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读丸山升与萧乾先生往还书信

读丸山升与萧乾先生往还书信

陈子善

人生有些经历的瞬间真是很奇妙。我阅读《丸山升、萧乾、文洁若往还书信》（以下简称《往还书信》）书稿，竟然发现，我不但与丸山升先生、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都相识，而且与他们通信中提到的许多人，譬如文坛前辈沈从文、冯至先生，同行友人李辉、傅光明诸兄等，也都相识，甚至熟识。也因此，阅读这部通信集，于我而言，不仅是在重温信中不断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瞬间，也在重温我与三位写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一些前辈和友人的交谊片断。这样倍感亲切的阅读体验，在我是并不很多的。

丸山升

我与丸山升先生有过其实并不密切的交往。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学界是继竹内好、竹内实之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一九八〇年代，丸山升先生数次到沪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我因此有机会结识这位彬彬有礼的日本学界前辈。首次与他见面应在一九八六年十月，这有他和伊藤虎丸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事典》一书上的题词为证。《中国现代文学事典》由丸山升、伊藤虎丸和新村彻先生合作主编，一九八五年九月日本东京堂出版，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重要的日文工具书。在我保存的《事典》前环衬上有如下的毛笔题词：

陈子善先生：

此书本来我们友人铃木正夫赠。现在我们访问上海见陈先生，题字为念耳。

伊藤虎丸

丸山升 同赠

一九八六、十、三十 锦江饭店

题词出自伊藤先生之手，丸山先生的签名则是他的亲笔。我与伊藤先生已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一年前在浙江富阳举行的纪念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丸山先生却是首次见面。当时匆匆，本欲再找机会拜访，继续请益，别人提醒我，丸山先生是严重肾病患者，即便在客中，也要定时到医院人工透析，时间宝贵，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当然不便再打扰而作罢。当时我的医学知识贫乏得可怜，根本不知“人工透析”为何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我对丸山先生为了学术、为了中日文学界的学术交流抱病来沪，深感敬佩。

丸山先生回日本不久，就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著《上海物语》，一九八七年十月集英社初版，列为“中国的城市”丛书之五。书中签条上有他的钢笔题字：“陈子善先生指正 丸山升敬赠。”我是后学，由此也可见丸山先生的虚怀若谷。《上海物语》在丸山先生众多论著中大概不占显著地位，但日本讲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又将其收入“学术文库”重印，相信还是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书中的论述起于近代上海开埠、租界形成，止于抗日战争爆发，重点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和日中文人交游的查考和阐释，颇多发见。在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上海热”著述中，《上海物语》虽不显赫，却也是得风气之先之作。

一九九七年秋，我到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丸山先生得知后，特意召集他所主持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同仁为我举行座谈会，记得尾崎文昭、藤井省三诸兄等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说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忆，不外是讨论我当时正在从事的梁实秋、张爱玲等曾长期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记得丸山先生听了我的发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发掘和整理了这些作家的许多作品和史料，很好，希望能进一步介绍他们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当时怎么回答的，也已不复记忆。后来读到丸山先生一九八九年就已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他在文中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时，就曾表示：

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侧面被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被揭示，这都是使人高兴之事。不过，到目前为止，坦率地说，我感觉到这些多侧面、多样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孤立起来看的，而其相互间关系以及这多种要素在整个文学史中以何种方式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合力以推动文学史——对于这些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当然，对于过去相对来说没有加以研究的流派和作家，与其性急地评价其意义与作用，不如暂时从缓，先集中精力去对被埋没的作家作品进行再发掘，对事实加以整理。我也能理解这样做的重大意义。只是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我觉得如果能与再发掘和整理的工作相并行，对于包括上述多种要素和多样流派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内部规律再稍加议论，恐怕更好吧？

可见这是丸山先生一贯的观点，他对重新爬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新的整体把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具启发性，也尤其值得我深思。

萧乾

萧乾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复出的作家之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他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包括他主编《大公报·文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在一九四九年天地玄黄之际毅然决然奔向北京，他本不应该遭受那么多的坎坷与磨难。我是从《一本褐色的相册》和《负笈剑桥》两书开始认识萧乾先生的，首次在京拜访萧乾先生的时间则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因为我保存着他当时题赠我的两本小书，一为《北京城杂忆》，另一为《萧乾西欧战场特写选》，前者的落款时间就是“1988.1.27”，后者的落款时间也为“一九八八年元月”。记得那天他谈兴甚浓，我告辞时，他还叮嘱我，下次到京，希望再来聊聊。

后来我遵嘱又数次叩响萧乾先生家的大门，有时文洁若先生也在场。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秋，台湾《联合报》副刊主办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联副”主编痖弦先生邀请了萧乾先生，也邀请了我，并希望我能陪同萧乾先生前往。为此，我专诚到京谒见萧乾先生商议，因年事已高，他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此次台湾之行，这当然是件极为遗憾的事。而我最终也未能成行，只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中国大陆三四十年代文学副刊扫描》。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往还书信》上来。《往还书信》收录丸山先生与萧乾、文洁若先生的往来信札共三十二通，其中丸山先生致萧、文先生十通，萧、文先生致丸山先生二十二通，时间跨度为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正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时期。因此，这批值得珍视的书简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丸山先生与萧、文先生的文字之交和文人之情，更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的文学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这批书简主要围绕一个重点而展开，那就是因郭沫若先生一九四八年三月发表《斥反动文艺》而引发的一桩著名的文坛公案。这得从丸山先生的一篇长文《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说起。丸山先生自己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后来将其并续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一起收入中译本《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时，曾特别加以说明：

关于萧乾的两篇，不论是在同即便在中国、反右后也被人遗忘的萧乾相遇的意义上，还是在成为更宽广地追溯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契机的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都可谓开拓研究新阶段的论文。

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丸山先生明确表示，若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界拨乱返正，萧乾重返文坛，他未必清楚了解其人其文，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宽广地去追溯和思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正是与复出后的萧乾先生的“相遇”和相知，给丸山先生提供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契机，进而拓展和深化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以前拜读《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其续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时，我就注意到前者的《附记》和后者的《写在前面》。前者的《附记》说：

撰写本稿时，曾去函向萧乾、文洁若夫妇请教两三个疑问。交稿后，收到了回信。谨在此表示谢忱。关于《拟J.玛萨里克遗书》的写作背景，也承蒙一并赐予宝贵的指教。在本稿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无须订正。关于这一点，容于其他机会再作论述。

后者的《写在前面》说：

去年五月，我写了《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文。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我向萧乾、文洁若夫妇提出了两三点疑问。排出校样后，收到恳切的答复，同时承蒙示知当年的一些我原先所不曾了解的背景资料。在《附记》中我写道：“在本稿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无须更正。关于这一点，容于其他机会再作论述。”

本稿就是尔后我根据这个线索重新作调查而写的。固然也参考了萧乾夫妇的信函，但要说明，对事实的认识与评价，必须由我本人负责。

从这两则话又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丸山先生撰写这两篇重要文章时曾向萧乾夫妇“请教”，得到了“恳切的答复”。但“答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读者一直无从知晓。二十八年之后，随着《往返书信》的公开，谜底终于揭开了。

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萧乾先生致丸山先生的第一封信起，他就把我们带回到波诡云谲的一九四〇年代末。一九四七年七月，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次年三月，郭沫若先生发表《斥反动文艺》。一个月后，萧乾又作《拟J.玛萨里克遗书》予以回应。这段文字交锋的复杂历史背景，萧乾先生当时的想法、后来的遭遇和写信时的新的认识，等等，在信中一一展露无遗。特别对如何理解《拟J.玛萨里克遗书》，萧乾先生几乎作了逐字逐句的具体解释。

郭沫若先生的《斥反动文艺》是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现代文坛上的一篇“名文”。文中点名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先生，分别斥之为“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反动作家”，萧乾之所以是“黑色”，因为他属于“标准的买办型”。这一点名和猛烈批判，非同小可，且影响深远，正如丸山先生在《建国前夕文艺界的一个断面》结尾时所沉痛地指出的：“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创伤。”萧乾先生这一系列答复丸山先生的信，大概是第一次敞开心扉，对这个敏感的历史“创伤”作了较为深入和痛切的回顾，也促使丸山先生在《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之后续写了《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当然，对这桩现代文坛公案，中国学者也作过不少研究，而今萧乾先生和丸山先生之间的这些重要通信以及丸山先生的两篇长文得以汇编一帙集中披露，认真对照研读和思考，当能使我们从更全面和真切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这段历史，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均不待言。

除此之外，萧乾先生一九九〇年七月七日致丸山先生的信中特别回忆了与“恩师”沈从文先生“绝交”的详细经过，也应引起重视。《大公报·文艺》的“创始者”和继任者在晚年产生如此之大的矛盾，虽然两人后来均“表示愿意和解”，但终因沈先生的去世而未能实现“和解”，确实令人遗憾之至。萧乾先生在此信中向丸山先生“开诚布公地倾诉了真心话”，并且强调：“我希望您能明白，我在弄清事实的同时，不想伤害沈从文先生。”这种尊重历史也尊重情义的态度，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

萧乾先生尊称沈从文先生为“恩师”，无独有偶，丸山先生在萧乾先生逝世后也尊称他为“恩师”。透过这三十二通往返书信，我们分明真切感受到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丸山先生与萧乾夫妇的深厚情谊，分明深深体会到中日两代学人的良知和卓识。鲁迅早就说过，从作家的书信“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不仅如此，萧乾先生和丸山先生的这些通信同时也是两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努力推动文学和学术交流的可贵见证。总之，它们给我们的启示将是多方面的。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 54 28504 54 15533 0 0 2871 0 0:00:09 0:00:05 0:00:04 2981些话，既作为我初读《往返书信》的一些感想，也寄托我对萧乾先生和丸山升先生的无尽怀念。

本文刊登于《书城》201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