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可当恋爱史读的《夏济安日记》
这是一部非常出名的爱情日记。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志清教授将亡兄夏济安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整理，在报纸连载。三十多年之后，台湾九歌出版社推出此书的新版，增加了夏志清教授撰写的新的前言及整理公布的夏济安致李彦最后一封信及部分英文书信。二〇一一年此书简体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刊这里刊发的是夏志清教授两度为此书撰写的文字。
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夏济安日记》最主要的情节，即是济安哥于该年正月至九月间日夜想念一位女生的经过。当年我不知听了何人的建议，把这位女主角的中英文姓名全都勾销，在《日记》里只留下R.E. 这两个字母来代表她。一九四六年她才二十岁，假如她尚在人间，到了今天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在她的生命史上，上过她一年课的夏老师可能一点也不重要，但在济安哥的生命史上，她是个极重要的人物，他于一九四六年所记的日记就是她具有重要性的明证，也更让我们看到了夏济安真诚痴情面的明证。在这本新版《夏济安日记》里，我已勾消了R.E. 这个假名，因为济安师在日记里通常称她为李彦L.Y.，难得在一段英文日记里也称她为Lee Yen，但同她通信时，却很有礼貌地称她为“李小姐”。
《夏济安日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那天的日记如下：“写了一天信，长达七千字以上。晚饭去践约，竟然就会吵架! 我真该死! 真想离开昆明了，可是听了朋友的劝告，连夜送道歉信去。”
翌日又送了封道歉信给李彦。五月二日写了封二十页的长信给我。五月三日“午后我大哭一阵。倒不是全为了想念她，我只是后悔。我太对不起她了”。五月四日“一醒来在床上又哭一场”。当晚又开始写信给她，五月六日星期一上午，终于“用了有格稿纸”誊写后递给她。
济安哥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原先都抄录在两本日记簿上。我早已注意到有一份五页的信稿夹在第二本日记簿内，是他于五月五日写给“李小姐”的。原信楷书虽写得很端正，但事后他又把此信大加修改，我因之对它未加重视。现在我相信，此信乃五月六日递给李彦那封信的原稿，济安在五月五日日记上自称已“尽古典之能事”，因为上一封长信虽“浪漫得淋漓尽致”，却并未见效。二人后来在北平北大重逢，但有无再通信，待考。此函绝对是济安在昆明期间递给李彦的最后一封信，我在此公布，以飨本书读者。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三日·纽约
济安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时，才四十九岁。三月一日我从旧金山飞纽约，带归的遗物中，最珍贵的是济安的两本日记和我自己多年来寄给他的信件。时隔九年，把这两本日记拿出来重读，感动的情形，不下于当年初读，决定把它发表，使济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对他的为人和情感生活有更深的了解。日记从一九四六年正月一日记到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那天我们兄弟就从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大学去就职了。船上看的书我至今还记得，是克斯脱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说Darkness At Noon。二十九日记载极短：“Sunday，晴。看宋奇。听谭富英‘八大锤’。”那时我们兄弟都爱看平剧，谭富英那天下午演王佐“断臂”的绝活，至今还记得。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近年来一直在唱江青的几出“样板戏”，谭家世传的那些特别“做工”，可以说快要失传了。
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九四六正月—七月，昆明—重庆—南京—上海。”这下面贴上一帧我和六妹的小照（我下面的三个弟弟皆夭卒），照片底下，济安录了一首诗：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六月六日录憨山诗
扉页的背面录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两位诗人的诗句：
Whom wilt thou find to love ignoble thee,
Save Me, save only Me?
——FrancisThompson,
Hound of Heaven
Do what thou wilt, thou shalt not so,
Dark Angel! triumph over me:
Lonely unto the Lone I go;
Divine, to the Divinity
——LionelJohnson,
The Dark Angel
汤普森和约翰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狗》和《黑天使》都可说是他们的代表作，《天狗》尤有名。《天狗》两句可直译成“除了我外，只除了我外，你还能找到谁来爱怜卑贱的你?”“我”就是天狗，也就是基督，躲避他的“你”是诗人自己，也可说是人的“灵魂”。约翰逊的“黑天使”，指山顿也指诗人自我黑暗的一面（约翰逊隐指自己同性恋的罪恶，济安那时可能不知道)。那四句的大意是“不让自己屈服于黑天使，自己灵魂寂寞一部分仍归寂寞，神圣一部分仍归神圣”。从这两节引诗，可看出济安那时宗教意识很浓，但他对基督教、佛教一视同仁，看他的日记，有时会求祷于上帝，有时会去礼拜活佛，而且居然开了头顶，可以把一根草插进去（见三月三日那天的日记)。
同页这两节诗下面贴了一张“学生选习学程单”小纸。填写这张单子的是大一女生李彦，也就是这两本日记的女主角（虽然她出场次数不多），济安那年日夜想望、苦苦单恋的对象。兹将这张小纸抄录如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选习学程单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度
学程： 英文作文组别： H
教师： 王高祥 学期： 学分：2
学生： 李彦 学号： 34345
系别： 历史 学组年级：一
（此联即上课证，经课程股盖章持交教师）
课程2102—34—30000 注册组课程股
（紫色印章）
济安把这张小纸贴在日记上，因为这是他仅有的李彦亲笔手迹。李彦写的几个字，墨色已淡，王高祥的名字写了再用几条横线划掉。想来，H 组英文作文本来是派给王高祥教的，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学时临时换了济安。根据日记的记载：秋季开学后，济安在课堂上注意到李彦，在十月九日那天，从此倾心，日夜痴想。可惜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学后的那段日记，济安没有带出国，我无从见到。
现在复印文件很方便， 当时不可能(photostat 的设备可能联大没有）。学生的每篇作文，老师批改后即得发还，无法保存，所以济安有一次竟把李彦叙述她生平的那篇作文，全文抄进日记去。李彦看来没有回过济安任何信。既无“情书”、“作文”可留，只好保存这张“上课证”了。
第一本日记自正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三日，“全录(Xerox)”复印（扉页不在内），两页作一页，共七十四页。济安六月十日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第二本日记七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二十九日，中间缺一页，看样子是济安自己撕掉的。我们因此看不到八月八、九日两天的日记，八月十日的日记也只能看到下半段，此节日记破例是用英文写的，记的是日里见到、梦中想到一位中学生样子的女孩子，济安对她有欲念，而对李彦一无邪心，自感惭愧，所以把那一页撕掉了。这本日记“全录”出来（扉页不在内），共二十四页（七十五页至九十八页)。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九四六，七月，上海”，并录了两位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的诗句：
Hearts ……
Must or once for all be given,
Or not at all be given.
——ArthurHugh Clough
…… until we recognise
A grandeur in the beatings of the
heart.
——Wordsworth：Prelude
克勒甫是诗人、批评家阿诺德的好友，济安引的他这一小节诗相当出名，意思是说：“人的心要么全盘交出，要么全盘不交。”把心奉献给谁? 当然不是上帝，就是自己的爱人。济安要把整个身心奉献给李彦，可惜对方无意接受，所以他时有隐居出世之想；住在上海一段日子，见到一般世俗之人，尽情享乐，自己也想赚一笔大钱，享受一下，把心不交给任何人。他选录克勒甫的诗句，可能用来表示自己心头的矛盾。引自华兹华斯《序曲》首章的一句半则肯定了大自然陶冶性灵之重要。我们年轻时，自然界的形象不断留给我们恐惧瑰奇的感觉，“直待我们体认到了人心跳动之庄穆伟大”，我们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第二本日记簿有好多空页，紧接日记本文，济安抄引了不少诗句和警句，想来是到北平后记下来的。簿子最后六页则记载了亲友的地址。日记最后一页对面引了两句艾略特的诗：
Sayeth the Lord:
I have given you power of choice,
and you only alternate
Between futile speculation and
unconsidered action.
大意是说：“主曰：我给你们有选择的能力，可是你们的生活交替于无聊的沉思和卤莽的行动之间。”济安只有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初到那里去“践约”，就“吵架”外，没有机会有什么行动，全本日记充满了futile speculation，济安选艾略特的这段话（ 引自宗教剧TheRock[《石》]，“Sayeth the Lord”三字则系济安自加），我想是有意责备自己的。
济安一向洁身自好，二十岁得了肺病后，如二月二十四日日记所记，更“从修心上用功，力杜邪念。事实上我邪念根本没有什么，只有自制的习惯，使我一切正常的情感都变成很冷淡，惟怕情感一强，影响身体”。“七七事变” 43 35713 43 15534 0 0 3395 0 0:00:10 0:00:04 0:00:06 3395，父亲把全家送到上海，自己到内地去。我们由一位亲戚的介绍，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的诚德里，租一层三楼住。那位亲戚叫徐祖藩，字季杰，也住在同里。济安比我会交际，常到他家去走走，我也不知他用意何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去内地后，我无意中找到他的一本日记，记载的都是“诚德里”事件，原来他爱上了徐家表妹家和（一九四六年的日记上说，他去南京读大学后就一直记日记，可惜我仅见到三本），所以老去串门子。那次“追求”毫无结果。他既不会托母亲去说亲，也不可能带那位中学生的表妹出去玩。此后济安进光华大学，我进沪江，那时上海郊外都被日寇占据，大学都搬进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办公大楼租两、三层楼面，毫无校园可言。鹿桥《未央歌》里所记载的那种甜甜蜜蜜的校园生活我们都没有享受过，每天上学等于去办公，挤上电车、公共汽车，下了课，再挤上车回家。当然有钱的公子哥儿找女朋友较容易，即使找不到，也可到舞厅去玩舞女。我们兄弟手边没有零用钱，即使有勇气找对象，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看电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专心读书（假如住在校园里，贫富阶级的差别就不可能这样显著，穷学生也可找个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会生出感情来）。济安在光华读书、教书的几年，一直没有女友，要散心就是看电影、逛旧书铺，虽然他交友比我广得多。
一九四五年，济安看中了李彦，第二次堕入情网，陷得更深。他连与异性携手散步的经验也没有，真是毫无办法，不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读他的日记，有好几个月，他不采取任何主动行为，不断地分析自己的心理，为自己增添苦恼。有一天，李彦到济安宿舍来找他了，他大喜若狂，热情涌流，不可收拾，写了长信去倾吐一番，对方毫无准备，可能真吓坏了。事后他在四月三十日那天的日记上分析得很对：“我假如当她是一个普通女子，随便敷衍，不这样紧张，非但绝不会出这种事，爱情只会与日俱增。”但性格即是命运，济安非普通人，不可能用普通人的方法去取媚对方。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分析，他ego 极强，不在乎世俗的快乐和享受，一旦英文练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不难一举成名。但他知道ego的命令仍是世俗的，他要把整个身心交给李彦，这才是他真情的流露，他灵魂的需要。同时他认为他爱上了李彦，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要他从ego 的小圈子里拯救出来，去体会人生的真谛。
把李彦当神圣看待，这样的追求法，当然“一败涂地”。但济安到北平后，R.E.虽不在他班上，他们仍见过几次，我在《亡兄济安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一次那位小姐带了一位女同学，到红楼来找济安。她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求助于他，济安立即把刚领到的月薪钞票一大叠全数交给了她。在台北时，朋友有困难，济安总爱仗义相助。但在北平时，我们生活很窘迫，每月薪金只够吃豆浆油条、炸酱面和最简便的饭菜，他那次倾囊救急，对方反应如何，我不大清楚。那一次后，我好像一直没有见到她。
李彦带来的那位女同学名叫李珩，也是湖南人，人生得较矮小，肤色较黑，不够漂亮。她自己也患有肺病，深知济安用情之专，极为感动，常来红楼找他。有一次，她还请我们兄弟到她家里吃晚饭，她母亲亲自下厨。济安从未带她出去玩过，她请他到她家吃饭，显然表示有论婚嫁之意。但济安对她仅保持师生关系，劝她珍惜身体，一直没有作进一步的表示。
另有一位女生杨耆荪，能在作文班上看得出济安对李彦有意思，人真聪明（见二月二十七日日记)。她到北平后，分派在清华，但有一个下午特地来找我哥哥，我们三人还一同上天坛去玩过。她是名教授之女，态度大方，人品也很端庄，我那时劝哥哥追她，他那时还在痴想李彦，哪里肯改换目标? 杨小姐后来留学美国，我在耶鲁时期，听柳无忌太太说，她已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没有结婚。当时闻讯，不觉怅然久之。
济安教书卖力，对学生课外指导特别认真，在台大教书时，对他有兴趣的女生也有好几位，可惜他命运乖蹇，人家对他表示好意的，他偏偏看不中。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时苦追一位女生，第三次堕入情网，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追李彦的那一次。那次恋爱的经过，请参看董同琏《追念济安老师》那篇悼文（书中附章三）。济安第二次出国后，专心为学，人较前更为旷达，但那年二月遽然逝世，同他在一位美国女孩子身上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
哥哥是长子，同父亲不免冲突多一些。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日记上写道：“父亲少年时的吃喝嫖赌曾使母亲很不快乐，我为报答母亲，行为力求方正，与父亲绝对相反。”不免对父亲苛评了些。父亲对“吃喝”并不讲究，到堂子里吃花酒，那时在商界是正常行为，父亲陪着人家吃花酒，自己可能没有真正“嫖”过。麻将的确常打，但这也是商界社交方式之一，不能怪他。母亲守居苏州时期，父亲在北平，在上海，不常回家，倒是真情。抗战期间，父亲在内地，在仰光，母亲有四五年一个人在上海，送儿子进大学，生活的确非常艰苦。但父亲返回上海后，除了一九四六年春季到台北去帮了徐祖藩一阵忙外，一直没离开过家。父母亲之间的感情，在晚年的确是非常深厚的。
一九五五年春季，济安在印第安那大学读了一学期，暑期来纽海文，有好几个晚上同我谈些家里的掌故。据他所知，我们的祖父相当有些才气，可惜早亡，留下祖母一个人把三个孩子领大，的确不容易。二伯父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在上海开了一爿当铺，正月二十四日济安所记病故的那位伯父，就是他。我们父亲是老三，在萨镇冰先生主办的商船学堂读过书，可惜家贫，没有毕业，就到社会上去闯了（徐祖藩是父亲商船学堂的同学，由父亲作媒，同夏家别房小姐结了婚)。父亲的长兄或姊姊，我从未见过，想来一定夭亡。他的四妹，归尤家，生了一大堆男孩子，有不少经我父亲提拔才渐渐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些表兄弟都留在大陆。
我父亲性情豪放，人太老实，不会做生意，偏偏一生混在商界。他忠心为朋友服务，朋友们都发了财，自己还是很穷。一九四六年回来台北后，他依旧在一家小银行当经理，连一幢弄堂房子都租不起。济安六月回来，看见家里的经济情形一点也没有改善，心里很气，一度想去台湾。但后来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教书。
抗战胜利后，徐祖藩被任命为台北航务管理局局长，父亲见我赋闲在家，托他带我去。十月动身，名为“专员”，其实我对航务一窍不通，普通公务也办不来，还是依我故例，在办公室里读我的书。但书带得不多，加上住在宿舍，两人一间房，晚上无书桌可供我读书，只好到街上去乱跑。那时台北日本情调很重，到处有小咖啡馆，进去坐坐，颇自得其乐。台胞对大陆来的人非常亲善，居然觉得交女友并不十分困难，一改上海时期“单相思”之苦，情形和我哥哥那一年恰恰相反。四月二十七日同李彦“吵架”，日记上不提原由，此事全部经过，却在给我一封二十页的长信详细道及（可惜内容已无从记起)。我看信，连忙回信打气，但身不在旁，也出不了多少主意。这封信济安一直带在身边，故世后复归我所有。
在联大时，济安经常来往的有钱学熙、卞之琳、齐良骥、顾寿观诸同事。卞之琳是名诗人、翻译家。联大解散后，他隶属南开。我在北大时，他常从天津来北平，找我哥哥谈谈。他多少年来一直苦追一位名门闺秀（沈从文的小姨，写一手好字，也善唱昆曲)。我离开北大后，她同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洋人结了婚，卞之琳的伤心情形可想。我哥哥不管如何伤心，见到朋友总是有说有笑的。卞之琳给我的印象却永远是一张忧郁的脸。顾寿观名字对我很熟，不知有没有见过他。齐良骥是位老实的北方人，他夫妇在北大时招待我们兄弟吃过饭，寓所很小，很清苦的样子。
在重庆帮我哥哥不少忙、替他买飞机票的张世和，是我们的表兄弟。他为人很热心，我前几年去香港，也无法同他取得连络。济安在上海的朋友大半是他的同学：王棣、周班侯是他苏州中学同学；宋奇（宋淇、林以亮)、张芝联、周铭谦是他光华大学同学。多年不见，他们都结了婚，事业也比较稳定，济安同他们在一起，不免觉得自己一无所成。
一九四六年济安读了不少书，看了不少电影。那时读书主要兴趣在十九世纪，他研究了阿诺德、华兹华斯、雪莱诸人；阿诺德“自制”甚严，虽然年轻时同法国女郎玛格丽特（Marguerite）有一度眷恋，后来忍心分离，规规矩矩做人，在性格上同济安有相似之处。其实阿诺德曾为文评介的欧洲作家，法国人若贝尔(Joubert)、瑞士人阿米尔（Amiel），他们都富于“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选择上作任何“卤莽的行动”，同那时的济安更相像。阿米尔留下一部《日记》（Journal intime)，我曾读过选译本，可惜已毫无印象，若和济安的日记对读，我想一定在个性上可看出有些相似之处。那年济安也发现了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那位后来被认为“存在主义”鼻祖的丹麦哲学家。此人为了种种原因，同他相爱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终身不婚。济安虽然对李彦相思甚苦，潜意识中也知道结婚的希望极渺茫，他读了克尔凯郭尔，一定佩服他那种“果敢”的精神。这种态度在他日记里也有几处可看到。
济安二度来美国后，好莱坞电影简直不看，对欧洲、日本电影较感兴趣。但一九四六年那年他看的尽是好莱坞片子，也不择好坏。凭我自己的经验推测，他看电影一方面消遣，一方面欣赏一下现实生活上看不到的美女。济安对大牌女星都不感兴趣（如嘉宝、玛琳·黛德丽、蓓蒂·黛维丝之流），最爱看“小家碧玉”型的小明星。一九三〇年代他最欣赏的是爱尔兰女郎玛琳·奥莎莉文（Maureen O’Sullivan，米亚·法罗的母亲， 当年是泰山的“ 情侣”）。罗采尔·赫荪（Rochelle Hudson)，他也很喜欢，此人曾被选为联美巨片《孤星泪》（LesMiserables,弗特立·马区、却尔斯·劳顿主演）的女主角，但一直没有红起来。我自台返沪后，他带我到大光明大戏院去看《双枪独行侠》（The Virginian)，此片一无是处，原来他很喜欢女主角芭芭拉·勃莉顿（BarbaraBritten），此人也红不起来。在北大时我们同去看加莱·古柏名片《神枪手》（Sergeant York），对那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琼·莱丝莲(Joan Leslie）倾倒万分，但她也没有红出头。济安喜欢的女演员，好像命中注定不会变成大明星。李彦有一次在作文上讲《窗中少妇》（Woman in theWindow) 那部电影，爱德华·罗宾逊、琼·蓓纳主演，济安偏偏错过，遗憾无穷（见三月六日那天的日记)。后来此片在北平某戏院演一场早场，济安一定要拉我去看。九年前看到日记，才知道济安看此片是想要了一桩宿愿。那天看了电影济安真的特别开心。
在昆明期间，济安也在用英文写小说，日记上屡次提到。他曾寄一章给我看，已无印象。那时他写英文火候未到，加上他要写一个反映抗战时期的长篇，自己经历不够，即使写下去，也写不好的。后来他有自知之明，没有续写。相比起来，他一九四六年日积月累写下来的生活实录，即使不能算是文学创作，至少也有它一定的“文献”价值。事实上，它的价值恐怕还不止仅是“文献”而已。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九年后出版最受人重视的两部文学作品，要算是钱锺书的《围城》和巴金的《寒夜》。这两部都是匠心经营的小说，都很有深度地反映了抗战时间的现实。但《围城》里的留学生方鸿渐、《寒夜》里的小公务员汪文宣，虽写得很真，毕竟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生活的全貌。济安的日记，的确赤裸裸把自己的ego 和灵魂写照出来了。济安那时仅是位穷教员，默默无名，他写日记根本想不到它会有发表的可能，所以一无虚假，留给我们一个动乱时代的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尤其当一部恋爱史读，在精神上济安真可直追但丁的《新生》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虽然但丁、歌德名属欧洲四大文豪，济安终身的努力也不过是个曾在台湾文坛发生过影响的批评家和杂志编辑，博得国际声誉、英文写得漂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已。但这部日记，我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人学者留下来的日记已有好几种：鲁迅的日记最简略，是一本流水账；胡适的《留学日记》差不多完全记录自己智能的发展，学问的进境，很少提到他的情感生活；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以内容而言，无所不包，在形式上最近似我哥哥的日记。但郁达夫旧式文人习气太深，虽是个“浪漫”作家，所表现的精神是“醇酒妇人”式的“浪漫”，的确有些“颓废”的味道。济安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但他对李彦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义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济安不仅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也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而这种宗教性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纽约
本文选自《书城》201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