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历史的担当和担当的历史
在读书人的各种职任中，史职是颇为重要而神圣的。史家指点江山，评述古今，臧否人物，史笔无敌。贤君能臣朝乾夕惕，贤人志士前赴后继，无不仰慕青史留名；独夫民贼残暴酷虐，不畏鬼神却畏惧史臣之笔。在读书人的诸多品格中，担当精神是最为可贵而且崇高的。他们心怀治国平天下之志，不避艰险牺牲，甚至愿将血肉之躯化为甘霖以济苍生。著史，当为良史，著担当之史；为臣，当为良臣，做担当之臣。在读卜键大著《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时，感到了二者的契合，以担当之史笔，写担当之大臣，因而这篇书评就拟了这样一个题目。
本书的写作缘起，是想要为清代大臣王鼎写一部传记。王鼎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嘉庆元年（1796）恩科进士，历仕嘉庆道光两朝，走的是一条典型的读书入仕之路。王鼎最后官至太子太师、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可以说位极人臣。但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其具体经历并没有留下多少材料。除了时人为他写的墓志铭和史书上简单的传记以外，连文集也没有留下，只有薄薄一册《王鼎家书》。那么，王鼎的传记怎么写？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作者放手摆脱了传统的传记写法，大笔宕开，把王鼎的历仕作为线索，从大处落墨，着力于嘉道两朝政治。这样，我们不仅因此读到了历史的厚度，也看到了一个站在历史高处的王鼎。而王鼎作为参与两朝政治乃至参与最高决策的重臣地位，则是这种写法的逻辑支撑。王鼎正处于历史峰峦的顶端。
嘉道两朝可谓多事之秋。清朝在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巩固和发展后，在乾隆中期达到了它自身的顶峰。这一顶峰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先后继统的嘉庆、道光帝已显现强弩不继之势。王鼎就在此时进入仕途，开始了他平稳却不无艰难的历练，清朝则进入了守成但难以止步的衰落。
史家著史从来是讲究文采的。学文学出身的卜键在这方面凸显了他的专长。首先，在谋篇布局上，作者搭建了一个结实严整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框架。劈头进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京师西北郊圆明园的军机处别院，彼时国家的政治中枢，而第一个惊人的画面竟然是军机大臣的悬梁自尽！好端端的天朝，位高权重的地位，还有，世人罕比的尊宠荣华，王鼎为什么竟然如此决绝？是什么让他非以一死不能表达他的忠赆？在此一大疑问之下，通篇故事如汩汩流泉，奔泻而下，直至终篇才揭开谜底。
王鼎一生七十余年，半个多世纪，其间足以震动国家、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接连不断，在讲述王鼎的身世履历的同时，本书大致将其囊括殆尽：有“左贞门的刺客”，天理教的“反贼”杀进紫禁城；有“平定南疆叛乱”，镇压新疆回部叛乱；有“从禁烟到销烟”，改变中华历史走向的导火索；有“张家湾大决口”，一个关乎国运民生的古老课题……
卜键《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本书中的大场面，非平定南疆叛乱莫属。道光帝刚刚继位，南疆便传来张格尔袭扰边境卡伦的紧急军报。道光六年，一场席卷南疆西四城的大暴乱终于发生。这次叛乱和此后的一系列叛乱，有宗教原因，有境外势力的阴谋，更由于清廷治疆政策的失衡，边疆大员沉溺享乐，不明察，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致使局势失控。此事从大玛杂（回人坟场）的暴变说起，一开始就是一场恶战。官军无法抵挡乱军，“各处军台间被贼匪侵占”，而当消息以六百里甚至八百里紧急奏报到道光帝的案头时，南疆西四城的英吉沙尔、叶尔羌已经先后陷落，只有喀什葛尔与和阗还在死守。道光帝连忙命将调兵，且下诏声称“不为遥制”。经过血战，阿克苏得以保住，而喀什则遭陷落，喀什被围已经超过一个月，而救援军尚未集结完毕。苦撑的守将庆祥，率兵巷战，兵败自缢殉国。此时清军毕竟还能战斗。来自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援军，终于在阿克苏发起总攻，突破洋阿尔巴特、纱布杜尔，向喀什葛尔进军，攻克汉城，但当经过猛攻夺取回城时，却发现乱首张格尔逃跑了。道光帝曾“节经降旨，勿令张逆逃出卡外，不啻至再至三”，此时难免震怒，斥责“将军等所办何事”!回疆之役以生擒张格尔，献俘京师，“寸磔枭示”而作结。整整一章读下来，满眼黄沙铁骑，急章飞奏，庙堂运筹，将军决战，刀光剑影，掠地攻城，煞是壮观！
本书既然是一部历史传记，真实就是其必备的品格。这种真实，不仅仅是事件细节的真实，更是把握历史本质的真实。嘉道以后，清朝的败象逐渐显露，作者深刻地剖析了老大帝国的患病肌理，就是把握了历史的真实。为什么清朝大势已去？为什么无论如何励精图治也不能兴废振衰？请看如此大臣、如此皇帝：
（内阁大臣）庆桂堪称嘉庆朝之代表：清廉谨慎而缺乏才情和激情，任事勤勉却又碌碌无为。内阁如此，枢垣也如此；庆桂的施政如此，接下来的董浩、曹振镛莫不如此。不得不说，这是一班平庸的大臣，共同辅佐着一个平庸的君主，一个孜孜求治，却不免浮泛琐碎，既狠不下心治标治本，不知从哪里下手，又喋喋不休甚至论述不休的嘉庆皇帝。（102页）
颙琰好辩论，喜撰文。京师聚赌，竟成为他舞文弄墨、展示才情的题目，分析好赌五弊，也是头头是道。在此，嘉庆帝又提出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提出各旗掌旗大臣的督导之责……讲了半天，也知道作用有限，最后落到这儿，满是悲观无奈。（111页）
英法军竞相争夺占据澳门，嘉庆帝下谕“遥授机宜”，照例要有一番大议论：“大西洋与法兰西彼此构衅，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常之事，中国并不过问……若云因恐法兰西欺侮西洋，前来帮护，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国地方居住，法兰西焉敢前来侵夺，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兰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断不能稍有姑容，必当立调劲兵，大加剿杀，申明海禁……”作者评论道：
既有说理，也有威吓，看似“逐层晓谕，义正词严”，实则于世界大势、边务夷情均属懵懵懂懂。试想如果能以水陆官兵剿办，“申国威而清海澨”，吴熊光、孙玉庭等自会毫不犹豫，问题是打仗没有把握，奏报又不敢明说，这也是广东大吏持久无解的两难命题。（163页）
皇帝自以为聪明，其实完全不着边际。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本来就是孪生的。而面对过于聪明精敏的皇帝，大臣甚至不敢上达下情。
自作聪明的皇帝必然自以为是，听不进臣下的劝谏，与其自我标榜的听言纳谏完全是风马牛。嘉庆二十二年，嘉庆帝“敬承祖训，用展孝思”，欲效法乾隆帝“躬谒盛京”。御前大臣松筠上言，阻谏这次“东巡”，竟惹得嘉庆帝盛怒，下谕“或无识臣工妄以为不宜，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无赦”。“议将松筠革职，实属咎所应得，姑从宽典，薄示降罚”。作者评论说：
明摆着是因言治罪，竟成了宽大为怀；明明是钳制舆论，偏要说“从不因言罪人”。实录中常能读到嘉庆帝苦苦求言，为无人进言懊恼甚至发怒，碎碎叨叨，嘟嘟囔囔，可还是没有人说几句真话。首辅大臣尚且如此下场，复谁人敢言！（190页）
清朝朝政之混乱，竟然闹出了兵部丢失了大印这样的笑话，闹得皇帝必须亲自参与破案。最后发现，“皂隶贱役”“娶媳之花轿嫁妆”，可以开凿衙署墙壁长驱直入，穿兵部衙门而走，而兵部堂司官竟“毫无见闻，全同木偶”。在侦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中，大小官吏“通同作弊、避重就轻、捏造谎言、赌咒发誓”，官场积弊暴露无遗。至于“大名知府喝花酒”“强项令闹官厅”“知府举报知府”“死后蒙冤的保长”“监生呈控知县”等等，更是构成了一幅极尽官场百态的画卷。而这一系列大小案件，也都需要皇帝亲自过问，需要王鼎这样的钦差前去侦办审理。可见这个老大帝国的机器运转已经锈蚀不灵了。
朝廷上下安于恬嬉，对近在眼前的危险全然无知无觉。嘉庆十八年，兴起于京畿地区的天理教教军打入皇宫，在隆宗门下发生激战。虽然这次反叛被迅速镇压，但极大地震动了清廷。正在热河的嘉庆帝中断秋狝回銮京城，被迫下罪己诏，惊呼“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问题在于，天理教首领林清反迹昭著，上下习见不见，竟然无人防备：“事变前数月，教中骨干祝现的弟弟嵩庆，向豫亲王裕丰举报乃兄谋反之事，裕丰本打算上奏，后来想到祝现为府中管事庄头，经其介绍，自己去年还在林清家中住过，思来想去，决定隐匿不报。”事变前一天，卢沟桥巡检飞报顺天府尹，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定于次日午时攻打皇宫，现在党徒已经进入城内。府尹不听，还将他好一通训斥，警告他不得冒昧乱讲，也不作任何预备。待到真的出了事，府尹大人又说报告拖延，得到报告时教军已然闯入宫门。结果是这么大的事谁也不负责，事后的追究，反倒是报告事变的卢沟桥巡检被革职遣发。
继嘉庆之后的道光帝，号称“自律甚严”“自奉极简
42 36798 42 15534 0 0 2028 0 0:00:18 0:00:07 0:00:11 2998”，但是同样终日陷在一连串的大小案件之中，对于上下习以为常的积习恶例无能为力，“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在整顿盐政中，“上官为属员蒙蔽，或陷于不知；下僚以畏葸偷安，相期于苟免。且恐酿成事端，反蹈办理不善之咎，以致上下相蒙，唯恐多事。所获者不过肩挑零贩小枭，借此为敷陈张大之词，官弁升迁之地，苟且塞责而已”。深居九重的皇帝对于下情似乎洞若观火无所不知，但是面对如此溃烂的局面，也只能徒唤奈何：“凡此皆因官官相护，罔顾天良，罔尽心力，只知窃禄肥家，置民瘼于弗问。言念及此，愤懑何堪！” “丧尽天良”“实属可鄙可恨”是道光帝批评臣下特别喜欢的用语，大小臣工的耳朵也都磨出了茧子。皇帝每天训斥，也不见哪位天良有所回转。
鸦片战争的战败，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对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作者没有再全面叙述战争的场面和过程，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揭示了清军必败的原因。第四章第四节“浙东的‘大反攻’”写道：
其实，更准确的本节标题，应是“浙东的大溃败”。经过将近半年的筹备，从各地调集了约两万精兵，准备了大量武器弹药，计划的是同时攻取三城，最后的结果是一仗未胜，一城未下，损兵折将，上演了又一场大溃败。荒唐的是，奕经等人掩饰的本领甚大，惨败之时仍不断奏报取胜，是以在一段时间内，道光帝总以为胜利在望。（475页）
隐瞒、虚报、欺骗、邀功，已经成了官场的习惯性动作。而更为丑陋的是官员将领的腐败。且看，作为统帅的将军奕经，“虽有过从军经历，然对领兵打仗一窍不通，摆出一副天潢贵胄的架子，加上天性仁厚，又有几分谨慎迟疑，是以连身边的人都管不住。除却两位参赞另有各自班底外，随带六人，皆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进见必长跽，相称必曰大人”，彼此则以“小星”戏称。到底是肃杀严整的军事活动，还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游戏？
小星者，小星使也。因古人诗中亦指小妾，便用以自谑和调侃。国家危难之际，肩负朝廷和民族重托，仍不忘风花雪月，又何说焉！同来的二十四名大内侍卫，大多也是“侈然自大，遇事挑剔”，稍有不周便吵吵嚷嚷，这哪里是去打仗拼命？简直就是一次缩小版的“乾隆下江南”。（476页）
这支队伍层层叠叠，编制严密而“规范化”，但似乎并不是为了打仗：
将军大帐之下，总理军机者为印务处，专管兵籍者为营务处，主档册者为文移处，主刑法者为文案处，加上粮台、总局、翼长、襄理，每一处都要三四百名官员，每一官员都要带着一帮子幕友家丁，“而且将军之外，复有参赞；参赞之外，复有钦差；钦差之外，复有小钦差。彼其麾下亦各有印务、营务、文移、文案等处”。（476页）
营造一支如此“完美”的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当然，人吃马喂总少不得开销，奕经行辕饭钱一天就要二千两，所雇二十四名轿夫，不出门也要付费。大约是为了迷惑敌人，将军坐的船就有一模一样的五艘！时人指其为“怯懦之证”，斥之是“社鼠城狐”也是名实相副。如此将军，如此队伍，胜败之数已不待言。
贪污腐败、奢侈排场已经成为清朝官场的通例，各个系统，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无人不腐，无人不贪。治理河道的大小官员亦复如是：
三河岁修经费，均在数百万之巨，能有十之三四用于物料人工，已经是不错了。其余的钱哪里去了？除各厅平日之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之外，各级官员直至胥吏兵丁，也是人人分肥……（438页）
最怪异的，一到冬天，自河督至于厅道官员和“有些头脸之人”，“一色狐裘”。而这么多狐裘，“率不求之于市，皆于夏秋间各辇数万金出关，购全狐皮归，令毛毛匠就其皮之大小，各从其类，分大毛、中毛、小毛，故毛片颜色皆匀净无疵杂”。总河还要定制紫貂之裘，“是以一旦亲临河工，一貂群狐前呼后拥，指点议论一番，又飘然离去”。这正是当时官场的典型景象。
然而，被寄予治河大任的总河大臣又是如何行事的呢？作者这样描写了一个“惯性迟缓”的总河大人文冲：
从十六日漫堤到二十二日大溜掣动，已然过了七个昼夜。这七天中，文冲作为管理河道的总督，都做了些什么？他在奏疏中说得热闹，又是“确勘”走水情形，又是“调集员弁兵夫”，又是“再三熟商”，又是“飞饬两岸州县协济现钱”，可明眼人一下便可见出事先全无预案，临期手忙脚乱，天大的危难降临，仍是各个环节都在掣肘，办起事来慢慢腾腾。这是一种习惯性迟缓，是机制失灵、贪腐盛行的鲜明表征。
出事后……文冲认为不必这么着急。各项物料齐备之后，这位总河大人，还要取出历书，观看星象，请术士扶鸾，郑重择定二十四日为开工吉日。至二十三日洪峰一到，大溜掉头而南，势若建瓴，直击省垣，也就只剩下“心胆俱裂”、叩头请罪的份儿了。（399－400页）
这崩溃的哪里是拦截洪水的大堤？这实在象征着清朝国祚的溃烂！面对“势若建瓴”的洪水，一个腐败的机器难以运转，眼见大堤呼啦啦地垮掉而束手无策。所有这一切，岂是“积弊”二字了得！分明是大清国“内瓤渐渐的尽了”。
传主王鼎，奉命署理河总，前来收拾治河乱局，在一片污烂中显得玉洁冰清。他不仅以恭谨干练著称，而且以廉洁正直著称。
王鼎赶紧下车，招呼老者近前，席地而坐，一一温言抚慰询问。老人跪地泣诉……说到痛处，且泣且诉，王鼎也由不得老泪纵横。（406页）
王鼎的做派与此前的治河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边堤上，设有钦差大臣的行辕，没有帷帐，也很少陪同人员和侍从兵卫，简简一抬小轿，又称肩舆，旁边几个“胡床”。胡床者，今天所谓马扎是也。几乎每一天的从早到晚，王鼎都待在工地上，精神好时走动察看，累了就坐在小马扎上，督导指挥……有时没什么事，就这么呆呆坐着、看着，也陪着河工上劳作的兵夫人等。（432页）
在王鼎的对面，则是“曾经威风八面”“极会讲排场、讲享乐”，如今遭到处罚的东河“废督”，他们“披枷带锁，科首跣足，长跪在尘埃中”，“后来又加上他的几位旧部，在两旁一字跪开去”。作者善于捕捉典型环境以刻画人物，两相对比之中，凸显出一个敬业忠诚的老臣的形象。
对于河署各员捧来的貂裘，王鼎“一笑拒之”，每天穿一件羊皮大衣待在河堤上。他感叹道：“大工之役，终日胼胝于水土中者，真力作之人也，工成全赖若辈，顾其衣食何如？我辈坐而督工，劳逸亦霄壤矣，裘衣而肉食，尚谓苦耶？且西夷方肆，天子宵旰宫中，战士枕戈海上，非大臣安逸之时。”国之大臣，自有大的担当。
虎门销烟的名臣林则徐，与王鼎同朝为官。本书第十一章“从禁烟到销烟”，详细地记述了战前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清廷的困局，华洋商人的利薮，两京吸毒成风，军伍沉溺毒品……同时也刻画了一位敢于担当、明晓大局的能臣林则徐。林则徐同样是清官，在本书中与王鼎相映生辉。钦差大臣林则徐一抵达禁烟前线就张贴告示：
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盖照民间时价发给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369页）
王鼎的家书可与林则徐的告示媲美。王鼎身居高位，却严厉约束家人，规定家人“到家‘四要’：少见人，多读书，遇众谦，出言慎”。他的儿子王沆到省城参加乡试，他致函叮嘱再三：
主考皆门生，我在京俱不令进门见面，到省城时勿见客，尤不可见官长，更嘱董桂等勿在街上行走，力杜嫌疑，以正自持，是为至要。（358页）
林则徐像
如此有为有守立官清正的大臣，自然是惺惺相惜。而林则徐与王鼎也并非巧合地走到了一起。林则徐奉命禁烟雷厉风行，正需朝廷力挺之时，却因昏君昏臣昧于夷务，偏听自用，将林则徐打成“招衅启祸”的罪魁，免职充军。而王鼎则将林则徐“截留”，力请皇上准许他在赴戍所途中来河干“襄办”治河。林则徐在风雨飘摇、洪水滔天之际，是足以力挽狂澜的柱石，在治理水患中同样有出色的表现。林则徐以戴罪之身尽心尽力，毫无怨言，不理睬那些冷脸和非议，“每天黎明即赴大坝，常常三四鼓尚不得回馆”。因为王鼎，“贪腐公行的清朝社会有了一个基本廉洁的工程，习惯于钩心斗角的督抚大员有了一次还算精诚的合作，因循疲玩的清朝官场有了一批夙夜在公的官员，懦弱自私的清朝河标有了大量舍生忘死的士兵……”王鼎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林则徐应当大用，极力建言皇帝再次启用林则徐。然而就在大坝合龙的前一天，一道谕旨发往祥符工次：“林则徐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是何等的戏剧场面，何等的天朝奇观！而“文忠（指林则徐）自若，即日启行”。王鼎与林则徐“涕泣为别”。林则徐有诗记其事，曰：“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一片英雄相惜的情怀。
几乎每个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层，都会有几位调和鼎鼐之士，有一批治国理政的能臣，所谓“二三大臣”是也。而能者本身就是庸碌之辈的威胁，加之性情多直，不管是亢直、爽直、剀直还是切直，在官场中往往不被人喜。（165页）
在嘉庆朝，官场的这种形态已经成为顽疾，庸碌尸位，拉帮结派，倾害能臣直臣，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到了道光朝情形更甚：“如果说道光帝是庸主，（曹）振镛便是庸臣，庸者多壅，不管他们多么勤政和节俭，国事都会不断地走向不堪。”
陕西蒲城王鼎纪念馆
清朝国事已渐不可为。边疆腹里都在上演一幕幕荒诞而悲壮的戏剧。面对虎狼之英军，“杭嘉湖道宋国经，欲以奇兵致胜，特向市中购买面具数百个，募乡勇三百四十二人装作鬼怪，私于内署昼夜演习之……”想用鬼怪假面恐吓敌人，大概是神怪小说看多了。荒诞与悲壮相连接。“瞒和骗真也无处不在。对皇上报喜不报忧，各督抚将帅莫不如此，惨败被说成小挫，失职被说成有功，小胜则演绎为大胜……”皇帝则刚愎自用，谁也不相信，“朝廷耳目众多，将军督抚甚至海关监督、学政皆有专折密奏之权，全瞒是行不通的，那就真伪参半，趁水和泥”。皇上动辄“朕志已定，断无游移”，不愿“甘受逆夷欺侮戏弄”，不愿“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斥责臣下“实属丧尽天良”，而对自己的误国却浑不觉察。取代林则徐的琦善，“头衔惊人，既是世袭侯爵，又是内阁大学士、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受命办理夷务，却没有与外国代表会谈之权”。结果，当然是“连笔者也不忍心”的“兵败如山倒”。读史至此，能不令人仰天太息！
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局面，王鼎决定犯颜谏诤了。但是，“清朝的体制沿承前明，不同的是，断断不许抗言谏诤，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只管监督众臣，没有直言谏上的职能”。道光帝也不容易，“朕抚躬循省，五内焦劳，每念毒孽未除，颠连莫拯，痛心自责，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难安”。如此局面是道光帝本人所致吗？道光帝或许只是循例执行者，或许是制度的限制者、积弊的承受者。他也无法逃脱已经布设的网罗，君主专制的格局使他不能听进真言、诤言，不能信用忠臣、诤臣。当王鼎扯住皇上的衣裾嘶声呼喊，而皇帝不为所动时，王鼎就下定了决心，一死以明心志，只盼以一死警醒皇帝僵化冰冷的心，以一死拨开皇帝眼前的翳障。也以一死刺激浑浑噩噩的众官，呼唤不甘沦亡的人群。孔夫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于是，就有了本书卷首的那一幕。太子太师大学士王鼎，在军机直庐投缳自尽，伴随他的是一个大红封套。那是他用热血对皇帝说的话。那里面都写了什么？力保林则徐？反对与英人议和？还有什么长策远略？然而已经无从知晓了。人们还在蒙蔽，他们担心王鼎之死刺激皇帝，如果大臣只能以尸谏进言，皇帝岂不成了昏君！王鼎的遗书被进行了精心的删改。一切中正和平，一切温柔敦厚。仿佛天下无事，万物祥和。然而，这一改，王鼎之死似乎也就此轻如鸿毛了。
不，作者以七十万字之巨篇重新拈出了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王鼎之死重于泰山！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七十万字对嘉道那段历史作了全景式的复原，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生动面貌，让我们亲炙了古人的音容謦欬，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的表象看到了它的本质。它帮助我们认知，也帮助我们思考，告诉我们是什么，也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写作方法上，本书糅汇了文学和史学，追慕太史公“无韵之离骚”的崇高境界，为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奉献了有益的经验。
清朝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老大的中华帝国沦至被瓜分的地位。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终于绝地重生，而且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王鼎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王鼎和那段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令人警醒而奋发。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改定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