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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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乔良
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
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一、挖坑
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钓鱼岛、黄岩岛、南海九段线，包括“萨德”部署，哪个不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错，这些都是国家利益，或者说都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但那些眼睛紧盯着这些可感可触的国家利益的人，看上去个个都是满血的爱国者，但既然爱国，你的眼睛为什么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让国人义愤填膺的事件背后，有只操纵这一切的手，而心甘情愿做这只手的牵线木偶？
接下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那只手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搅黄了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迟滞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日本自民党则趁势掀翻了相对对华友好的民主党政权，让安倍上台，拉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通过推动修宪，向“正常化国家”迈进了一大步。
很明显，对手就是在一个接一个地挖坑，让“血气方刚”的中国人往里跳。而我们，就真的看不穿这些把戏，只想“英勇就义”式地壮烈一回去“爱我的国”吗？
如果这就算“鹰派”，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这种“鹰派”，我是理性派。当前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我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我就说过，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其次因为我有鹰爪，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
二、理性
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
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可是，大国博弈，大国角逐，大国较量，是喊口号就能吓阻对手、制服对手、完胜对手的吗？
还得靠拿出刀刀见血、见招拆招的办法，才能让对手招数失效。光喊口号，耍嘴皮子，能管用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发生战争之前，就只能任由人家偷窥、监视我们？当然不是。比去抵制韩货更有效的办法，是让“萨德”失效！比如，用一次专门针对对手部署的导弹试射，向对手宣告，你部署这劳什子无效。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且效果更好。
三、责任
对军人来说，能被称为鹰派，当然是一种褒扬。但“鹰派”之谓，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
大国政治，不光是对抗，还有妥协，还有交易。交易，要有足够的筹码，更要有足够的智慧。不懂这些，就不配做鹰派。
所以，我想说，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没有理性，“我的国”将迷失目标和路径。只有当血性充盈我们的心脏而理性注满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才会真正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厉害了，我的国！”
附：列入美国猎杀名单的中国军队鹰派代表人物
2010 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大卫·莱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还有许多是中国知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的国际事务教授和研究人员。”另有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方“鹰派”进行了分代：第一代以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中将为代表；第二代代表人物是以《超限战》引人侧目的乔良、王湘穗;罗援、朱成虎、金一南等学者型将军被归为第三代；最新一代则包括了《C型包围》的作者戴旭及《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等。
代表人物李际均，生于1934年，哈尔滨人，16岁入伍，次年入朝参战，后担任过陆军师长、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军界、学术界公认的“儒将”。美方之所以将他归为“鹰派”代表，应该与以下两件事情有关。
1997 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不过是职位的退让，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会发生改变。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罗援反问马歇尔：“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马歇尔十分好奇，追问道：“退休了还能干什么?”“他现在在带博士生，又培养了好多‘小李际均’。”罗援话音刚落，马歇尔脸上露出无奈：“啊?那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坏事了。”
第二代：“预测”将会发生恐怖战争
第二代代表人物乔良、王湘穗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现年57岁，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比乔良年长1岁，退役空军大校，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之所以被称为“鹰派”，除了曾以空军将领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更因为其合著的《超限战》一书。1995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明确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他们认为，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与低调的乔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第三代：“我们只能用核武器反击”
罗援少将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他认为，中国讲的鹰派和西方讲的鹰派，或者说，理性鹰派和莽撞鹰派区别是，第一，中国崇尚和平，不穷兵黩武，而有些国家则一味以战争解决问题；第二，虽然中国崇尚和平，但中国也要备战。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对战争是慎战而不好战，备战而不轻易言战。他说，我对理性的鹰派的另一个认识是，我们不是纯粹的愤世嫉俗，我们有忧患意识，但又主张要有大局观，冷静、客观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已经被采纳，像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组建海岸警备队；而在中美关系上，我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并进行一些开拓性工作，此前我就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中美安全关注调查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中美两国普通民众、精英群体对彼此的看法、评价，当然，也包括安全领域的问题，进而分析讨论两国舆论对彼此的差异化表述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岁参军入伍，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2000年，朱成虎通过《解放军报》向美国“喊话”：“中国不是伊拉克!”不过，他真正被称为“鹰派”，还与其7年前的一次言论有关。
2005 年7月14日，在一场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通报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虽然中国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朱成虎说，“原则是可以改变的”。
事后，朱成虎曾澄清，这些话只代表个人观点，他只是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就可以“承担任何牺牲”。不过，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却并未因此停歇——有国会议员认为，朱成虎的讲话“高度不负责任”，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销朱成虎的职务;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则表示，鉴于此，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转移武器，一旦敌对态势形成，还必须做好迅速做出战略核反应的准备。
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为种种质疑而有所改变。 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过媒体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一些人的恶意炒作……军事透明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他还曾对日本、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能够把埋在海底监视我国潜艇活动的传感器跟我们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吗?”
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刚到耳顺之年，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少将。他的几本著述，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希望能借这些书“写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鹰派”人物，他们虽然时常语出惊人，但目前看，还没太多理性政策建议以及严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单独的一代还为时过早。
不难看出，这几位民间或西方眼中的军方“鹰派”人物，有的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所建树，有的在保持“鹰派”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尽管他们身上聚集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些不同观点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舆论多元化与国家宽容度的有力证明，也标志着中国正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中强硬的“鹰派”人物，自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从而也会遭来西方势力的打击甚至“猎杀”。
据说中情局的“猎”鹰计划主要是：通过网络和各种宣传手段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肆意歪曲、打击这些“鹰派”人物，让他们在国内政治、军事领域被轻视、被排挤或完全失去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猎杀”。当然必要时他们也可做出投毒、事故等让这些“鹰派”人物彻底消失的各种暗杀行动。
弗兰克·科尔曼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及军事有深入研究。回国后，他供职于国防情报局。2006年，科尔曼在为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写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称：“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他所说的“中国智囊”，就包括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
被中情局视为第二代中国“鹰派”的乔良与王湘穗，则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美方的“猎杀”。美方认为，二人所著的《超限战》一书提出的军事学说，破解了美国军事思想的特征和局限，让美国当时的军事体系无法应对，一旦这种思想被传播，美国不仅国内永无宁日，其世界霸权也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对此，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 “文字游戏”。《超限战》被美国译者翻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意为“没有限制的战争”;而美国知名的新闻大观网站(NEWSMAX网站)则更为离谱，其发表的译本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意为“中国官方毁灭美国的计划”。这不仅是离题万里，更是荒谬至极甚至别有用心了。美方这一“故意”错误，完全可能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因为在所有阅读英文《超限战》的读者眼里，乔良与王湘穗完全从喊“狼来了”的孩子变成了狼，从研究“恐怖主义” 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后来，转业到地方的王湘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在连续“猎杀”成功后，美国一位战略学者总结经验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军队在发展竞赛中失败。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全部“猎杀”中国国防科技精英，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军队成为一群羊或麻雀。
所幸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各方也都开始高度关注，一些媒体和网上舆论也在呼喊：坚决保护科技人材，让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更加现代化，也让中国之鹰在当今世界飞得更高、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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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鹰派？鹰派就是坚定的国家利益派。但坚定不等于无条件甚至没来由的强硬。因为当强硬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鹰派的立场是选择理性，而不是坚持选择强硬。
所以，鹰派的坚定和强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指归。那些以为只有强硬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离开了有利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这个标准，一切强硬都毫无意义。
一、挖坑
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钓鱼岛、黄岩岛、南海九段线，包括“萨德”部署，哪个不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错，这些都是国家利益，或者说都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但那些眼睛紧盯着这些可感可触的国家利益的人，看上去个个都是满血的爱国者，但既然爱国，你的眼睛为什么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让国人义愤填膺的事件背后，有只操纵这一切的手，而心甘情愿做这只手的牵线木偶？
接下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那只手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搅黄了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迟滞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日本自民党则趁势掀翻了相对对华友好的民主党政权，让安倍上台，拉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通过推动修宪，向“正常化国家”迈进了一大步。
很明显，对手就是在一个接一个地挖坑，让“血气方刚”的中国人往里跳。而我们，就真的看不穿这些把戏，只想“英勇就义”式地壮烈一回去“爱我的国”吗？
如果这就算“鹰派”，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这种“鹰派”，我是理性派。当前年某网站通过投票，选我为“中国鹰派第一人”时，我就说过，如果我是鹰，首先是因为我有鹰眼，其次因为我有鹰爪，而不是徒有一张鹰嘴。
二、理性
有人说，你连硬话、狠话都不敢说，算什么“鹰派”？我的回答是：硬话狠话谁不会说？
如果说些廉价的硬话狠话就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停止对“我的国”的遏止与扼制，那我会天天在网上带领“鹰嘴”们喊口号。可是，大国博弈，大国角逐，大国较量，是喊口号就能吓阻对手、制服对手、完胜对手的吗？
还得靠拿出刀刀见血、见招拆招的办法，才能让对手招数失效。光喊口号，耍嘴皮子，能管用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发生战争之前，就只能任由人家偷窥、监视我们？当然不是。比去抵制韩货更有效的办法，是让“萨德”失效！比如，用一次专门针对对手部署的导弹试射，向对手宣告，你部署这劳什子无效。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且效果更好。
三、责任
对军人来说，能被称为鹰派，当然是一种褒扬。但“鹰派”之谓，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
大国政治，不光是对抗，还有妥协，还有交易。交易，要有足够的筹码，更要有足够的智慧。不懂这些，就不配做鹰派。
所以，我想说，爱国没错，说硬话狠话也没错，但这对于正走在兴盛之路上的中国，还远远不够，眼下“我的国”需要血性，更需要理性。没有血性，“我的国”将没有崛起的动力和激情；没有理性，“我的国”将迷失目标和路径。只有当血性充盈我们的心脏而理性注满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才会真正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厉害了，我的国！”
附：列入美国猎杀名单的中国军队鹰派代表人物
2010 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大卫·莱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还有许多是中国知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的国际事务教授和研究人员。”另有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方“鹰派”进行了分代：第一代以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中将为代表；第二代代表人物是以《超限战》引人侧目的乔良、王湘穗;罗援、朱成虎、金一南等学者型将军被归为第三代；最新一代则包括了《C型包围》的作者戴旭及《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等。
代表人物李际均，生于1934年，哈尔滨人，16岁入伍，次年入朝参战，后担任过陆军师长、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军界、学术界公认的“儒将”。美方之所以将他归为“鹰派”代表，应该与以下两件事情有关。
1997 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不过是职位的退让，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会发生改变。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罗援反问马歇尔：“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马歇尔十分好奇，追问道：“退休了还能干什么?”“他现在在带博士生，又培养了好多‘小李际均’。”罗援话音刚落，马歇尔脸上露出无奈：“啊?那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坏事了。”
第二代：“预测”将会发生恐怖战争
第二代代表人物乔良、王湘穗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现年57岁，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比乔良年长1岁，退役空军大校，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之所以被称为“鹰派”，除了曾以空军将领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更因为其合著的《超限战》一书。1995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明确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他们认为，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与低调的乔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第三代：“我们只能用核武器反击”
罗援少将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他认为，中国讲的鹰派和西方讲的鹰派，或者说，理性鹰派和莽撞鹰派区别是，第一，中国崇尚和平，不穷兵黩武，而有些国家则一味以战争解决问题；第二，虽然中国崇尚和平，但中国也要备战。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对战争是慎战而不好战，备战而不轻易言战。他说，我对理性的鹰派的另一个认识是，我们不是纯粹的愤世嫉俗，我们有忧患意识，但又主张要有大局观，冷静、客观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已经被采纳，像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组建海岸警备队；而在中美关系上，我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并进行一些开拓性工作，此前我就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中美安全关注调查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中美两国普通民众、精英群体对彼此的看法、评价，当然，也包括安全领域的问题，进而分析讨论两国舆论对彼此的差异化表述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岁参军入伍，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2000年，朱成虎通过《解放军报》向美国“喊话”：“中国不是伊拉克!”不过，他真正被称为“鹰派”，还与其7年前的一次言论有关。
2005 年7月14日，在一场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通报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虽然中国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朱成虎说，“原则是可以改变的”。
事后，朱成虎曾澄清，这些话只代表个人观点，他只是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就可以“承担任何牺牲”。不过，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却并未因此停歇——有国会议员认为，朱成虎的讲话“高度不负责任”，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销朱成虎的职务;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则表示，鉴于此，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转移武器，一旦敌对态势形成，还必须做好迅速做出战略核反应的准备。
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为种种质疑而有所改变。 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过媒体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一些人的恶意炒作……军事透明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他还曾对日本、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能够把埋在海底监视我国潜艇活动的传感器跟我们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吗?”
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刚到耳顺之年，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少将。他的几本著述，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希望能借这些书“写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鹰派”人物，他们虽然时常语出惊人，但目前看，还没太多理性政策建议以及严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单独的一代还为时过早。
不难看出，这几位民间或西方眼中的军方“鹰派”人物，有的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所建树，有的在保持“鹰派”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尽管他们身上聚集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些不同观点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舆论多元化与国家宽容度的有力证明，也标志着中国正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中强硬的“鹰派”人物，自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从而也会遭来西方势力的打击甚至“猎杀”。
据说中情局的“猎”鹰计划主要是：通过网络和各种宣传手段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肆意歪曲、打击这些“鹰派”人物，让他们在国内政治、军事领域被轻视、被排挤或完全失去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猎杀”。当然必要时他们也可做出投毒、事故等让这些“鹰派”人物彻底消失的各种暗杀行动。
弗兰克·科尔曼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及军事有深入研究。回国后，他供职于国防情报局。2006年，科尔曼在为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写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称：“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他所说的“中国智囊”，就包括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
被中情局视为第二代中国“鹰派”的乔良与王湘穗，则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美方的“猎杀”。美方认为，二人所著的《超限战》一书提出的军事学说，破解了美国军事思想的特征和局限，让美国当时的军事体系无法应对，一旦这种思想被传播，美国不仅国内永无宁日，其世界霸权也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对此，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 “文字游戏”。《超限战》被美国译者翻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意为“没有限制的战争”;而美国知名的新闻大观网站(NEWSMAX网站)则更为离谱，其发表的译本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意为“中国官方毁灭美国的计划”。这不仅是离题万里，更是荒谬至极甚至别有用心了。美方这一“故意”错误，完全可能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因为在所有阅读英文《超限战》的读者眼里，乔良与王湘穗完全从喊“狼来了”的孩子变成了狼，从研究“恐怖主义” 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后来，转业到地方的王湘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在连续“猎杀”成功后，美国一位战略学者总结经验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军队在发展竞赛中失败。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全部“猎杀”中国国防科技精英，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军队成为一群羊或麻雀。
所幸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各方也都开始高度关注，一些媒体和网上舆论也在呼喊：坚决保护科技人材，让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更加现代化，也让中国之鹰在当今世界飞得更高、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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