员且战且退,沿巢湖西岸向庐江白石山撤退。次日拂晓,游击队行至巢湖边周家墩,在一座古庙附近又被追敌包围,大部分伤亡和失散,剩下颜文斗、马子中等十余人终因弹绝被捕,后被押往敌人六安“剿匪”总部。战后,队长赵大友将突围出来的30多人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同年8月,这支游击队在庐江县鸡鸣山附近的草塘冲遭国民党庐江县常备队和白石山、盛家桥反动民团包围,赵大友不慎枪支走火而牺牲,副队长沈其德带枪投敌,部队失去指挥,大部牺牲,幸存者只有孙仲德、奚业胜、马家兰、侯光国、马家庸等五六人。
紧接着,革命力量活跃的南乡中派河马郢村,也遭到敌人的疯狂报复,国民党合肥保安队和地主反动武装,挨家挨户搜剿赤色分子,将百姓的财物洗劫一空,200多村民被迫弃家外逃。
与此同时,县保安队在刘镇华部1个营的配合下,在合肥城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9日晚,借口合肥城四古巷褚姓家中黄金失窃案,国民党县政府下令全城戒严,并派常备队分守城门,严密盘查进出人员。次日清晨,两名身携文件的中共交通员出城时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一人宁死不屈,另一人自首供出党组织秘密,合肥中心县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宋继蕴(刘敏爱人)等被捕,县委印刷点亦遭查抄。1934年8月,颜文斗、马子中、宋继蕴、马家雍、彭家亮等12人在六安西郊刑场英勇就义。随着中心县委机关遭受破坏以及游击队战斗失利,合肥地区革命形势再次转入低潮。
党领导寿县武装斗争的开展与皖西北中心县委重建

中共寿县县委在1931年3月瓦埠暴动起就组建了秘密的武装,后在皖西北中心县委指导下,成立了寿凤游击大队,活跃于寿县、合肥、颍上、凤台地区。同年11月参加颍上黄家坝暴动失败,游击队领导人牺牲,队伍被打散。1932年秋,寿县中心县委恢复后,重新组织了寿县红军游击队。从冬天开始,在寿东南和合肥北乡一带不断打击反动民团,配合农民扒粮斗争,镇压地主恶霸,取得了许多胜利。1934年5月,鄂豫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中央关于迅速成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支援老苏区的指示,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决定将县内分散的各游击小组集中起来,与原寿县游击队合编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孙瑞训任大队长,张如屏任政委,曹广海任副大队长,曹云露任参谋长。全大队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编成3个中队。

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一成立,初试锋芒,频频出击。第一仗攻占南乡开荒集,击毙寿县“剿共”司令毕少山,缴获长短枪20多支,将没收来的粮食、食盐、衣服和布匹等分给贫苦农民。第二仗袭击国民党众兴区政府,打死敌人数名,缴枪20多支。“近几个月来约共肃掉了二十余个反动的大豪绅,前后与反动势力作过至少二十次的正式冲突,其中半数是与军队作战,最近曾击破皖北警备旅一个营以上兵力,在政治上给广大群众以莫大的认识”,特别是先后消灭了民愤极大、反共最凶的姚蔼卿、毕少山、董曙东等恶霸地主、反共司令和叛徒,沉重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在武装斗争迅速开展的同时,中心县委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高潮。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和仇恨,国民党安徽第四区专员兼寿县县长席楚霖哀叹“赤匪猖狂,寿县人心惶惶,无以安心,形势发展实有累卵之危”,并鼓动一批地主豪绅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惊呼“惨案迭起,党国元老屡遭杀害。”请求派军队来“尽快除尽土共”。

1934年夏,蒋介石连忙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中抽调一个师进驻寿县,“清剿”红军游击队。不久,游击大队在保义集和石家集之间的洪家油坊被东北军包围,游击大队长孙瑞训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被俘,在被敌人抬往寿县的途中,毅然从担架上翻落河中,壮烈牺牲。嗣后,大队长由曹广海接任,游击大队转移到瓦埠湖以东地区坚持斗争。

在“清剿”红军游击队的同时,国民党当局还扶持地方反动武装,纠集大批军警、特务,由反共专家、瓦埠区区长路奎汉充任“剿共”大队长,四处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迅速到来。其中“朱集、姚皋、保义、石集、堰口、史区等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城关、正阳关、瓦埠、双庙等地党组织,也遭到叛徒出卖。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住考验,先后脱党或向敌人自首。许多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继续奋战,坚贞不屈”寿县中心县委委员兼保义区委书记王道舟、杨庙区委书记马家礼等一批党组织领导人和革命志士遭敌人杀害。

面对日趋恶化的形势,寿县中心县委在小甸集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在目前情形下,面对强大的敌人,游击队已很难就地坚持下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摆脱困难处境,决定仇西华(县委书记,后被捕自首)、杨守先留在寿县坚持斗争,县委其他人员率领游击队向合肥方向转移。县委认为,部队转移到合肥后,可以联合合肥游击队,进一步向舒城山区行动,与苏区靠近,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寿县中心县委和合肥中心县委曾经合并过。早在1931年8月,为了配合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央曾将合肥、寿县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所属7个县的工作。1932年7月重新分设为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分开后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4年9月下旬,张如屏、曹广海等率领寿县游击大队120多人从寿县瓦东向合肥转移。游击队到达合肥南乡彭家圩时,与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关系,协同开展对敌斗争。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发来指示信:“寿县游击队为响应红军行动与配合合肥一带的游击运动,必须积极向着六安、合肥这一方面发展。你们是完全可能在六安、合肥、寿县交界处创立起游击区域的。”中央的指示肯定了寿县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的选择。

皖北游击大队的到来,给身陷困境的合肥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支持和希望。此时,合肥中心县委两次遭受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县区领导干部大多被捕或牺牲,县委所领导的庐北、合肥两支游击队在强敌的不断“进剿”下损失殆尽,只剩下孙仲德、奚业胜等五六个人和几支枪。鉴于寿县、合肥所属各地党组织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为迅速行动,重新打开局面,“将新形成的拳头打出去”,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决定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重新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合肥,刘敏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曹云露任宣传部长,曹广海任军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下辖合肥、颍上、凤台、涡蒙4个县委,庐江区委、舒城特支以及巢县、繁昌两个支部,共有党员560多人。


来源:合肥宣传一一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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