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周礼·考工记》讲了一段怎样“营国”（修建都城）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现在，许多讲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证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看法相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改正了。
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说，《考工记》讲的东西，是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研究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名都，绝大多数都城都不是《考工记》说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书记载的不都是事实，还有思想，不分清这两者，就会把纸上的当成地上的了。
周王城图
最近读了陈方正先生的新书《继承与叛逆》，见古希腊睿智哲人的一番作为，又对地理学思想的问题生出一些感言。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
在古希腊，一班思想家们以及古代科学家们在哲学、数学、天文学的推动下，于数理地理学方面成就很大，对此，几乎在所有的地理学史研究中，都有甚高评价。数理地理学描述出一个数字地球，有周长，有经纬网。在上古时代便有这样的认识，的确令人吃惊。数理地理学的成就，按方正先生的看法，属于早期“科学革命”的成果，涉及人物包括柏拉图（地圆说）、亚里士多德（地圆说证明）、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长测算）、托勒密（经纬网系统）等。地理问题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牵涉人物如此之大，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次。方正书中自托勒密之后不再谈及地理问题。
托勒密
古希腊人的数字地球观，决定了古希腊的地图绘制方式。古希腊地图传统的最高成果体现在托勒密的地图上，在托勒密的地图上所呈现的是一个经纬网络与现实海陆分布叠合的世界。需要注意到的是，经纬网络在那个时代并无实际用处（如今天这样的航行定位功能），它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系统，与政治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科学的、数学的、均质的。遵循柏拉图的思想，均质世界是理想世界（所以大地应该是均质的球形），以这样的理想原则反观凌乱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当然是一个问题世界。柏拉图认为世界在逐渐变坏。
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本质世界，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
希波丹姆主持重建的米利都城地图
很可能是受到数理思想的影响，古希腊人重建被波斯人焚毁的米利都城时，设计了街道正向直角相交的均匀的方格网（grid）形态。设计师希波丹姆（Hippodamos）因此号称“城市规划之父”。城市平面规划对grid的使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最有成就，但中国的城市方格网是求方、求正，似没有严格的数字内涵。数学本是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渐渐独立为解释理念世界的语言。中国古代对数学的应用，与古希腊的数理不同，希腊的具有科学属性，中国的则融合哲学。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古希腊的数理世界在理想属性上十分极端，我们或许觉得它太形式化，没有什么具体的地理内容，不便称其为“世界”。但数目，在古希腊哲人思想中，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基于这一思想背景，称其为“理想世界”并非全无道理。当然，在理想世界观上，希腊人除了上述抽象数理层面的构建，也有比较具体化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界发展的目的论，就是预设了另一种理想未来世界的存在。
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地理描述从来都不缺乏，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知识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想世界观上。人们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发现某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规定着、说明着世界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想中建立了各色各样的一致性的原则，用以解释、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应然世界”。
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
中国的五行说好像与希腊的四要素说类同，是对自然界的一致性或曰体系性的解释。但希腊的四要素，即水、土、气、火，都是物理自然物。中国的五行不但有木，这个生物品类，还有金，这个有几分人文意义的品类。金有天性，但并非天生，金克木符合天性，但要人来完成。所以中国的五行要更复杂一些。
如果只围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转，我们只会感到那个纯粹的或朦胧的应然世界的存在，而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具体模样却没有知晓。幸好有到处游历的希罗多德等人为后代留下了两千多年前的实然世界的丰富记载。我们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家，称希罗多德为历史学家。两类学者各自述说一种世界。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在研究古希腊地理学史的时候，注意到地理学叙述中的这两类世界的存在，所以说：“哺育希腊地理学成长的两位‘奶母’是地理考察和哲学。”（《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
与古希腊人出色的哲学成就相对照，随后的罗马人在思想上几乎无所贡献。在地理学史研究中，作者们尽情批评罗马人的停滞、无为。《罗马科学》的作者斯塔尔（Stahl）曾说：“对希腊人来说，大众手册是科学的下等，但在罗马，科学知识只有一个等级—手册的等级。”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说：“罗马人和希腊人不同，他们在地理学领域内没有作出什么新的贡献。”其实，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
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地中海为其内湖，出于军政管理的需要，帝国统治者必须准确地了解四方的土地以及山川道路的形势。没有准确的地理知识，不可能建设并总控聚焦罗马城的条条大道。地理手册不是一般的志书，而是官员行政的资料基础。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关于对现实世界的地理知识的利用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大空间人文建构，罗马人优于希腊人。
四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图
斯特拉波是罗马时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学》十七卷。他明确表述自己的看法：“像测量土地采用天文学家的基本原理，而天文学家采用物理学家的原理一样，地理学家应当以已经测量过的整个地球的报道作为真理，并相信地理学家过去所相信的原理，首先测定我们所居住的土地的面积、它的形状、自然特征和对它所有土地的关系，这就是地理学的特有对象。”斯特拉波并非不知道那些天文学家所做的事情，但认为地理学关注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穷追抽象原理还是辨认具体事物，后来的学术史表明，地理学永远徘徊、纠缠在二者之间。
斯特拉波亦被称作历史地理学家，像希腊的希罗多德一样。希罗多德在历史叙述中感到了说明地理环境的必要性，即阐述历史与地理之关系的必要性。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大量地理知识，并讨论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有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与那些将天文与地理搅在一起的数理学者不同，希罗多德以及后来的斯特拉波等人将地理与历史搅在了一起。美国地理学史学者詹姆斯的说法很有意思：“希罗多德所以被称为历史学者，主要是因为历史学者比地理学者为多，其实他的著作中极大部分显然是属于地理方面的。”
当然，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构建是一个重大缺失。罗马人甚至对于帝国地理本身也没有多少理念建构，所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社会上似乎没有爆发出强大的复国理想。罗马人务实，专注于法律、政治，对于大自然本身缺乏好奇和热忱，这个特点与我国王朝时代入世的儒家君子类同。不过，中国王朝人士曾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们将具体的王朝疆域构建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几成为一种理念世界，升华为信念、信仰。“国破山河在”，“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这类信念成为王朝之不可动摇的另一种根基。历史证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坚定理念的支撑。
在中国的王朝地理学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不像希腊数理世界那样出身高远，而是由经验层面向理念层面的越升，“九州”观念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同样是九州这个概念，可以分身为两个世界的代表，一个在现实世界，是《禹贡》的叙述，另一个在理念世界，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叙述。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献叙述“九州”者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等。在对九州的来源的叙述上，《禹贡》《容成氏》以为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立场。儒家不讲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强调人文世界的开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圣贤取火设巢、平定灾难的结果，九州这个人间的区域体系就是大禹在救灾之后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设。《有始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兼有阴阳说的含义。在《有始览》的叙述中没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讲“天地合和”之大经时出场的。地上的“九州”与天上的“九野”相对应，它不是圣贤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质。这时的九野、九州属于理念世界观。
“州”的字形出于河州的实际样子，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树立。“九州”又渐渐在社会思想中生根，终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古代中国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同样具有厚重的理念价值。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是现实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观的基础概念之一。
在所见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无不叙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观的内容，以为无甚价值，或责其荒诞。这是受了现代科学地理观的影响。在科学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观念，别家观念都不足论。王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地理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他认为，“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 52 29542 52 15533 0 0 999 0 0:00:29 0:00:15 0:00:14 3061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识的记录，有些话也很精彩，只不过它们多是零星片断的。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为求通贯，引文删去原括号中的内容）这里，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王庸的看法是正确的，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统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统之科学”。
不过，科学的一致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观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地理学这个问题上，王庸是过于偏执了。尽管如此，王庸所强调的学问或学科要有系统性、一致性的特点，仍是个重要见解。
地理学应包括两重内容，经验事实的搜集与理念系统的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知识搜集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可以没有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这是志书的特点。而在对理念世界作描述时，必须具备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理念世界并非没有现实要素，但现实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组，就像掉落的苹果被置入力学体系中一样。现实世界亦并非没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标不在于此。地理学的这两个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叙述的两类出发点，在某个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这是理念世界的特点。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在地理学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样的，詹姆斯的讲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英文的“世界”一词用的是复数。
一般来说，人们以为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是确切的，这种确切给他们很强的自信心。但是，面对现实又总有对世界作进一步解释的愿望。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说：对于解释的愿望来源于对某些经验产生一种诧异的反应。这种诧异，是在一种已定情况之下的预料和我们对它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的诧异和冲突需要解释，这种“问题－答案相互作用的过程会最后导致产生条理化了的知识体系”。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止是消解诧异，还有人的目的。
每一种解释似乎都会还原到经验世界里面去，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杂的，而解释出来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