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一
一个人到了暮年，总有日趋浓厚的怀旧情绪无法排遣。如果他从箱底找出多年间的友人来信，或静静细读，或凝神回味，或兴致一来挥笔批注，那么，想必就会有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充溢心中。
何况历尽沧桑者。
一九七六年，梁漱溟高寿八十三岁。大概在他看来，这个年龄该是重睹旧物、归纳一生的时候了。于是，他以翻阅旧札的工作而开始了暮年的怀旧之旅。因而，他也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
三十年后，二〇〇七年的某个夏日，梁老长子培宽先生把这些信札原件摆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一一翻阅。我的眼睛不由得为之一亮。对于一个有着浓厚历史兴趣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陶醉的场合吗？
在我的心目中，梁漱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思想家、道德家。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关于梁漱溟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不同于实践者，思想家更注重精神取向，并不完全在乎现实为思想的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大小。这样的人，一旦迷恋自己的选择，便会达到如醉如痴的境地。这样的人，是用整个生命拥抱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梁漱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完他的人生。
我还特别欣赏梁漱溟的一张晚年肖像：“是谁以出色的感悟，如此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位思想家的性格和灵魂？一双眼睛，透过镜片，深邃而炯炯有神。它们凝视着你，仿佛在拷问你的思想，它们也仿佛凝视着历史，在拷问历史本身。嘴紧紧抿住，使整张脸一下子具备了分量，显示出他固有的自信、倔强、自傲，他整个人格的力量，也因这样的神态而体现出来。”
如今，在友人写给他的信札中，在他暮年所作的批注中，我得以更贴近地读历史细节，读师友情感，读人格光彩……
二
在《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中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的则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最近者在一九七六年，历史跨度长达六十年。
梁氏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但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批注或署名，或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试举数例如下：
一、在梁氏批注的信札中，有的信系他收藏却并非写给他的信，如欧阳竟无致许季上信。梁先生批注道：“此欧阳竟无先生（渐）答许季上先生（丹），存于我手者。当彼时我尚未得承教于欧阳先生而先得亲近许先生。遂由许转为求教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此信无来信年份，按照批注所言，似应写于一九一六年前后。据《梁漱溟传》，该年梁漱溟曾去北京大学拜见校长蔡元培，后者聘其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梁因担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一职无法前往，故改由许季上代课。之后梁前往南方，方与欧阳竟无先生结识。
二、在黄炎培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来信的首页上方，批注道：“黄原为民盟之一员，此因当时民盟与中共结合对国民党斗争，他顾虑甚多而向后退也。（名章）”该信为四页，黄详细阐明自己对待当时政治局势的态度，至为重要。
三、在胡适的一封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来信前批注道：“此胡适之答我的信，估计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胡长我一岁，我们同一年进北大讲学于哲学系，那是一九一七年春季。（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徐旭生、屠孝与胡适一样，也是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在他们二人的来信上的批注分别为：“此徐旭生先生见教之笺。先生为‘五四’运动前后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相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此屠孝（正叔）先生惠教之笺，先生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席。（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
四、张申府与梁漱溟的交往，则早于以上人士，两人系中学同学。在张申府的来信上的批注为：“计此信当写于一九五九年春。张崧年字申甫或申府，与我在清末同学于顺天中学。好学深思即此三笺可以见之。字迹草率，难于辨认。特略加注明。（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
五、在马一浮的一封来信前批注为：“我写《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成，适王星贤兄去杭州马一浮先生处，即托其带去请教。此马先生答书。一九七六年八月加注（名章）”。
六、梁漱溟收有冯友兰写来的一封长达十页的信。其批注数行写于末页，提及两人在“文革”后期的往来：“此冯芝生往昔从美国寄给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一九七三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写批注之日系毛泽东逝世之日，不知梁漱溟当时是否获悉此消息，待考。
以上批注虽然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梁漱溟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以及人际往来，颇有帮助。
三
梁漱溟一生风云变幻，大起大落，始终未远离时代漩涡。说他是思想家、道德家也未必准确。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位入世心切的社会变革家、实践者。无论讲学、办校，乃至积极参与政治派别活动，其指向正是社会变革。此种特点，形成了他的丰富而广泛的交际往来，他所藏的友人来信，自然也就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他所经历的时代。
一批与一九二六年前后北伐战争有关的来信，引起我极大兴趣。来信者主要为他的朋友陈铭枢—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学生徐名鸿、黄艮庸—时在陈铭枢麾下从军。
陈铭枢，字真如，系北伐名将，自一九二四年起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在攻打吴佩孚军的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立下战功。然而，陈铭枢不只是一员就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将，他对佛学颇有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也是他与梁漱溟在北伐战争前得以结识并成为朋友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当他就任第十师师长一职后，特邀梁漱溟与熊十力南下共事，二人虽未前去，但派遣三位得意弟子王平叔、徐名鸿、黄艮庸由北京前往广东，投笔从戎，辅助陈铭枢。关于这一背景，梁漱溟在陈铭枢一组来信前，特单附一页予以说明：
据我所闻真如游学日本陆军时，曾从桂伯华先生听讲佛法，甚勤恳。桂先生临终嘱其归国后宜从南京欧阳先生问学，以故当其一度脱离军队时即投入内院欧阳先生门下。值其时熊子真（十力）亦在内院求学，彼此甚相得。子真既经我介绍入北大讲唯识。一九二三年与平叔、艮庸同住缨子胡同我家。真如即于是年北来访我结交，其后遂有一九二五年从广东以革命之义相督责，而平叔等三人南下从戎之事，自是而后彼此关系日密，以迄于一九六五年真如身故，前后计有四十余年。至今箧中所存真如手札独多，虽不必皆有保存价值，亦姑存之备考。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漱溟识。
梁漱溟说“所存真如手札独多”，可惜此次辑录只发现五封。其中三封为陈铭枢致熊十力信，梁氏在一封信前批注道：“此为一九二三年真如从南京来访我于缨子胡同时偶然留存之一笺。”陈铭枢此三信虽是致熊十力，但均谈及梁漱溟，且论及佛学和印度哲学，在一信后他还特地写道：“诸函皆可转呈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艮庸、平叔两先生。”这大概就是三封信得以保存于梁氏之手的原因。
另外两封均写于北伐战争期间，也是写给梁漱溟、熊十力两人。一员北伐名将的两封私人通信，留下了诸多难得的历史细节。
其一，梁氏批注为：“此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鸿初到广州时，真如兄来信。信写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名章）”。其二，梁氏批注为：“此为真如统军北伐之时，行军途中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名章）”。前信日期注明“十五日”，无月份年份；后信注明“七月三日”，无年份。两封信均涉及陈铭枢由粤赴湘，负责游说湖南军阀唐生智（字孟湘）与北伐军合作事宜，由此分析，应写于一九二六年。
前信两页，毛笔行书，字大，较简略，应写于前，只提及“此次到广州匆匆适奉使湘省”一句。后信三页，钢笔行书，字极小，约两千字，详告徐名鸿等三弟子近况，以及对他们三人的各自评价等。据史料，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衡阳率军正式参加北伐军，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显而易见，陈铭枢的奉使之行圆满成功。
在七月三日写给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长信中，陈铭枢以大量篇幅阐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态度，并介绍了自己奉使湖南的情况。他这样写到与唐生智的接触与印象：“平叔等次永兴留候司令部，弟独往衡州会唐孟湘，谋军事。孟信佛极深，持念极切，志宏愿大，胆略才识矫然不群。然好用权术，是其大病。（惟弟能窥见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亲爱。（但其部曲训练之良，团结之固，一时无两。）弟自维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为于孟差为得之，故爱护之惟恐不至。然深虑其技痒不除（指权术），致患根本；又以其崇佛，未易以胡益阳曾湘乡之说进；耿耿我思，忧何以辍，环顾宇内，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两兄谁与嘱之！”
由引文可见，行军途中的这位北伐名将，胸中块垒，不便与军中人士泄露，只能驰笔向两位京中友人倾诉。“孤舟夜泊，人静水流，思怀不寐，缅书寄意。明日赴战，奉讯又未知何日也？弟陈铭枢顿首，七月三日午夜笔于潇舟中。”今日再读信中最后几句，当年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万分。
正是这样一封感人的长信，为北伐复杂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博弈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唐生智后来与蒋介石时分时合，其间种种举动，或许也可佐证陈铭枢当年对其性格所做的透彻分析。
梁漱溟批注黄艮庸来信
徐名鸿、黄艮庸的几封来信，则从另外的角度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情形。在徐名鸿的一封来信上，梁漱溟做了一大段批注：
此数缄为亡友徐名鸿手笔。名鸿学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任教附属中学，因与艮庸友善而与我相熟。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我与熊先生暨平叔艮庸率少数学生退出曹州高中，赁屋什刹海东梅厂同处共学，名鸿时相过从。是年冬粤中革命潮流高涨，因粤友召唤，特嘱平叔、艮庸、名鸿三人一同南下应召。随后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参看《村治月刊》“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既驻军武汉而政局诡变，平叔艮庸先后脱离北归。名鸿革命意志强烈随军南去。厥后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创举，名鸿实为其中一主要有力人物，失败后被杀于汕头。此数缄皆其初抵粤时来信，不足代表其后来革命思想。（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
梁漱溟当年派遣三名学生投笔从戎，即有通过他们了解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实情的目的。因此，较之陈铭枢，他的学生来信更侧重对整个局势的印象描述和分析，从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到黄埔军校的开支；从香港的罢工，到地方军阀的威胁……譬如徐名鸿在一封信中，就详细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出现的国共两党的矛盾：“蒋为人似刚断有余，而忍耐不足。广东空气处处压迫得利害，事事苦无回旋之余地。故蒋之所为，常现短促，无悠长之思，实有所不得已。以北伐而论，稍有识者，皆知其非时，然而倡言北伐者，似有所为。（一）以保党军之朝气。（数月未休息，黄埔第一期出来人物之在党军为中级官者已有暮气可见。）（二）以消灭共产者之反侧。（三）以利其他五军之意气。至于湖北江西之压迫则其近因外因也。在广东环境之下，颇有略不挣扎，则自行破毁之感。蒋部亦缺乏人才，黄埔出身之下级官员敢死之气可用，而主大计能指挥者则极缺乏。”
黄艮庸写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的信，描述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和攻打武昌的过程，以及对陈铭枢的印象。写此信时，黄艮庸正前往上海，船缓缓驶入吴淞口。虽距武昌攻克已有多日，但他以一个书生的脆弱之心见证战斗的惨烈，至今仍是胆战心惊：“此信不能不写，然此刻精神昏钝至极，所怀万端，不知从何说起。苟能飞至师等身旁尽情痛哭，生将插翼来矣。自六月随证入湘，转徙数千里，中经数次战事，而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为最剧烈亦最惨酷，历前此未历之境，此心已几成硬化，见至惨至忍之景象，亦不动心矣。”
梁漱溟为此信加一批注：“陈铭枢字真如,一作证如。（名章）”
黄艮庸此信还谈到陈铭枢的战绩与近况：“证确是一将领才，行军迅速，遇敌稳重，故战无不胜，汀泗桥破敌，全是证之策略。（敌有数万人据河而守，证以十师及十二师共万人之众一日便破之，敌全军覆没。）又为蒋氏倚重，蒋唐二人之关系皆因证而成，故入武昌后，证有改师成军并任卫戍司令的消息（尚在秘密中，他人绝对不知）。……”
黄艮庸信中透露的信息，随后得到了证实。陈铭枢所率第十师在攻克武昌后，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权倾一时，系武汉革命政府的重要将领。一九三三年，陈铭枢又曾与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失败后流亡香港。梁漱溟所藏相关信件，无疑是陈铭枢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四
由大学执教转为创办乡村教育、走乡治之路，是梁漱溟人生的一大转折。一九二四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位，前往山东曹州主持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之后，他又辗转广东、河南等地，尝试办学。抗战爆发前，他在山东邹平七年，主办山东乡建研究院，寓教育与乡治于一体，其学生多达数千人，蔚为壮观，一时为全国瞩目。他不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学者，而成了介入社会变革的教育家、实践家。
谈到自己办学的动机，梁漱溟这样说过：“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伙。”这便是梁漱溟超越教育本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学生眼里，他不仅仅是学识的传授者，更是他们情感的滋润者、人格的熏陶者。他们景仰他，以做他的弟子而感荣幸，进而成为忘年交。可以说，与学生们的友情，一直是梁漱溟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于是，暮年读信，最令梁漱溟为之动情的莫过于重温学生来信。梁漱溟为学生的来信做了不少批注，举数例如下：
一、在钟伯良信上批注：“此为钟伯良的信，惜寿只卅余。漱溟识”。
二、阎宗临的来信有数封，梁漱溟做批注多则。A.“右为阎宗临在桂林穿山国专校与我一次谈话后所写示者。其所见自足参考，非同俗流之昧于中国文化价值者。（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B.“此卅三（一九四四）年在穿山国专，宗临写示，其见解非时下人之所见也。漱记”。C.在这批信后面，梁漱溟还特地单附一页，详加说明：“阎宗临山西五台人，一九二四年我主持曹州高中时的学生，但不久离去，因基督教会关系游学欧洲，是以其思想有得于宗教。学成归国后曾任（教）广州中山大学，与朱谦之黄艮庸同事。解放后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主持校务。其人诚笃而不免巽弱。此从其笔迹上可见，其学问思想虽不浮泛浅薄，固难免隐伏缺欠。（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三、在萧克木信上批注：“萧克木追随我多年，其人长处甚多，敏于学习，忠于职守，惜思想不能深入。解放后通信尚不少，留此一件以见一斑。（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
四、在谢焕文信上批注：“谢焕文，字赞尧，湖南人而在太原读书求学，为某校高材生。一九二一年我游太原见之，心识其人，一九二四年引为曹州高中教员。别后不数年竟故去。其弟谢国馨后来却常通信，然今亦久失联系。此信中所云乾符者姓马，山西人，同为太原某校高材生可爱者，我同引用于曹州高中，别后未闻消息，似亦短寿。一九七六年九月漱溟识（名章）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初之一个月时间，我应邀到太原讲学，谢、马皆在听讲之列。”
五、在李志纯信上批注：“李志纯为邹平研究部研究生最优秀者之一，通习英语，抗日战争中曾随军入印度为译员。在北碚勉仁中学任教员，一度任校长。此其率学生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卅日批注（名章）”。
六、在吴顾毓信上批注：“一九七六年四月复阅。（名章）吴君为我们重要技术人才之一，专长在办理户籍行政及人事登记。往年邹平县此项工作之精确为全国所无，即吴君负责主办者也。马博厂先生前金大政治系主任，内政部参事，兼东北特派员，专研究地方行政。吴君曾从其在江西遂川作研究工作。漱注”。
七、在云颂天的数封信上批注三则。A.“此信甚好，宜保存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B.“此信内容有关学术研究应保存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C.“颂天此信大有价值，应加保存。将留给有智慧的青年人看。何谓有智慧？有内心，时时自省者是已。耳目心神一味向外张望驰逐的人，是不会对人生发出疑问的。然使读此不亦可资其反省自镜乎？此信大约写于颂天北来从我，先随往曹州，一九二五年退回北京同住时。度其年纪廿有余，生命力正强。人生唯此一阶段（十几岁至廿几岁）最为要紧。颂天从我数十年，在同学中最为众所推重所诚服，非无故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三日”。
八、唐君毅是梁漱溟学生，后来以新儒家之一而著称，读他的信梁漱溟极为认真。他赞许唐君毅的学问，但不满其字迹潦草，写法颇不规范。我统计了一下，在一封信上，梁漱溟分别对“本国、士、不、新、国、侄、定、及、念、立、重、全、分、文、聆、亦、写、理、出于、另、至中、安、国、国”等二十余处字词加以修改。修改之后，梁漱溟意犹未尽，又写一大段批注如下：
“国”字竟写成“旺”可胜惊叹！其他的字亦多难辨认，不能不加旁注。（参看另页批评）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名章）唐君毅为唐迪风（铁风）先生之子。一九二〇年（抑或一九二六年，记不明确）我与其父相遇于南京内学院欧阳先生处，盘桓多日。其时君毅求学北京而我任教北大，迪风嘱托照顾之。厥后忽得读君毅所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大为欣赏敬佩，曾摘录其精彩文句于我手册。然迄未得晤对机会为憾。全国解放后其大妹至中女士曾从南方来北京访我，谈及其家庭情况，虽距今廿余年犹留有印象。其后闻君毅讲学香港、日本以至美国，甚见重于时。却想不到其人在楮墨间苟且随便至于如此。此似属末节小事而可觇其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使我嗟讶失望。（名章）
九、在陈仲瑜来信后单附一页批注：“陈政字仲瑜，北大德文系学生。民国九年我在北大第一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仲瑜任记录。次年暑期再讲于济南，由罗常培（莘田）任记录，其后即以两次记录整理出版。陈、罗均非哲学系学生，然与我情谊亲切逾常焉。仲瑜此笺约在民国十一年初间，似因我以先公遗书一部赠之而答我者。原笺尚存未失，此其抄件。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名章）”。
陈仲瑜信后梁漱溟的单页批注
由批注得知，梁漱溟曾为这位学生写过一首诗，而且是他平生所写的唯一一首诗。全诗如下：“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愚人如仲瑜。彼殆有抑郁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生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反身而诚天地塞。”为此诗，梁漱溟在信上做了两个批注，足可见师生间亲密无间的情感。一，“一九三五年赠陈仲瑜（政）诗，是我一生唯一的诗词之作，前此未之有，后此亦未有之。”二，“右为一九七六年冬末仲瑜录我旧作，第三度求书。我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为之写去。（名章）”
以上批注，或寥寥数句，或大段叙述，回首往事碎片，感慨万千，点评学生印象直言不讳，一代宗师风范呼之欲出。由此可以想见在学生心目中，梁漱溟作为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人格魅力。
五
暮年读信，是与历史对话，是与友人另外一种形式的倾谈。岁月苍老，梁漱溟深知，他和同时代人——无论友人或学生——已不大可能重新相聚，如早年那样闲谈切磋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读《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时，梁漱溟所描绘他与学生的“朝会”场景，令人神往不已。一九二四年他到曹州主持高中部仅仅半年，回到北京，却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而来，足见他天然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之后，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他这样说道：“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师生之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为美妙、更加令人神往的境界吗？
显而易见，梁漱溟一直珍爱着他与友人、与学生之间的美好情感。这一点，在他暮年与叶石荪（麐）的通信中表现得最为感人。
一九七六年开始重读并批注旧札时，梁漱溟找出叶石荪的三封来信，他留下一封，其余两封寄回与他同龄的叶石荪。他在留下的一封信的信封上注明“此叶石荪自欧洲来信”。另外又单附一页写道：
此五十年前叶石荪（麐）游学欧洲时与我通信之一件。最近捡出三件，以其二寄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付还之。一九二一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初出一版，书页前有我与石荪、朱谦之、黄庆四人同拍一照片，可见当时相交之雅。石荪与我同年生，生日略晚于我，于今俱是八十四老人矣。惜久未得相见谈学。（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附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有的书籍信札手稿等件，举被红卫兵小将抄走无存。迟至一九七〇年乃经全国政协会为我寻得付还一部分信札手稿等件，至于书籍则没有了。
叶石荪收到梁漱溟寄还的两封信，极为感动，当即复信。虽是同龄人，他仍视梁漱溟为师：“生较师仅晚一年，然师弟名分早定，不可改矣。师何以‘兄’呼我？”叶石荪一生坎坷，道起往事，感慨万千，尤其是把学生与恩师的真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堪可将之视为梁漱溟与诸多弟子之间六十多年交往史的缩影。兹全文转录如下：
漱师道鉴：
日前得见涤玄兄，后复奉手示，藉知北京地震时师安全无恙，深为庆幸。
自五七年晦迹以来，心怀惭恧，不便与外间旧日师友通问。故虽亲厚者如师，亦不作例外。（但师之消息不时从此间之知师者探得之。）敬祈宽恕。
承寄还往昔发自法国三信，重读数过，诚不胜今昔之感。当时心情颇颓废，但理欲之争尚存，向上之志未泯，对于学业犹图有所建树。倘归国后，善自为谋，坚其趋向，努力以赴，未必遂终无所成。行年八十有三（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师似生于一八九二年。生较师仅晚一年，然师弟名分早定，不可改矣。师何以“兄”呼我？）精力已衰，无补世用。回顾过去，瞻念前途，可谓于悠悠忽忽中了此一生，良可哀也。遵嘱谨寄还所指其中一信。
往日承师青眼相看，多方惠助，永志不忘。惟每一念及深负师之期许，愧悔何可言说！
大著《人心与人生》惜不得一读。
再聆教言之日恐不可复得矣。言之黯然。敬颂
著祺。
弟子麐谨启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
为之黯然的何止叶石荪一人？梁漱溟收到此信时，正继续着翻阅友人旧札的工作。我想象着，在暮色茫茫的秋日余晖下，他以复杂的心情细读这封新札。往事不再，来日不多，弟子的真诚与感伤想必同样让他激动不已。
一位饱经风霜的哲人，暮年融入此情此景，真乃不幸中之万幸。其生命因此而愈加丰满厚重，漫溢出美丽诗意。
完稿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京初冬时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8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