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荐书：出一本好书实属不易 ——写在《说说秦俑那些事》获奖之后

出一本好书实属不易 ——写在《说说秦俑那些事》获得首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推荐读物之后

1月11日，这究竟是巧合呢，还是必然。今天，我猛然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什么结果。三年前的这一天，我偶然认识了本书的作者许卫红。那时候，王学理先生邀请我前往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大秦战鼓暨秦军事文化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的同行8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石兴邦先生、刘庆柱先生、王子今先生、张鹤泉先生，等等。当然也有王学理先生，他们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发言。当时许卫红有个报告非常引人注目，题目是《千年之约——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考古报告》，她要阐述一种发掘秦俑的喜悦之情，展示秦俑不为世人所知的发掘现场的精彩所见和沉重思考。我记得很清楚，当她讲述到秦俑坑里发掘的艳丽的色彩一点点淡化的时候她那黯然神伤的苦楚。

席间，我坐在刘庆柱先生的旁边，在我的对面，是个略显娇羞的美女。杯觥交错，一阵寒暄之后，不一会儿，那美女起身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敬我一杯，并说：“我们见过。”我当时一愣，她又说：“楼观台，刘芃，文军，记得吗？”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故人。几年以前，曾经一块去楼观台考察，陕博的刘芃和文军带的秦俑的那位。“我叫许卫红。”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相识。说来也是有缘。当时的会议是在咸阳。

那一次，我本来是要约了出版这个研讨会的集子的，但是，说话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学者纷纷打听我社刚刚退下来的一位老编辑淡懿诚先生，我知道淡懿诚入得很深，我又不好说什么，午饭后，就悄悄地将要离开。这时候，许卫红来了，说要去她西安的姐姐家，正好搭我一趟顺车。那时候，我正觉得有些丧气，又没好意思说什么组稿的事。车上便聊了一路的秦俑。我很早编辑了王学理先生的几本书，也去过秦俑馆很多次，所以也算是兴趣浓厚，有一点共同语言。

她讲了很多发掘的故事，令我大开眼界。诸如秦俑的拼接、色彩的保护、雕塑的形态、描画的精细等等，其中尤其令我震动的是她对于秦俑的发掘和保护的矛盾心理，她说，曾经一度她是想要放弃发掘的，因为，我们的保护水平达不到那样高。尤其是色彩，刚刚发觉的时候，极其华丽，现在的秦俑馆里有几个复制的彩色俑，就是那样的。可惜，不能够保留下来，只能通过她的照片留下美好而痛苦的回忆。我忽然萌生了邀约她写作的意图。她说，正式的考古报告已经交给文物社了，但还没有出版。于是，我请她另编一本通俗的发掘报告。在讲说发掘的过程中贯穿文物的常识和故事。第三次发掘是在2009年至2011年，此后，除了整理报告，正好也没有什么事做，不妨一试。

大约一年以后，2014春节刚过，陕博的文军约我喝茶，期间就有许卫红。她说，你可能已经忘了。我写出了秦俑发掘的初稿。书名叫《千年之约——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亲历记》，我很感动。那时候，出版一本书很难，尤其是没有经费的书更难。可是，事情总有峰回路转处。那一年陕西出版集团为了解决好书出版难的问题，专门设立了集团重大项目和市场化图书项目库，扶持学术著作和市场化图书的开发，鼓励编辑上报。

于是，我将这本书开始定位为重大项目，并改名为《秦俑真相——》，而且由文物局赵荣局长和原秦俑馆馆长吴永琪鼎力推荐。集团总编辑张炜和出版部主任李桂珍研究以后，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建议我申报市场化图书选题。市场化项目论证会由时任集团总经理禹鸿宾亲自主持，我亲自上阵宣讲，还没讲完，禹总和十多位评委就受感动，当即决定说：好书又有销路，出就是了。我很受鼓舞。这样，就解决了这本书出版的最大困难。出版经费有了保障。

可是，下来以后，我和赵建黎总编商议，总觉得这个书名太雅，而且容易让人觉得有“爆料”的嫌疑，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又想了几个书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秦俑》，这个书名很好，但有抄袭模仿陕人社《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的嫌疑；《秦俑那些事》，又是借鉴《明朝那些事》来的，太明显，于是改成《说说秦俑》，又太宽泛；最后，结合二者，定名为《说说秦俑那些事》。显得轻松愉快，没有太多的学术禁锢。写起来，改起来游刃有余。今天，这本书能够获得总局推荐，也是对这么多明眼人、有缘人的肯定，谨以此文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李郁，曾用名李稳信，编审，高级广告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同年6月分配至三秦出版社工作至今。做过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工作室主任、青少读物编辑部副主任、三秦印务公司副经理、经理，策划并实施了数百部图书，均取得良好的双效益，所编学术著作质量高、影响大，多数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连年考评为优秀。现为陕西三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