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灵魂丢失国度的歌哭者
老舍（1899-1966）
二〇〇八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言及中国的老舍，以为他与莎士比亚一样伟大，是“替那些无权说话的人说话”的人。如果他活在世上，也许会同意这个看法。究其一生，也确是这样的人物。
他最初的写作，因为寂寞，一个人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回忆自己的故土，不是感伤的触摸，而多笑话式的表达，不正经的书写，内容却有点沉重。那些文本，都老实得很，有着胡同的声音、色彩，还有天上的飘动的扬尘，指示着无数灰色的命运。我觉得他的写作，无非记录自己的经验一种，辐射到可怜的市井里。他哀叹着那样的生活，却也留恋屋下的儿语、庭院的老树、飞动的鸽哨。北京城被遗忘的群落，在其笔下一点点复活了。
老舍早期的作品，滑稽的词语时常可见，写人的时候，以善意的调侃为乐。觉得回忆过去是一种快乐。《老张的哲学》《二马》对过去的中国儿女，就有嬉笑描述，许多篇章的夸大的描述有温润的感情的透露。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人，有时候也借着小说讽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担当的是一种责任。《赵子曰》《猫城记》对于社会的理解，虽然有点朦胧，而真意在焉。到了《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家国、人我、古今，有了多维的表达，精神渐趋阔大。就文学的地域美而言，已达化境。
人们谈论老舍，不太深言最初的几部小说，以为流于滑稽的地方多。《老张的哲学》讽刺北京教育界的混子，批判的意味浓烈，几乎没有温情的地方，一切都被无聊、可笑的场景占据了。《赵子曰》叙述略见趣味，但讽刺的段落控制得不好，像被夸张的漫画，我们看出作者的幽怨。到了《二马》，结构与意韵好了起来，人物也活了。小说写一对中国父子在英国的故事，透着国民性的审视目光，那种冷静中的勾画，让人忍俊不禁，但最后有悲凉的况味流出，我们只能叹息。
因为有了宗教的背景，他意识到自己祖国的诸多无趣生活的可怜。发现了自己生活的空间的可笑，于是就多了反讽的冲动。中国人如何没有信仰，如何伪善，如何在主奴文化里互相倾轧，都在一个个故事里流露出来。《老张的哲学》开篇就写主人的无特操，什么教都信，但等于无所信；什么职业都沾一点，兵、学、商的习气都有，而又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语言。他办教育，却又要经商，对待青年不好，身上有着诸多恶习；《赵子曰》描写一群在北京公寓里寄住的青年，在昏暗里无望的故事压抑里有思想热流的滚动。这看出作者早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对于国家的哀怜里，痛感阵阵，借着灰色的人间抒发人生的感叹，忧患之情与鲁迅庶几近之。
老舍对于青年有不同的分类。他看到他们的诸多劣根性，又发现一丝人性的光亮。以《赵子曰》为例，周少濂是个可笑的诗人；欧阳天风乃玩世的利己主义者；武端专会探听别人的机密，猥琐的样子颇为可笑；莫大年是口无遮拦的人物；赵子曰染有许多世俗的毛病，荒唐度日的时候居多，但也不泯良知；李景纯则是有抱负的人，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他们在军阀当道、教育混乱的时候，找不到自己存活的路，造反、清议、鬼混于梨园，搀杂在富人骗子之间，浑浑噩噩地面对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校不好好读书，捆了校长，作文骂老师，被学校除名。除了李景纯，他们大多喜欢做官、赚钱、谈女人，但又没有应对世界的本事。中国好的传统比如儒家思想，在他们那里变成邪恶的遗存。京剧本来乃民间艺术，而赵子曰登台的时候，则变成市民的闹剧和庸俗之物。这些人在无光无爱的世界里，没有坦直的路可走。唯有李景纯怀揣梦想，去刺杀政客，却不幸被砍掉了头颅。小说写赵子曰这个人，有许多的毛病，一身的旧俗和昏庸的气息，使其在悲剧的路上颠来颠去。李景纯的死，唤回了他的良知，遂有思想的冲动。但未来的选择如何，也茫然不知，小说就此打住，留下无数的问题给读者，我们由此也带出没有希望国度的闷损之感。
老舍的作品，系个体生命的一种体味，对于社会的看法既非哪个学派的，也无政党的痕迹。他以本然的思路，笑对江湖，嘲笑了官员，嘲笑了市民，也嘲笑了自己。他笔下的北京，是灰蒙蒙的、乃鬼蜮般的古都。他写那里的节庆、日常生活，都不是温情下的梦幻的颜色，而是愁风愁雨，死气沉沉。对于自己的家乡，他爱恨交加，苦乐杂糅。比如写春节的民俗，总有不快的影子缠绕在里。富家大院里的存在，则邪恶者居多。茶馆、烟馆、妓院、商铺、学校、教堂、梨园都没有光亮，而是死气的所在。
有趣的是，小说里有对于婚姻的恐惧。至少在早期作品里，凡涉及爱情、婚姻，则丑陋、病态者多多，没有一点的亮色。《二马》笔下的域外男女之事，几乎都不快乐，而滑稽可笑却成了主角。到了《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里，婚恋者多的是苦果，爱意的纯真不易得到。在短篇小说里，他涉猎青年男女的感情，苦味浓浓，几乎找不到亮丽的颜色。《微神》里的少女本来深爱着青年男子，因为朋友出国，久之而堕入青楼式的深渊，美丽的形影被夜色吞没了。《牺牲》里的洋博士回国后水土不服，艰难地找到女友后，却被女子所弃。主人公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在作者笔下，婚姻仿佛坟墓，要么死亡，要么疯掉。我们要在那里看到清秀、神圣的美是大难的。他后来看到巴金爱情三部曲，恍入梦中，那个没有杂质的乌托邦，是自愧不如的地方吧。老舍对于病态的世界带着反讽的笔触，人间的青春早早凋零。他在芸芸众生里看到的是无望和无趣的存在。其悲剧观念，牵扯着一个民族的宿命。
有人把他的作品与鲁迅相比，或许有些道理。他对于国民性格的把握，就有逼真的一面。不过，鲁迅看国民性问题，有尼采和托尔斯泰式的参照，老舍的路径则大不相同，英国式的幽默和讽刺，以及老北京的滑稽感漫印在词章间。他由自己的生命体验，进入到鲁迅式的话语里，说起来颇为有趣。《天下太平》一文写道：
中国古伟之邦也，以盘古为“起点”，居世界之中心。物则广有，鱼鳖虾蟹，酱醋油盐，一应俱全。民亦哲秀，往往出圣人。当今之时，豪俊尤多，咸能率一旅之众，替天行道，杀人无数，民死而弗怨。及接夷狄，又均善怀柔，陈礼乐，重揖让，唾面容自干。既干，仰面趋进复请惠唾，敌皆感复，每不敢正式宣战，而时突鸣巨炮焉。夫天道恶争，我得其旨，行见夷狄之自亡，无劳抵抗。
这个与《新青年》时代的鲁迅、陈独秀诸君的随感如出一辙，乃西学参照下的一种民族自省无疑。他以嘲笑的口吻写世间万物，却并无高高在上的样子，因为他的双脚站在社会最底层的地方，又无士大夫气、绅士气。以为士大夫与绅士不会理会底层的世界。他笔下的底层，又非左翼文人的一派正义的样子，萎缩者、无聊者、堕落者、可爱者都在那里，像但丁笔下的地狱里形形色色的生命，远离上帝的光泽，大的哀凉里包裹着一切。
陈独秀、鲁迅批判传统社会，主要仰仗的是西学的参照。老舍对于那些学说知之甚少，所获者不过是基督教的爱意。他很小就受过洗礼，出国是教会大学的老师推荐，而后来又在教会大学任教多年。慈悲、济世、利他的思想下，便有了审视故土的冲动。在一篇文章里，他回忆说，小时候得到过宗月大师的帮助，故念念不忘对世间的感恩。被教会接济过，遂有普度穷人的爱意。我们读他的书，在最为忧患的地方，依然能够体味到精神的暖意，那是上帝般的灵光的照耀。他在文字世界里，折射出人间珍贵的温度。
《骆驼祥子》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年版
最著名的小说是《骆驼祥子》，这给他带来无数的声誉。读此书，看得出作者内心的丰富体验。他借着一个底层青年的不幸命运，看出世间的病象。劳动者没有幸福可言，善良的祥子苦苦挣来的一点积蓄，却不能避免厄运，婚姻被骗，劳动受辱，最后在惨境里挣扎着。他在描述祥子与环境的关系时，处处不顺，道道关口，几乎无路可行。那些造成他不幸之人的嘴脸，多是漫画式的，但又非模式化的点染，而是有着市井的气息，仿佛是真人的录像，栩栩如生之间，道出生活本意。
在《骆驼祥子》那里，他的思想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没有左翼著作家的布道腔调。那是一种人道的俯视，打量人间万物的时候，我们听出他心音的跳动，痛感是隐隐的，它折磨着读者，以致无法从惆怅里脱身。北京城最为黑暗的影子，刻出历史的心酸的一页。
与京派的文人不同，他不喜欢贵族的笔法，古雅的、故作高贵的精神在他那里是绝迹的。在百姓的苦乐里看人间万象，而非从既成的概念里去瞭望人间，就有独特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具有原创性的人物，在他之前的文学长廊里，没有这类都市里的灵魂，被折磨与被凌辱的人们，构成了与鲁迅小说人物相对应的另类群像。
因为深味苦难，他知道万物不能以齐一的方式为之。所以在热闹的地方，看出寂寞；于纯情的所在，嗅出苦味；他甚至用了残忍的手段，送无数可怜的人到死亡的路上，灰色之影遍地，无奈的惆怅缕缕，真真是悲剧的神手。他写的小人物都栩栩如生，提供 45 34231 45 15533 0 0 3239 0 0:00:10 0:00:04 0:00:06 3238无数人间图景。一般的文人，看不到普通人的辛酸苦辣，而他独以慧眼得之。《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各种人生的喜怒哀乐，形成一幅幅人间百图。市井里的嘈杂，城边的冷寂，墓地的肃杀，伴随无边的噩梦。许多小说写到自杀的念头，潜意识里对人间有无量的悲哀。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看他的作品，在压抑的气氛里有地狱般的惊恐。他从人间看到了阴间的东西，世俗的光环背后差不多被绝望占据了。在意识深处，他本能地感受到存在的无意义，只有写作，才赋予了一种价值。许多学者发现了他与意大利作家但丁的关系，他自己就专门写过赞佩《神曲》的文章，以为那里有灵魂里的深。在《灵的文学与佛教》里，他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的心灵世界，不能是对世俗生活简单的描摹，应当对人的内心、对灵魂、对天堂、对地狱有所关照。但丁的伟大，就是在极端的环境里发现人类的隐秘，他那么精确地描绘了人在地狱里的惨状，又描写了人如何超越这种苦难，寻找光明，内在的伟力是常人不及的。
因为欣赏但丁、狄更斯、康拉德，他找到了进入人的灵魂世界的另一种路口。他失望于中国没有灵的生活和灵的文学，人们被实用的绳索束缚了。在他眼里中国有道教，但是算不上灵的文学，因为它是根据老庄的哲学再搀和一些佛教的因素而成，失之于浅是自然的。他说中国的佛教已经宣传了将近两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群魔乱舞，人民的内心出现病态，不能不引以为憾。这个观点跟传教士对中国的判断非常接近。明代以来，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写过一些研究中国人心理的文章。其思路也影响了许多国人。鲁迅就是在看了史密斯《支那人的气质》后，对国民性的认识加深。在这个层面说，他与鲁迅内心相通，不能不说缘自知识背景的相似性。
如果你看他写北京的风景、人情的文字，在咀嚼其间的味道的时候，从来不忘提示黑暗与邪恶在这里的存在，且指示着悲苦、惨淡的一隅，并无梦一般的幻影。他太冷静，那些可怕与无聊的存在，不是以控诉的语调为之，而是以讽刺、幽默的语调模拟着，嘲笑着，有神哉妙哉的精义。北京在他笔下是立体的，贫民窟、街市、古庙、枯河、野地，构成死灭的图景。《四世同堂》对于胡同里的人生的描绘，全无明快之色。在无光的屋檐下，我们听见了将死未死的低语和冲出死亡的青年的声音。这对于老北京，乃一个不能直言的感知，他的悲观的意识，墨汁一般流在纸面，黑色写着黑色的诗句，而渴望的却是升腾的东边的曙色。
老舍有两套笔墨。一是幽默的，不正经的文字；一是感伤的，带着悲楚的词语。《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猫城记》属于前者，《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算是后者。他在不同的笔法里，传达的意韵不同，有难以言说的苦楚。在第一种笔墨里，他批判的眼光四射，看到两足动物的人类可笑可鄙的存在的非合理性。在第二种笔墨中，作者随着悲剧的主人翁叹息着命运，背后有泪水的流动。在描述那些不幸的人的时候，又常常加一点独白，叹息国民的不争与不强。中国好的遗存都染上病灶，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有用。人们日益堕落着，衰败着，竟无一点进化的内力。从无声的古都里看历史与现实，作者给予读者的是最为凄苦的东西。
幽默与悲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存在，有时候南辕北辙。但这一切在老舍那里统一起来。他以夸张戏谑的笔写人的怪诞之举，结局却带着泪水。世上的作家有此本领者不多。果戈理如此，鲁迅如此，老舍亦如此。他在作品中写了无数无特操、无爱意的人，却不幸都是走向黑暗的一族。有学者在其作品发现作者审美的巧意，太监结婚，两个男人娶一个女人，丑女子富贵里的寂寞，都是漫画里见幽思，相声中得妙悟，我们笑的时候，不禁为之感慨，似乎被什么击中，体内有隐隐的痛楚。他早期的文字夸张的东西很多，以致无法节制，但后来形态得体，韵味杂多，文章里透出老到的神采。尤其《茶馆》《正红旗下》，其境界之阔大，情思之深切，在描述北京的作品里是罕见的。
《正红旗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版
在许多作品里，灵魂的问题纠缠不已。他以写实的笔法，传达着明暗不已的心灵世界。《大悲寺》写善良的老师遭到学生的袭击，并不抱怨学生，以善对恶，恰是知识人最美的品德。《歪毛儿》描述一个看破红尘的青年的厄运，暗示着一个道理，一个人只看到人间不幸，逃逸是不行的。温暖着破碎的生活，或许才有意义。《黑白李》现出人间的原始性的正义，精神的锐气回荡在词语与故事中，作者寻找着什么，探视着什么，精神就顿时高远起来。这是老舍的另一面。他后来在《茶馆》《正红旗下》发扬了这个优势，乃至成了人间神奇之作。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人类的基本恐惧。他认为被遗弃是一种恐惧，碌碌无为也是一种恐惧，而这些恐惧带来的毫无价值的恐惧，更是一种恐惧。老舍的小说，一定意义上写出了对生命的恐惧。《阳光》里的女子婚恋的失败，逃逸中的不幸，以及离婚官司带来的无限困苦，是无可奈何的。不敢想未来，那可能更为不幸。《末一块钱》里的男青年在戏院里迷恋一个青年女演员，却没有经济能力在剧院久待，因为冒失而被撵出剧院大厅。他潦倒地在街市闲逛，对于回到宿舍有着莫名的恐惧。小说写道：
可是他没有往回走，他觉得冷。回宿舍去睡。想到宿舍更觉得有死的必要……自杀太晚了，连买煤油灯的钱也没有了。他和一切没了关系，连死也算上。投河是可以不花钱；可是，生命难道就那么便宜？白白把自己扔到河里，连一个子儿都不值？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写的是失败的人生。女子贫穷、堕落，男人屈辱、受难，都在将生将死之间。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自己的不幸。所有的路都是死的，一切都在不可思议之间。他写老北方的城，都没有多少活力，暮色与冰雪里的人与物，预示着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描写这些的时候，作者透出的思想是，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死亡与不幸才是真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那些迷失在街口的女子，不敢瞭望自己的未来。而生命都被一种晦气习染了。《歪毛儿》所示一个人的眼里看到的多是邪恶的东西，在人们以为正常的存在，他竟看出黑暗。越是如此，越觉得自己的可怕，环境的可怕，于是遁迹他乡，选择了另外的路。小说的主人公对于世界有可怕的幻影，他为自己吃惊，也为环境吃惊。未来的一切没有灵光之美，而是不确定的绝望。这些在《骆驼祥子》里达到了极至。
难以忘怀的是他对于艺人江湖的描述。熟悉梨园、天桥的老舍，深味世态炎凉。他在许多作品中呈现了这个江湖，在那里，没有宁静、冲淡的美，一切都在黑色的包围里。小说《兔》描绘一位为京剧艺术痴迷的青年小陈的不幸。他喜欢花旦，本来是票友，后来下海，不料被黑社会所控。美丽艺术的背后，竟暗流涌动，梨园内外，邪气横生。他的老师俞先生叹道：“玩票，能被人吃光了；使黑杵，混不上粥喝；下海，谁的气都得受着，能吃饱就算不离。”演员在台上神气十足，台下离不开烟土，颓废的样子让人气闷。小说写他潦倒江湖的一幕幕，冷气森森。京城艺人的辛酸史，楚楚动人地展示出来。小说最后写到小陈的死，似乎为梨园的命运写上叹号。在中国，一切美丽的存在都沾染了晦气。老舍的无奈和悲观，都内化在文字里。
但老舍也写出了某些传奇。他在江湖中窥见了人性的另类的遗存。无论《断魂枪》还是《鼓书艺人》，奇异的精神还是可以见到一二。在《断魂枪》里，镖局的人们的武术之道，有恒定的规矩。沙子龙的徒弟王三胜在土地庙拉开厂场子，不料被姓孙的老人所胜。王三胜找师傅沙子龙复仇，却被师傅所阻。孙姓老者来见沙子龙，想会会高手，沙子龙并不接招，不想把枪法传给世人。这种反江湖的选择，颇有点不可思议，但有大的情思于此是清清楚楚的。这里有一股神气在里，也许是深悟玄机所致，也许有退出江湖的隐逸，也许怕沦入苦地也说不定。写此类作品，作者老到精妙，举重若轻。我猜测他一定得意于这种反常规的故事，它吊起人们的胃口，神秘之力暗生，谣俗之美历历。小说出其不意的笔触，恰有其耀眼的智慧。这样的作品，在他的创作里为数不多，可是却那么强烈地打动着读者。在没有灵魂与信仰的国度，发现悲剧之外的精神闪光不多，但这已经给了他一种满足。
在《怎样写小说》里，他说“小说是酒精，不是搀了水的酒。大至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小至职业、相貌、习惯，都须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描绘才能简单而精确地写出，我们写的事必然是我们要写的人所能担负起的，我们要写的人正是我们要写的事的必然的当事人。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皮裹着肉，肉撑着皮，自然地相联，看不出虚构的痕迹”。这是的确的。在许多小说里，写实的精确和逼真，不像是虚构，仿佛是生活的直录。因为他没有在自欺的幻影里，写出人间奇奇怪怪的人生。而那里的悲伤与绝望的氛围，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呢？因为关注真的人间，他的内在的锐气常常被悲剧元素所裹挟，鲁迅之后，他是重要的悲剧的作家。在底层的风风雨雨里，我们读出无所不在的沉重。
悲剧是一种对幻象的颠覆，在那里，不幸主宰着一切，舞之蹈之的是魔鬼般的存在。《猫城记》是无所不在的恶，鬼蜮里的冷风吹走了暖色和爱意。这书后来给他带来许多的麻烦，认为他恶毒攻击了自己的祖国。《鼓书艺人》颠簸里的生活，哪有灿烂的笑呢？漂泊、无家的行走，等待自己的是不测的风雨。在许多短篇作品里，他写了疯子和怪人。这些畸形、无助的人的行色，给我们惊异的刺激。他们的可怖的目光，探照灯般射着一切。丝毫不觉他们的古怪，细细一想，我们何曾正常过呢？老舍以为这是世间的本原，而我们的读书人往往忘记了这些本原，竟滑动在自欺的路上。艺术如果自欺，不能撕开假象的面纱，我们所见者，不过缥缈的影子罢了。
我自己喜欢老舍的，是他的反文人化的书写特点。与主流的白话文写作比，他应当是一个异端的人物。周作人、梁实秋写北京的吃住，往往端着架子，或者说带着书斋里的雅致，欣赏着古都，却远离着烟火气。但老舍是属于胡同里的一员，一切生命似乎都与自己有关，哀于斯而又歌于斯，血管里流着黎民百姓的温度。比如他的小说、散文，很少写皇宫、王府、皇家遗迹。而心系的是城边的花草，四合院的老树，胡同的吆喝声。他关注民间艺人、土屋、老墙根、游民。模拟他们的神态、趣味，在日常生活里看寒来暑往，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他的善良之情在描写动物、花草的时候，显得格外动人。那么入微的观察与体味，神态惟妙惟肖，举止多带趣味。在对象世界里，看出他胸襟的与人不同。北京城向来属于士大夫者流的符号，自从有了老舍，百姓才成了这里的主角，且一唱就是近百年矣。
佩服老舍的人，忘不了的是他的表达。像春天的干风，热烈里有丝丝冷意。他的语言没有士大夫气，几乎不使用旧文人的语言，用之，也是反讽的时候居多。英语很好，可是又没有翻译腔。他的表达是从市井里来的，而又提纯了词语。几乎看不到粗话与黑话，叙述语言干净利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士大夫的句子已经不能舒散出民间的冷热，洋腔洋调也与日常的形态相距甚远。看那些俏皮的句子和沉稳的叙述语言，你会觉得他与世间的角度总是不同。那里没有自恋的辞藻，也无意沉浸在精神梦幻里。百姓口语折射的是生命的形态，逼真、活泼，又有真的气息在。那些语言模拟了众生的神态，带出声音和温度。北京话的内在之美，他无意中得之，又传播于人，可谓不朽于世矣。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