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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元:太湖中的“神神鬼鬼”——古代知识世界与道教鬼神观

2015-12-25 书城杂志

一、古人的“知识世界”


  在理性声音离我们不那么近的古代岁月里,所谓“知识”,其本身与信仰世界是有紧密联系的。换句通俗的话说,古人的“知识世界”往往是建立在一些艰深而又灵验的信仰体系之上。同时,信仰生活常常也需要建立在被认为是先进的知识体系之内,才得以广泛传播。文献学上一些被归为释道筮卜小说类的书籍,在今日看来可能其内容的宗教成分大于理性成分,如《山海经》《真诰》之类,甚或有些像是无稽之谈的内容,但当日那可能是先进的知识体系。同时,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许多古人朴素的、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本身也有可能是建立在对某种信仰生活的反馈,一如被视为“朴素唯物论”的王充所作《论衡》,其实可能就是某种对抗西汉风行的五行谶纬思想的产物,反映的是作者另一种温和的儒教、鬼神观而已。

  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古代的天文历法之学,也是典型一例。古人的历法的设定,曾长期使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获益匪浅,但属于当时最先进最精微的“天文”之学,原本的服务对象是帝王贵族,参与到天地信仰的崇拜与祭祀当中。这种天文测量的知识,时而还会因为信仰的迁延,与政治思想发生关系,甚至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中古武则天利用印度传来的天文学敷衍“洛阳中心”论,而证明自己都洛阳的合法合理性,就是古代“知识”受制于信仰生活的显著一例(可参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关于今天的话题,我们所熟悉的太湖,也有这一层“知识”之于信仰的维度。古人的“知识”当中,是把太湖当做信仰中某种“神圣空间”来对待的;比如太湖底下能够四通八达,太湖里居住着各种神明,太湖里有个修仙的仙岛等等。因为时间的推移及各种次生传闻的层累,这些源生于早期道教信仰的“太湖”知识逐渐模糊。加上近代百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这片汪洋的东南水泽,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只存在“太湖流域”“淡水湖”等纯地理的概念。但今天重新看待太湖“知识”依然有其意义。因为仅凭今天理性的眼光去看古代对于太湖两山、水域的记载传说,显然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秘。请试先从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唐传奇小说的故事开始,展示古典时代“太湖知识”中的宗教元素。

  著名的唐传奇、李朝威所作《柳毅传》里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又经过后代“柳毅传书”的杂剧戏曲传播,俨然中国人神恋故事的代表。故事讲述了柳毅在前往长安赴考,在泾阳遇到一位女子,在冰天雪地的泾川边牧羊,对方是洞庭湖的龙宫三公主,婚后备受翁姑欺凌,放牧江边。柳毅为之返回家乡送信,结识龙宫洞庭君兄弟,救回公主。钱塘君由于错手杀了三公主的丈夫,决意撮合公主与柳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柳毅也得到成仙。李朝威在传奇结尾说道“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柳)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明确指出这则神话爱情的母题,出自“神仙道术”;所以不仅神仙如龙王龙女带有宗教色彩,连传奇中的泾川、洞庭等地名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二、《柳毅传》与《西游记》

 

  前人研究柳毅传书,于洞庭下笔颇多,但笔者先在泾川、泾阳提上一笔。小说中的“泾川”自然就是关中“泾渭分明”中“水清”的那条泾河,泾阳县就是河北岸的县城。这座长安城边的小县城,竟然承载了中古不少神话故事。比如著名的《西游记》里开头第十回,魏徵梦斩龙王,并引得太宗李世民经历地府的一段惊险,就是出自长安城外的泾河之中。《柳毅传》中女主人公龙王“三公主”,原先“父母配嫁泾川次子”,据文意自然嫁的就是泾河龙王的二儿子。如果再有些考据癖的人会发现,柳毅传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仪凤中”(676-679)高宗年间,而《西游记》太宗梦斩泾河龙王的时间更是那回小说的文眼:崔判官取来生死簿“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一十三年”(639)。此二事相去已经非常接近。《西游记》中泾河龙王再一次出现,是借西海龙王之口:

  龙王见了,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渎;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渎;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渎;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渎;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官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鼍龙,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已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这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

  最终西海龙王派了摩昂太子把泾河龙王的第九个儿子收拾了,小说也来到了四十四回,尽管还是没出贞观年间。(尽管历史上太宗驾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但《西游记》里崔判官硬是给太宗在地府续到三十三年。)

  结合此二种故事看,唐代《柳毅传》中泾阳君,与明代《西游记》中那位被表哥拿下的“鼍龙”,在地望与结局上颇有相似之处,同出于泾河,同有犯事经过,同遭龙君惩罚,似可推断,泾河有个不安分的龙君的说法,恐怕是有某种背景故事存在;而那个故事背景里,应该就是出自某种佛道鬼神色彩的情节。


太湖东山启园中的柳毅井


  这种宗教色彩在《柳毅传》另一个重要地点“洞庭”上,则更为明显。此柳毅传书的“洞庭”之水,并非是如今的洞庭湖。据张伟然教授考证,因小说中许多地理位置关系的交代,《柳毅传》的“洞庭”不可能是湖广的云梦之泽,如“三公主”一开始说的“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江南吴地,很难接近今天的洞庭湖,所以那片“洞庭水”必是太湖(氏著《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柳毅传〉中的“洞庭”》)。如此,则小说中那位忠厚的“洞庭君”,深情的“三公主”,都是太湖里的河神,湖底有龙宫洞府,都是这个神话的背景知识了。连接这一仙凡空间转换的枢纽“柳毅井”,自然也必须在太湖边。太湖东山启园附近存在一口“柳毅井”,显然要比另一口、洞庭湖畔君山的柳井更符合传说,来得有根据。启园附近的“柳毅井”,至今也已有千余年历史,南宋《吴郡志》即已记载此井。明代东山大学士王鏊(1450-1524)于正德九年(1514年)手书“柳毅井”三字立石碑。乾嘉时的学者金友理说:“相传古迹,大半无徵。无徵者断之以理,如柳毅传书……皆理之所难信者也,旧志虽有,不敢录入。”(《太湖备考卷六·古迹》下按语)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受了“柳毅传”发生地在洞庭湖的影响,把太湖边之“柳毅井”反而当做了“假古董”所致。金友理这么一较真,反而没看出古典传说背后的历史性,又有些矫枉过正了。


三、“洞庭”里的道教知识


  太湖里面有龙君龙女、人神了情的故事,显然已经是神话故事极为成熟的阶段。在唐人柳毅故事之前,关于太湖洞庭中有神仙居住的母题,一定早有流传;今天通行的洞庭龙女故事,是整个“太湖知识”演变到唐代的一次成功的量变。早在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兴盛之时,道流就认定太湖中之西山林屋洞,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九,也叫作“左神幽虚之天”。正因为太湖底下这个著名的洞府,“洞庭”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太湖及林屋洞所在的太湖西山。道教典籍上这么解释“洞庭”二字的含义:“山腹中空谓之洞庭”。“洞庭”之于山川,就像人身上存在各个穴位,气血在其中同行,又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词后来渐渐特指太湖中的东西二山,想必就是因为太湖与两山有特别的仙道之气吧。这个林屋洞下有三门,同会一穴,此洞穴有三个道教色彩浓重的名字“雨洞”“阳谷”“丙洞”,而洞里本有石室、石钟、金沙、龙盆等道家“洞天福地”的陈设(《太湖备考卷六·古迹》引《震泽编》),一如大家最为熟悉的《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里、猴子们发现的“石窝、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一般,都是仙家隐居洞府修行的“标配”。

  道教经典上记载,这个林屋洞底下有多条门径,通向中国大地的多个方位,这在各种书中记载都不同。一说是四面通向王屋、峨眉、罗浮、岱岳,这个在乾隆时的金友理已经觉得不妥。金氏以为,太湖“东通王屋”,于地理似乎怎么说也说不通。(《太湖备考》卷六引《郡国志》)还有一说就是“北通琅琊东武县,西通长沙巴陵湖”。巴陵湖即是今日之洞庭湖。太湖、洞庭湖有通道,据说《山海经》里也有印证(《太湖备考》卷六引《娄地记》与《山海经》)。《柳毅传》中那位脾气火爆的“钱塘君”,片刻从太湖水府跑到泾阳,并口吞负心郎。神话里未提及钱塘君用的交通方式,然甚有可能应该是太湖底下的潜行之道。尽管泾阳这个传说中重要的道教地点,与太湖相通的直接记载似未找到,但是中国大地底下有包括太湖在内,多条仙道交错相通,这个是有道经可以证实的。如《玄中记》里说:“仙坛之灵枢,天后之便阙,林屋之隔沓,清虚之东窗,众洞相通,七途九便,四方交达。”除了林屋外其他洞府所指似乎不易坐实,但其地下能交通,则是为古人认可的。

  还有一个与太湖下洞府与外交通的传说。春秋时吴王阖闾派“灵威丈人”入林屋洞,灵威丈人入洞后秉烛而行,走了七十多天没走到边就返回了。他从洞里带回了 49 31292 49 15535 0 0 2818 0 0:00:11 0:00:05 0:00:06 3087 49 31292 49 15535 0 0 2178 0 0:00:14 0:00:07 0:00:07 2740 49 31292 49 15535 0 0 1838 0 0:00:17 0:00:08 0:00:09 3017卷《素书》,呈送给吴王,满朝没人看得懂,吴王就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那是“禹石函文”,大禹时代的文字。吴王阖闾又派人下洞勘察,过了二十天返回,手下报告已经与上次下洞景色不同,洞穴中高不见顶,四下里有人马经过的痕迹,而且还“上闻风涛声,又有异虫扰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无法前行。那位第一次下洞的“灵威丈人”,是汉朝一位得道的修行者刘根,据说他成仙后浑身绿毛,所以大家叫他“毛公”。他得道的仙坛遗址,就在西山包山寺后面的“毛公坛”。唐人令狐楚曾记载“毛公道成罗浮山”,虽与《太湖备考》所引诸书有异,但考虑到罗浮与太湖相通这一条,此成道二说就都能说得通。如此,则这段吴王阖闾与孔子一节,似出于伪托,但其所据之传说却有其身后的道教背景。

  太湖之林屋洞因其在道教上的特殊地位,唐宋时人的道教活动的记载和遗迹,现在还看得到。《太湖备考·古迹》“投龙潭”条记载,南宋嘉定朝初,太湖民众在湖中采水藻,意外发现吴越王当年所投的“金龙玉简”。简为银质,长九寸,上面篆书“太岁壬戌”,为宋建隆二年。《太湖备考》所引多种记载表明,这种向湖中投简的“投龙醮祭”盛唐崇道时就存在,而早在明代正统间,就有人在太湖边捡到过这类银简。今人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已经指出,金龙、玉简是帝王道教投龙仪中的两种重要信物。“投龙仪”,又称“投简仪”“投龙简”,是在举行斋醮科仪、祈福禳灾之后,将满载祈者愿望的玉简,与金龙一起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金龙为驿骑,负载简文上达神灵(王宣艳《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帝王金龙玉简考释》)。这种道教投龙活动基本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早期流行于民间,一般认为到了李唐帝王崇道后,投龙活动始走入宫廷,并逐渐成为法定的国家祭祀行为。唐代帝王投龙的活动,多有记载,尤其以武则天、唐玄宗为最。这在实物资料中也有所反映,比如目前学界所知实物最早的帝王投简,就是武周则天皇帝,为求长生、削罪名投于中岳嵩山的金简。


太湖林屋洞

  太湖林屋洞中,曾发现过梁代的投龙玉简。近来也随着考古活动,又发掘出来过铭文详细的玉简,上有“嗣天子臣恒”,就是宋真宗赵恒。研究者考证出这篇玉简的年代是“天禧二年岁次戊午”(1018)。帝王举办这次投龙仪式的目的,“上为宗庙,下为群生,请福祈恩,消灾散咎。”而这个“上为宗庙”,具体指的就是投龙告天之前不久,真宗册立太子这件事。中古帝王家事自然就是国家大事,所以需要动用当日最为庄重的国家祭祀的行为。当日投龙之地,应不只太湖一地,道教经典中的洞天福地多数应该都会有相近的活动。这些近人对太湖的研究与发掘,似乎可补太湖百科全书《太湖备考》之阙。


四、《太湖备考》


  说到《太湖备考》,确实称得上乾嘉以来太湖研究之集大成者。《太湖备考》,清乾隆年间太湖东山人金友理编纂,是部专述太湖的志书。作者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太湖周围三州十县,即当时江苏苏州震泽、吴江、吴县、长洲,常州无锡、阳湖、宜兴、荆溪,浙江湖州长兴、乌程等县的沿湖水口、滨湖山丘,尤其以众多笔墨,落在他的家乡东山及湖中相望的西山之上。《太湖备考》内容,遍及湖中山泉港渎、村镇聚落、寺观祠庙、第宅园亭、坊表冢墓、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风物特产;复有守备历代太湖之职官衙署,并仓庾教场、兵防设置、重大战例、都图田赋、地名源流、考试选举、艺文书目、人物列女、灾异杂记。典章制度、名物掌故之外,书中还选录了历代歌咏太湖的词章诗文,显示作者雅好艺文的志趣。

  作者金友理,字玉相,苏州吴县人,邑诸生,世居太湖东山,活动时间大致在乾隆年间,师事同邑理学吴曾。吴曾学术,所学虽主攻圣贤之言,但也十分重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水利。弟子金友理这部备考太湖之作,有出于乃师影响。比如《太湖备考》所附《湖程纪略》一卷,便是记录吴、金师徒及其友朋,共同走访太湖沿岸的科考日记,可见师徒皆非闭门书生之辈。金友理考察太湖源流水口、乡邦风物,上承明人蔡羽《太湖志》、王鏊《震泽编》、清初翁澍《具区志》等记录成果,遥奉明清以来顾炎武、顾祖禹所逐渐建立的经世考订之学,藉个人亲身走访之功,而终成备考之巨著,详考太湖本末之外,亦略可以窥见乾嘉时学风之转型;备考一书,也为后世同光时史地考订、水利之学开了先声。

  《太湖备考》有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金氏家刻本,后经太平天国之乱,全本有所散失,旧版亦湮没不彰。直至二十世纪初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邑人重新搜罗汇集成全帙。同年,吴县人郑言绍续刊《太湖备考续编》,大体延续金友理所立之体,于乾嘉后太湖诸务,补缀一二,以续正编。郑氏为光绪六年进士,曾为浙江候补知府。致仕回乡,居于东山,遂效乡贤编辑文献以传世。然四卷续编文字之中,两卷简略的典章名物之外,有多达一半的篇幅录入《列女》之传,遍采守贞、节孝之行。可见续编于文献采撷方面,逊于正编。然续编毕竟有补于正编年代之后,今人整理者遂一并收入其后。

  近日水利水电出版社即将出版之整理本《太湖备考》,正编所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二五册)影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五年艺兰圃刻本;《太湖备考续编》据国家图书馆藏郑刻本为底本。然编辑时,却将其中看似与太湖水情无关之正编祠庙、寺观、古迹、风俗、杂记诸篇,悉数删去,留下的主要为乾嘉、同光以来对太湖的各项数据记载,此举殊为可惜。殊不知被今人看重之客观的数据、采样的研究,仅为中古近世学人众多“知识体系”中的一门,而其余如佛道、鬼神的信仰知识,可能才是当日人安生立命之学。若强求古人以“科学”,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本文选自201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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