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雪里“鹭鸶”翩翩飞

雪里“鹭鸶”翩翩飞

张宪光

一

有人说《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其实我们当下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金瓶梅》的倒影。小说家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似乎就有意无意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处他还说， “世道人情，历四五百年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更为败坏。”确实堪伤。这是不是也表明，《金瓶梅》具有超越其产生时代的文学属性，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格非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雪隐鹭鸶》采用了随笔和例话的形式，分为三卷，卷一“经济和法律”要算是社会史的专题研究，卷二“思想与道德”则是思想史的探究，卷三“修辞例话”则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手眼的部分，摘引小说片段文句，以细读的方式为我们赏奇析疑。该书之所以采用这一随意的形式，而不是论文体，或许是为了与当下相因应。为此, 作者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将当下的生活和《金瓶梅》进行了一些名实方面的比附。譬如把古代的顺口溜比作今天的网络清议，把王三官、陈敬济称作“官二代”，张二官为“富二代”，而西门大官人则是“高富帅”等等。当然，这只是简单层面上的比附，更重要的相似性体现在经济、法律、道德等诸方面。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全二册，足本）

齐烟、王汝梅校点，齐鲁书社1989年版

《金瓶梅》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描述城市经济与商业社会的小说，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大大小小有三百多人，除蔡京之类的高级官员外，几乎无人不商，商业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亦令人咋舌。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诞生了“山东第一财主”西门庆这样集官、商于一身的商业天才。格非指出，在西门庆身上有一种“经济型”人格， 似乎专为金钱所生，深谙生财之道。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西门庆说道：“兀那东西（银子），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这的确是很具有现代性的看法，因此格非评论说： “这段话若出自洛克菲勒或卡内基之口，我们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吧。”凭着这样的商业认知和敏锐嗅觉，西门大官人一眼望去即知利益所在，再加上坚韧不拔的意志，靠着父亲留下的一点本钱和生药铺子，几乎是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建构起了自己庞大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在清河县城这个商业化的都市里，盛行的是金钱拜物教，弥漫着功利和伪善，上自西门庆，下自仆役仆妇，为了获得金钱，可以贪赃枉法，可以出卖身体，可以五伦罔顾，廉耻丧尽。不过与那些仆役仆妇不同，西门庆疯狂追逐金钱，却不是金钱的奴隶，对朋友和家人常有一掷千金的慷慨。最起码，这要比那些在厕所里藏上几千万现金的当代恋钱癖患者要可爱些。从《金瓶梅》这面财富迅速累积的镜子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最近三十年社会财富急剧变动的扭曲图像，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着西门庆那种头脑的“商业英雄”的起起落落。然而这位土豪再聪明，积累的财富再多，最终也无福消受，正值三十三岁的壮年就一命呜呼了，身后其财富、女人也纷纷如水一样流走。其兴也勃，其灭也忽，亦可为当代社会下一药石。

除了是个成功的商人，西门庆还有一个在当地比较显赫的官职，先为提刑副千户，后升任提刑千户，掌管一方司法刑讯。《金瓶梅》中所写的官商勾结十分明目张胆，西门庆、周守备之流都有着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但却未见相应的治理措施。表面上看去，《金瓶梅》中的社会几乎人人懂法，人人重契约，“法治社会”、“契约社会”的雏形似乎已经形成，然而细细看去，“法治”与“契约”又十分脆弱。一方面西门庆运用自己的金钱权势滥淫自家伙计们的妻室，另一方面那些伙计们但凡抓住机会就会背叛，以家庭亲情为纽带的生意合作关系实际上经不起什么风波。从法律的层面上说，《金瓶梅》中的人物每到遇到棘手的事件，就会运用法律为武器去讨回公道，然而几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判决都不是公正的，都有金钱、权力在背后插手。因此格非指出，《金瓶梅》呈现的是一个处处有法、事事依法裁断的“法治世界”，实际上法律只是官员们“巧取豪夺、济私助焰”的工具，法庭则成为了官吏们的提款机，民众对法律的信与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不信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雪隐鹭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最难读的一部分，当属道德与思想层面的剖析。田晓菲曾说《金瓶梅》是一部关于“乱伦”的演义，对儒家所提倡的“五伦”—— 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进行了颠覆性的描写，“乱伦”既是事实上，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小说开头部分“热结十兄弟”，明显是对《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模拟反讽，所谓的“兄弟”不过是相互利用，发财时追随左右，落了难便不知踪影，而且西门庆还诱奸、偷娶了“兄弟” 花子虚的老婆。唯有武松可以践行儒家所宣扬的“兄弟”之道，那情节还是从《水浒传》里拿过来的。至于父子，更是滑稽混乱的一伦。田晓菲写道：

书中实际的乱伦（虽然还不是血亲之间的乱伦），有韩二和嫂嫂王六儿，敬济和金莲，金莲对武松得不到满足的情欲，一笔带过的配角陶扒灰。但是更多的是名义上的乱伦：西门庆的表子桂姐是西门庆的妾李娇儿的侄女，则西门庆实际是桂姐的姑夫；桂姐又认月娘为干娘，则西门庆又成了她的干爹；桂姐的情人王三官拜西门庆为义父，则桂姐、三官便是名分上的兄妹；西门庆娶了结拜兄弟的遗孀瓶儿。（《秋水堂论〈金瓶梅〉》）

不仅如此，“性爱之乱伦引申为名分的错乱”，无疑是对儒家 “必也正名乎”道德呼吁的嘲讽。那么这种对于传统道德激烈决绝的态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格非在《雪隐鹭鸶》中部分地提示了解释的路径。他认为《金瓶梅》对政治、经济、法律、虚伪人情、伦理纲常等方面的批判是全方位的，是文学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只有把《金瓶梅》的思想观念置于宋元至明清的时代演变和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置于阳明学谱系及其流变的思想脉络中，并充分考虑明代中期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方才可以对于这一“破天荒的决绝”找到有效的解释。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格非详细地从“佛道世界观”及方法论、“无善无恶论”式的道德相对主义、对情欲和欲望的批判性展现、由理的相对化所导致的“去道德化”冲动四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把《金瓶梅》与阳明学联系起来，先前已有学者在做，不过格非对“无善无恶论” 式道德相对主义的分析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他说，“无善无恶”本是禅宗义理的精髓之一，被王阳明引入其学说体系后成为阳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并成为后世阳明学流传中一个容易引发重大争论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时代性，即善恶的观念是相对的，不能完全以程朱理学的观点来绳束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否则就会造成伪善横行的局面；或者如《金瓶梅》所表现的那样，人人都在行善，而恶却周流天下，而这些恶似乎又事先被原谅和宽恕。《金瓶梅》的确描绘了一个无善的世界，男人无廉耻，女人无操守，贪墨横行，淫荡邪恶，但最大的恶人西门庆却同时被视为大善人，恶有时通过行善的方式为自己寻得了合理性。小说中点题的一段话向来为人们所重视：

月娘说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你又发起善念，广结良缘， 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只是那善念头怕它不多，那恶念头怕它不尽。哥， 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娘、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却不攒下些阴功，与那小孩子也好。” 西门庆笑道：“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 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乱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这明明就是一种强盗逻辑。他认为只要把“为恶”建立在“广为善事”的前提上，便偷情有理，强奸无罪，永葆富贵。失控的欲望，竟以这样邪恶的逻辑为自己辩护，可见虚无主义那狰狞的面孔已经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正是基于这样的善恶观，西门庆生存的意义变得异常简单：“其一是不顾一切地积攒金钱；其二是利用这些金钱所得，取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并纵情声色。”其实他对色欲快感的追求，也隐含着象征的意味。有学者早就指出，西门庆欲望的顶点就是与王招宣的寡妇林太太的私通，并且在发生关系后林太太居然让西门庆在身上用香烧炙，这一带有性标记意味的做法，与“横光利一笔下的拿破仑把身上的平民癣疥传染给公主约瑟芬差不多”（孙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正是通过性占有的方式，西门庆这个出身卑贱的土豪羞辱了本为豪门巨族的王氏家族，并把曾经的寻欢对手王三官变成了自己的义子，充分体现了金钱无所不能的可怕力量。

二

《雪隐鹭鸶》的另一个学术尝试，是将《金瓶梅》置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大背景，对“声色”与“虚无”的虎啸狮吼进行了探讨。

格非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东西方都出现了个人欲望管理的松动，并且成为思想史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王阳明的学说破除理障，强调“无善无恶” 以及“心即理”，要从朱子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樊笼中挣脱出来，打通了将个人欲望纳入天理的路径。后来王艮、李贽、汤显祖等人都在沿着王学开辟的道路前进，最终在王夫之“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的论断中达到了定点。因此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情色小说的涌现，不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哲学事件。从动机上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针对的是当时功利盛行、“临事乖离”、伪善横行的士风与世风， 抱有强烈的救世的情怀。但是其结果却让人失望，不仅未能救世，甚至“在客观上加速了社会体制的崩溃和瓦解”。因此格非说：“他时时刻刻强调天理，却最终走向了人欲。”这或许是因为王阳明的证道方式以及语言表达留有太深的禅宗痕迹，为后人留下了多样化的阐释路径。这也是面临歧路的思想家所遭遇的莫大尴尬，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西门庆或许就是阳明学的一个劣徒，认为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作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诞生《金瓶梅》与汤显祖的时代，大致与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相当，也是西方逐渐发现个人、发现欲望的一个时期，有人称之为“奥维德时代”。此前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故事集，就已经以相当放肆的态度和手法来渲染情色。因此有的研究者曾说，把文艺复兴时期反教权的人文主义说成是情色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它肯定现世生活和肉体生活，对教士、僧侣极尽讽刺之能事（参见刘文荣《欧美情色文学史》第四章）。这一倾向到十八世纪达到高潮，情色小说大量涌现，经历了一个西蒙娜·波伏瓦所说的“伦理学的暗夜”。正如格非所说，倘若把东西方的情色文学作一个比较，西方的小说“简直就像一个青涩而害羞的小学生”，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的情色小说在突破旧伦理方面走得有多远。

萨德侯爵（1740-1814）

不仅如此，《雪隐鹭鸶》还引入了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的研究成果，对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诚”与“真”进行了一番别有意味的比较。在特里林看来，所谓“真诚”就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作为考察道德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欧洲也是在十六世纪才被首次提出来，此后就成了西方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语汇之一。这自然让我们想到李贽的名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有很严重的道德洁癖，不能忍受当时的伪善之风，所以大力呼吁真人、童心，鼓吹“好色”、“好货”，与宋明理学的道德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西门庆、潘金莲固然是大恶之人，可是换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大真之人，是真、恶集于一身的非常复杂的“圆形”人物。他们跟传统道德之间有着很强的“分裂意识”，虽然有时候西门庆不得不受到礼教的束缚，但是却从未主动向其靠拢，似乎只是依靠直觉活着，完全不顾及道德审判。或者说，他们完全是依随“本我”而动，基本上不受到“超我”、“自我”的干预；他们有的是黑暗的心，宛如龌龊的废品收购站，没有什么掩饰，真正做到了“从心所欲”。尤其是潘金莲，毒辣淫荡，肤浅愚蠢，充满动物性，又流泻着一种天然的韵致，妩媚的真趣，“只要潘氏一出现、一开口，文章必然会风生水起、摇曳多姿、满纸烟华，令人读之忘倦。”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深爱金莲摇曳生姿的妩媚”的田晓菲的一句话：“我若做了男人， 那真是……怎样也要得到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可见这个人物身上其实蕴含着“真”的力量。西门庆、李瓶儿也是不擅伪饰的人，相反代表道德“正确”的吴月娘、孟玉楼则让人感到虚伪。可以说西门庆、潘金莲是中国文学中的“恶之花”，来到十六世纪是为了把“五伦”扰乱，“三纲” 混淆。同样的，西方文学史上也有一个发现“恶”的历史，也出现了一批具备“真诚”品质的所谓恶人，如《拉摩的侄儿》的主人公、范尼·希尔等，他们的出现也是欧洲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要事件。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

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文学里“欲望”及“恶”在清代一度被关进了牢笼，西门庆这样的商业恶棍也在中国文学中消失了一阵子，但是西方却有一位类似的人物——萨德侯爵（1740 ﹣ 1814）——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反道德的英雄。萨德是位没落的旧贵族，是位失意者； 西门庆则是新兴商业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位得意人。不过他们还是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萨德在小说中虚构了远离尘嚣的西林城堡，有着性爱“乌托邦”的性质，《金瓶梅》中西门庆家的宅院也可以说是一个荒诞的性爱“城堡”。在这个不断扩建的宅院里，“西门庆像收藏家一样地收藏女人，通过占有女人的多少来丈量自己新兴王国的疆域”。但西门庆永远参不透的是，这个“乌托邦”是如此之脆弱，又如此之短暂，不过如“南柯一梦”罢了。萨德也试图在其想象中构筑的“淫荡天国”里延续他的贵族梦，在现实世界里却只能从一个监狱搬到另一个监狱。不过，两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却迥然不同。西门庆以金钱为前提疯狂地追逐女人，贪赃枉法，将道德完全踩在脚下，源于他新兴阶层志得意满的权力幻觉；而萨德的藐视法律、反道德，则因为他试图以变态、施虐的方式向新兴意识形态表达他的抗议，探索人类自由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萨德逐渐被解释为一位具有先驱性的哲学家，甚至有人认为，在卢梭、伏尔泰、狄德罗面前，萨德在思想的尖锐、反抗的力度等方面亦不遑多让。在科罗索夫斯基、波伏瓦、罗兰·巴特等研究者的笔下，萨德被重新阐释，赋予了极具现代性的文化意义。巴尔特甚至认为萨德的被监禁是历史性的，使其成为一种永恒冲突的英雄范例，而他在小说中构筑的恶作剧式舞台场景，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非现实主义”的寓言。很显然，“被荷尔蒙牵着走”的空心人西门庆也许会一再出现，但注定只是走过场的人物，而致力于理性思考的萨德则赢得了时间的尊重。

三

产生《金瓶梅》的时代，正处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转折点上。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与《金瓶梅》、“三言”、“二拍”具有一种互文性关系。王阳明主张心的伟大，李贽主张“好货”、“好色”，肯定“人欲”，尊重个性，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旧道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与这一思想倾向关系密切的凌初曾写过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把朱熹写进小说，把“满口仁义道德，‘正心’、‘诚意’的理学大家”塑造成一个因为一时意气而滥用权力、内心肮脏的角色，思想之激烈、讥刺之深刻真是让人吃惊。因此，“西门庆”的出现其实是文学史的一个大事件，是社会变动和人性发现的一个符号，但是对于西门庆、潘金莲身上所蕴含的虚无与矛盾，《金瓶梅》的作者显然无法解决，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途径。尽管如格非所言，《金瓶梅》借用佛教的真妄观在文学史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真伪”或“真妄”维度，并设置了一个可以称为“佛眼”的超越性视角， 大大拓展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空间；尽管《金瓶梅》设计了一个“以佛反佛”、“以道讽道”的悖论性结构，为小说提供了一个以“佛道世界观”为基础的叙事架构，试图以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观、出世观超越现实生活的肮脏泥淖，但是这个“佛道世界观”本身又与欲望、功名利禄交织在一起，最终构成了结构和义理的双重反讽，也就消解了佛道世界观的未来合理性。这也许正深深地折射出《金瓶梅》作者对现实最深刻的绝望和困惑。

《雪隐鹭鸶》的书名，源于《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两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这两句诗本来指称的是来旺与孙雪娥的奸情，不过经格非那么一发掘，却具有了很丰富的象征意蕴。循着格非的提示，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只在《金瓶梅》中翩翩飞舞的雪白“鹭鸶”，也曾经一度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学里恣意飞扬。如今经过了四百多年的历史风云、世事沧桑，那只弥漫着虚无与情色的“鹭鸶”又栖息在当代生活浮华苍翠的枝头上，凝视着“欲望”在现代舞台上的表演。那“鹭鸶” 似乎是不老的，时隐时现的，在滚滚红尘里纷飞，带着几分凶险的暗示，很容易让我们体味到它的象征里所隐藏的“深险湍流”。三十年前，当前辈学者为《金瓶梅》中个人欲望的合理性辩护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人性解放的先声。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欲望已如冲决了堤坝的洪水，向着四处漫溢，道德水平的下降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新道德的堤岸依旧还看不大见。这也许是在为上世纪中期以来的物质匮乏和道德禁锢买单，但终究不能任那雪白的鹭鸶一直飞下去，不能让白茫茫大雪完全覆盖了大街小巷。也许更好地理解当下，有助于我们理解《金瓶梅》；更准确地解读《金瓶梅》，有助于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