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全民抗疫口号：“我在家里”
◎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王茜
目前，新冠肺炎(下称“COVID-19”)疫情扩散至全球，意大利在感染确诊人数中，排名世界第二。据意大利民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日18点，意大利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207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5713例。新增死亡病例475例，累计死亡病例2978例。累计治愈4025例。
全欧洲第一例COVID-19病毒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4日的法国，意大利出现最早的确诊病例是1月31日，是输入性病例，来自两名中国的游客。意大利当天就暂停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直航航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意大利总理孔特说：“意大利预防疫情的举措在欧洲是最严格的”。直到2月21日，意大利疫情报告病例数未超过20人，但2月23日突增过百，2月29日过千，3月10日过万。
仅有六千万人口的意大利，与湖北省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其增长线也与一个多月前的湖北相似。如此快速度的增长，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对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和政府医疗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那么，意大利的法律学者是如何看待COVID-19疫情暴发呢?就此，《法人》记者连线了目前在意大利特伦托居家隔离的中国意大利学者协会会长伊万(Ivan Cardillo)。
《法人》：可否简要描述一下，你何时离开武汉回到意大利，以及你对中国疫情防控的看法和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感受?
伊万：我是1月6日离开武汉回到意大利的，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需要我及时回国帮助他们。我是回到意大利之后才得知武汉COVID-19疫情暴发的，心里很紧张，也很担心。我有许多中国朋友，希望他们都一直健康，所以我每天都和这些中国朋友沟通，聊一聊武汉的状态。
在COVID-19疫情早期，好像中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在防控方面犯了一些错误。疫情突然暴发，令人措手不及，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多，面临的冲突和利益也不少，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如何应对的决定，这一点可以理解。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无法判断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最终如何抉择，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并不全面了解一个国家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个人看法是，等疫情稳定下来，我还是想回到中国，回到武汉。是的，一有机会就回去。我选择在中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薪酬、工作机会等，而是因为我喜欢中国，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历史、特色，是为了扩大我的见识、发展我的个人智力，我希望成为一名当代中国经验的历史性证明人。
当今的中国对于世界、人类、未来都非常重要，影响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能够恢复，适应融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需求，也必将带动全球同类型价值观的复苏，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法人》：意大利成为重灾区，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你可否谈谈对疫情暴发的感受?这段时间里，你身边的人是如何应对疫情快速增长的?
伊万：其实，之前意大利人一直在关注中国以及武汉的疫情状况。在得知意大利的第一个确诊病例时，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病毒，很难控制它。但问题在于，意大利人对这种病毒的理解不同。很多专家都有自己的不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专家考虑到国民可能产生不良心理反应，为了避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秩序与安全问题，建议不要限制国民正常生活秩序。而另一些专家就建议应该颁布禁令，实行严厉防控措施。
国民因此陷入困惑，如果政府让国民不要担心，为什么还要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结果国民继续出门、去咖啡厅等，导致病毒蔓延和传播，直到孔特总理宣布“封城”。
“封城”之后，变化就很大。国民开始尊重规定，执行禁令，很少出门。去超市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的安全距离，依照超市平米数限定的人数进入。同时，认真且经常洗手。药房增加消毒类用品等。可以说，直到“封城”禁令，所有人才明白，对社会与他人的安全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因为他们更容易生病。意大利的很多老人都经历过二战，他们比年轻人更有历经危机的阅历，会主动带头做榜样。
▲伊万拍摄的自家楼下人们排队进入超市采购的场景
同时，很多明星也主动宣传请意大利人不出门。目前，“IoRestoaCasa (意思是我在家里)”已经成为意大利人的新口号。
如今，我们都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老人也暂停聘用保姆。电视上开始转播一些防疫的教育内容。很多记者说，这时候身上的社会责任更大，要警惕假新闻的危险性。我个人认为，意大利人的生活开始转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令人反省，帮助我们不忘记“仁”“孝”“悌”“信”等普世价值观。
《法人》：为什么之前一些意大利人都认为，COVID-19只是严重一些的感冒?
伊万：首先我们应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对此次病毒的新名字COVID-19。该病毒由冠状病毒引起，而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可引起从轻度感冒到严重肺炎等一系列症状。因此，COVID-19更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由常见冠状病毒的特定毒株引起的疾病。许多新闻媒体仍继续使用"冠状病毒"作为这种特定疾病的简称，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COVID-19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属于冠状病毒类型，跟感冒病毒有一点关系。所以一些人认为是“大号感冒”也就不足为奇。再说，早期只有老年人因感染而去世，这在感冒季是常见问题。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专家与医生并没有过多强调COVID-19的严重性，他们不希望给国民造成恐慌，政界人士也没有安排好具体行动计划，都以保护社会秩序为优先考虑要素，导致国民并没有给予COVID-19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法人》：可否描述一下你隔离在家期间的生活状态，如何采购生活必需品?封城之后，身边还有不遵守禁令的人吗?
伊万：我天天在家里。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可以在家中准备资料、教课、指导学生。每个家庭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出门买菜等。为了打发无聊时间和互相获得精神支持，很多意大利人在阳台唱歌，我相信你在很多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站在自家阳台上，唱同一首歌，令每个人感到温暖。在意大利民间文化中，阳台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象征着关注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共情。
意大利的历史上，在阳台喝一杯咖啡，看着下面的路人，观察人们的活动轨迹，在流逝的时间中休息，是令人惬意的事情。喝咖啡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停顿下来，感受生活，思考一下。往往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压力这么大?天天四处奔波，为什么生活要这么累?生命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很难获得最终的答案，但是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就是需要喝咖啡，休息一下，喝完咖啡，人们还会努力继续。其实，这些日常的休闲目的就是为了驱除恐惧的干扰。
意大利是法治国家，大部分的人都非常尊重法律和规定，如果流程出错造成后果，就会引发司法调查。据说意大利疫情的最初两个爆点——科多尼奥镇和沃镇的急救中心都被启动司法调查，结果显示医生们并没有犯错。
当然，也会有个别人违反规定在家中聚会，这种行为很危险，警察在持续调查此类行为，但大部分的人不会这样做。
我希望，这次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够很快结束。但是既然突然来到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思考，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以及这个危机会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
《法人》：意大利于3月10日开始全国“封城”后，你认为封锁禁令是否有效落实?目前疫情防控还面临哪些考验?
伊万：我认为封锁禁令能够有效落实，虽然困难与挑战还是比较多，但我已经看到一些良好的效果，新病毒的传染性似乎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强烈了。按照意大利政府的计划，逐渐减慢流行病的传染速度，控制传染高点，延迟传染风险，给医生时间治好病人。因为医院的能力有限，准备并不够多。
从目前的疫情防控效果来看：
一、检测试剂越来越多，一些有症状的人并不急着出门去医院，而是联系国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自己的保健医生，然后等待专家和医生到家中进行检测。意大利卫生保健系统是公共的，且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二、商店被禁止开门营业，只有超市可以正常营业，时间控制到下午六点;
三、国民不能随意出门。出门的时候需要填表，说明出门原因。如果原因造假或者不符合法律条件，这样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出门运动或者把狗狗带出门是合法行为，但是法律要求避免集会与人群接触。
《法人》：面对疫情，意大利政府的动作并不算晚，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次日，意大利就先于欧盟其他国家宣布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同时对中国停航。作为最早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欧洲国家，意大利COVID-19病毒死亡率却突破7%，远高于全球平均3.7%的死亡率，这是为什么?
伊万：意大利COVID-19死亡率突破7%，要理解这个数据需要考虑一些因素：
一、数据因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患者的完整接触网络进行了地毯式检查，而现在仅对有症状的患者进行咽拭子检测。因此，数据中的分母只限于有明显症状或住院的人，故数据直观表现为死亡率较高;
二、人口因素。众所周知，意大利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欧洲第一，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8%(1380万人：国立统计研究所 2019年数据)。根据卫生高级研究所的说法，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平均年龄为81岁。在三分之二的病例中，患者都有既往病史，这些疾病在老年人口中很常见。
三、公共卫生系统的压力。随着疫情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重症监护，而医院各科室已经发挥了最大能力。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医院会优先考虑那些具有更大挽救机会的患者，这意味着尽管医护人员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但护理质量却一直在下降。因此，意大利人都在喊“IoRestoaCasa (意思是我在家里)”，这也成为一种道德责任的象征。每个人尽量减少暴露于疫情风险中，可以避免医疗资源过度拥挤，不影响确诊患者的治疗质量。
四、死者人数。COVID-19的受害者人数取决于最终死亡人数，在死亡人数每小时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进行此类分析非常艰难。只有在这场噩梦结束时，我们才能对真实数据进行推理。
从法律角度来说，传染病防控本身具有很大挑战，需要国家和政府在特殊时期行使特殊权力，因此面对的法律问题特别多。我认为，目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颁布措施的方式可能不太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法程序，一般立法要国家议会通过，但在紧急情况之下，政府部长会议可以直接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目前所有的措施都是依据孔特总理政令实施的，这一点是紧急状态下的合理应对;
二是个人资料的处理,以及涉及隐私尊重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有关健康权保护;
四是生活各方面的限制所带来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有限。西方的领导人所说的“流行病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其法理依据为卡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等著名法学家的理论，“例外状态”的意思就是指在法律秩序之外的状态。西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时期，都存在着紧急情况下公民基本权利被忽视的问题。从个人角度，我认为要多理解这种情况，同时不要忘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等到特殊时期过去，需要恢复原来的法律保护状态。
《法人》：此前，意大利的多个协会，包括你担任会长的中国意大利学者协会一同录制了宣传视频，你认为这样的短片可以带来哪方面的积极意义?
伊万：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及意大利驻华外交领事系统的支持下，驻华意大利协会、驻意中国协会与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共同合作，通过一部意中双语短片向处于担忧和焦虑的人民表达团结之心。COVID-19的出现给中国、意大利乃至整个世界都带来前所未有的艰巨考验。我们一直强调，要紧紧团结我们的机构，相互合作才能更好地战斗，尽力让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秉持负责和团结的态度很重要，尤其是面对那些较为脆弱人的时候。
同时，中国和意大利的医生正在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尽早走出困境。我们希望，这个短片可以为COVID-19受害者、每天在前线战斗的医生、护士或执法部门等，以及正在接受隔离的所有人和每天不顾危险仍为市民提供基础保障服务的人们，带去积极的力量。
记者手记：
此次疫情之前，伊万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武汉，兼任中南财经大学的法学外籍教师。今年元旦过后，他回到意大利，很快也在网上得知武汉COVID-19疫情暴发。随后，他前往法国里尔大学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中西法律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法律讲座活动，
讲座活动一结束，伊万就即刻部署，以中国意大利学者协会会长的身份发出“中国和武汉加油”的团结倡议书，并联合意大利多家协会录制了宣传短片。
在这份团结倡议书中，伊万写道：在此，我们打算对任何歧视和攻击中国的姿态表示最深的鄙夷。不幸的是，无知，愚昧和不宽容三者沆瀣一气。作为学者、科学家和有思考能力的人，我们将竭尽所能，传播真实而宝贵的信息。我们想向你们保证，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重现在并将一直坚定有力。
很快，意大利迅速陷入疫情暴发之中，伊万接受了《特伦托日报》采访，再次表明了他对武汉和中国的看法以及认识。他为此写道：病毒来到了意大利，在全球时代，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全球的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伊万接受《特伦托日报》采访
之后，他本人严格遵守禁令、呆在家中自我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