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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故事 | 吴中杰:功存文物千秋业

2016-02-24 吴中杰 书城杂志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图书文物的收藏、保护和传播。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提出要妥善保存碑碣、壁画、造像、林野,以及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即是此意。他当时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京师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均属该司所管,他也一并做了很多工作。可见当时教育部所管,非独学校教育一个方面。这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创立的体制,反映出一种宽广的教育理念。

  中国原先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不发达,但多私人收藏家,有些人藏书藏物很多,名气很响。宁波天一阁、常熟铁琴铜剑楼、南浔嘉业堂,就是江南有名的私家藏书处。但收藏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要有钱,其次还要有同业的交往,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了。

  临海地处山区,较为偏僻,商业不甚发达,因此没有大资本家。虽然历代有人在外做官,但当大官的很少。因为缺乏财力,所以也就没有大收藏家。只有一块钱氏铁券——是唐代皇家所赐免死牌,世所罕见,大概属于国宝级文物,这是他们老祖宗吴越王钱镠传下来的,现在已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

  但从宋代以后,由于地方文化的发展,士人们已注意收藏,特别是藏书,并陆续出现了一些藏书家。不过他们的声名并没有越出地方的范围。


洪颐煊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临海出了三个很有特色也很出名的藏书家: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他们都有全国性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出名主要不在藏书本身,而在于利用所藏之书,做出了学术成绩,或编辑出版了乡邦文献,因而产生了影响。

  洪颐煊自幼精研经学,为浙江学使阮元所赏识,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并协助阮元编校《经籍纂诂》,后入山东粮道孙星衍馆中,撰《孙氏书目》及《平津读碑记》。《平津读碑记》考据精详,在金石学界评价很高,认为可与钱大昕《金石跋尾》相匹。后来洪氏宦游直隶、广东,适值阮元做两广总督,又招其入幕,谈经论史,并协助襄理文事。有此经历,当然见多识广,晚年回到临海,其“小停云山馆”藏书甚富,号称台州第一。他在其中读书写作,自得其乐。著作有数十种之多,如:《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注》《管子义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文钞》《诗钞》《经典集林》《汉志水道疏证》《尚书古文叙录》《诸史考异》《倦舫书目》《碑目》等。

  宋世荦博学多才,喜欢搜罗故书,而且加以研究、编辑、出版。他藏书的重点在于乡邦文献,其研究重点也在于乡邦文化。著有《台郡识小录》十六卷,并辑有《三台文钞》《台诗三录》《临海补志料》等,保存桑梓故实甚多。而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则是所辑的《台州丛书》。此书选材广泛,收罗精当,对保存和传播台州文化遗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之郡邑丛书,仿效者甚众,影响深远,还受到鲁迅的赏识。鲁迅一向重视乡邦文献,他从日本归国之后,就着意收罗,并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于一九一五年以周作人名义木刻印行;而且锐意搜集乡邦砖甓及拓本,欲著《越中专录》,可惜罗致不易,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未成。而因有此同好,所以收藏了宋世荦所辑《台州丛书》。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收到周作人从绍兴寄来的《台州丛书》十八册,但是并非全帙。这套丛书共有二十册,所缺部分,鲁迅就从图书馆借来抄补,《石屏诗集》、《文则》、《滇考》卷下、《见闻随笔》、《广志绎》等都是他手抄,可见其重视。

  郭协寅家贫,没有余钱广泛购书。但他爱书成癖,每自手抄,亦成一藏家。他也喜欢搜罗乡邦文献,并著有《台州述闻》稿本三卷。而且所藏之书并不私秘,宋世荦编书时每有缺本,常用郭藏补足。郭协寅还喜欢藏砖,他家藏书处就名叫“八砖书库”,所藏亦自成一格。




《台州丛书甲集》(全四册)

宋世荦辑  徐三见等点校


  到得民国时期,临海又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收藏家:项士元。

  项士元于清末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是一位革命志士。其主要志业是办学、办报,并任职于图书馆、通志馆,做的是启蒙工作。

  项士元是临海新式学校的开创者。民国元年(1912年),即与卓荦等创办了临海私立高等小学,次年由陆翰文接手,改名为回浦小学,后来增加中学部,发展成浙江名校;项士元旋即又与李超群等创办赤城初级师范学校,该校虽然没有存留下来,但在临海教育界,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好事。后来,他又断断续续做了很多年教员: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之间,他兼任台州六中和回浦学校的国文教员;一九二一年起,他执教于浙江第十一师范、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浙江美术专科学校、蚕桑学校、安定中学、清波中学;抗战时期,他回到故乡,任教于回浦中学、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省立高级医士学校,是一名老教育工作者。



项士元


  项士元同时又是临海报业的先驱。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时,他创办了《时事日刊》,撰文痛斥,可惜只出了三天,就被封了,复辟失败后,他又写了《复辟始末记》加以痛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项士元发动台州各界响应,被推选为台州救国协会会长,并创办了《救国旬刊》;一九二四年起,他在杭州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曾任《杭州国民新闻》总编、《之江日报》主笔,并办有《杭州商报》等。他的《浙江新闻史》也是那段时期的产物。当初是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决定,组织人员编写一部杭州新闻史,推项士元起草大纲,但各人未能积极进行,后由项士元单独编纂,扩大为浙江新闻史。

  项士元还是资深的图书馆、方志馆工作者。当初因为革命工作的关系,他结识了光复会创始人之一、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龚未生赏识其文史之才,民国初年筹建浙江图书馆时,就聘项士元为馆员。因为有了省馆的工作经验,也看到了图书馆对民众教育的重要,他回临海后就与同仁一起,于一九一八年筹建了临海县立图书馆,并担任馆长。抗战时期,他曾任浙江史志馆浙东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五年,被聘为临海县志馆总纂;一九四七年,浙江通志馆成立,又被聘为编纂。

  当时职业多变,项士元做过的工作真不少。但无论做什么工作,他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兴趣爱好,即是购书藏书。正如他在自订年谱中所说:“予自弱冠负笈游杭,辄喜聚书,五十年来,先后游沪、游粤、游苏赣,以暨里居讲学,薄奉所入,尽投故纸堆中,寒石草堂所聚总不下三万余卷。”

  寒石草堂,是项士元在一九二四年所建的藏书馆。因当年他父亲曾购得“谁园”废石二块,放置在庭前,因以名之。作为一个工薪阶层,能聚那么多书,还有字画和其他藏品,的确很不容易。他也自得其乐,曾题对联云:“幽闭不摹子云居,小阁三间胜故庐。”

  寒石草堂藏书比较宽泛,而对乡邦文献则特别注意。项士元自己说过:“凡有关国家史料,地方文献之作,尤好什袭珍藏。”他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收书七百一十五种,其中明刊本二十余种,明抄本一种,稿本五十一种,精写本十种,其他旧椠、稿本、抄校本不下五百种,都比较珍贵。他所撰写的《台州经籍志》,所用资料有许多就是自己所藏。此书精博信实,深得学界好评。章太炎称道:“寻其结撰,至思不贰,绍闻用心亦良勤矣。”马一浮赞为:“考证详密,大裨文献。”

  藏书家们有一个通病,就是把所藏之书当作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有些人在书页中钤上“子孙永葆”之类的印章,有些人还告诫子孙,如若示人,即为不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葆或永秘的。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收藏家的东西,能葆个二三代就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在政治大变动时期,随着主人政治地位的改变,藏书藏物也散失得更快。临海名人屈映光,在民国时期曾经做过大官,也喜收藏,曾请项士元为他编过一套《精一堂藏书目录》,有四卷之多,内多李慈铭越缦堂旧藏,又有葛咏裳忆绿阴室藏品,颇为珍贵。一九四九年之后,除一部分拨交他所创办之振华中学外,其余也就荡然了。一九五五年项士元曾到屈氏家乡东塍镇访书,见之感叹道:“屈氏收藏图书金石字画颇富,是时已片纸只字无存。”

  而项士元则并不把藏品作为个人财富看待,而另有一种处理方法。他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办学、办报和从事图书馆工作,都是为了启民众之蒙,收藏虽属他的兴趣爱好,其实也与此目的相联系。所以,他的收藏,除了自己用以鉴赏、研究和著述之外,还极愿意用来作为社会教育的材料。这样,他就将自己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藏品,分批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有过多次大捐献:

  一九一八年,项士元在筹办临海图书馆时,就捐书万余册,作为馆藏图书的基础;并且动员其父捐献银洋二百元,作为营造馆舍开工费用。他还劝说晚清学者、临海收藏家黄瑞的后裔,将“秋籁阁”旧藏寄存于临海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他捐助志书多种给浙江地方行政学会。

  一九五〇年初,从杭州返回临海之前,他“举所有寓庐图书什物,分别捐赠省文管会及杭州亲友”。

  一九五一年三月,台州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后改为临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项士元被推为委员,兼任征集组组长。他于四月份即向文管会捐献了文物十五箱,图书五千余卷。

  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又将寒石草堂所藏乡邦文献二十四箱、书画四箱,连同书橱、书架、书箱等都一并捐献给文管会。

  此后还有一些零星的捐献。如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向文管会捐献出上个月刚从杭州买回的古籍多种;一九五七年六月,又向文管会捐献所藏书画多种。

  因为不图回报,所以他历次捐献连目录都不留。

  项士元的捐献,当初为临海图书馆和临海博物馆的开馆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充实两馆的藏品。

  项士元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五一年参加文管会,担任征集组组长之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但他不顾年迈,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图书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中去。次年,他就搬到文管会藏书藏物的东湖双柏山房来住,“与木石居,结诗书伴”。他在这里一边照看图书文物,一边编制收藏目录,并部署文物展览等事。

  当时正值土地改革时期,地主人家的藏品流失很多,有些人不懂得古物的价值,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这需要进行抢救。项士元常带征集组工作人员,到台州土特产运销公司去查检,将有价值的书籍、字画和器物截住。有一次,他们就捡回了书籍、字画四百九十斤——将书籍字画论斤处理,也就可见它们的命运了。

  除了到土特产公司去拦截以外,项士元还经常带人下乡收购。开始,文管会属台州专区时,他们就要在台州六县到处奔走,后来,这个文管会改为临海县属,他们就在临海四乡寻觅,有如一群货郎。这种下乡收购工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非常辛苦。蒋竹仙在《项士元先生故事》中记道:“一九五五年四月八日,年近古稀的项先生,身穿灰布中山装,脚穿新布鞋,与同志们一起步行(因解放初交通不便,出门没汽车,只好步行或坐船),从西门出发,沿西北乡城西大石绕回大田、东塍,又转至岭根,十三日到康谷,次日过小芝,后转至桃渚,长途跋涉,直至二十日,才把沿途征集的文物移装‘江大’小火轮,九时半抵临。回家时,他脚上的‘新布鞋’鞋底已磨穿了;一次为征集文物,途中遇暴雨,山洪暴发,雨雾迷茫,两眼昏花,一不留神,滑入水沟,摔落门牙,幸被一青年救起。”但项士元为了抢救图书文物,却不辞劳苦,经常下乡征集。

  东湖是临海有名的风景区,但当时市民生计艰难,游人不多,倒是个清静之地。项士元在此,除了保护文物之外,还可读书著述,非常用功。项士元一生勤奋,著作宏富,总计有一百五十七种。一九五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他校订宋慈抱遗稿《两浙著述考》,这时他虽已年逾古稀,但还是接受下来,而且经常工作至午夜十二时,甚至凌晨一时半。因“事关两浙文献,所以半载以来,晨夕不遑,未敢稍懈也”。这部书稿原来的分类颇为杂乱,材料也有所欠缺,项士元细心加以调整和补充,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次年五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审订完成。

  一九五九年夏秋间,双柏山房漏水,淋湿了一些书籍,他又亲自参与抢救、晒书。由于过于劳累,终于一病不起,于该年十一月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当时恰值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正在挨整之时,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有功于地方文化之人,不可能有什么纪念活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乡人才在一九八七年为纪念项士元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八年,以临海博物馆的名义,为他重建坟墓。墓侧写有一副对联:“功存文物千秋业,望重台山百代师。”是其友人董范苇在他生前赠他的诗句,道出了他对故乡的贡献。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6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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