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也知道井外的样子
地图真是个上古神器，西方人的老祖宗发明的黑魔法。有了地图，即便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也仍可以觉得自己身处世界中心。
鳖从海中来，偶遇一只青蛙，就听青蛙跟他吹嘘说自己有多快活：“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虾、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大意就是可以上蹿下跳，在水里水外自由腾挪，虾蟹蝌蚪都不如他。
闻言，鳖语重心长地讲起了东海：千里之遥不足以形其宽，千仞大山不足以语其深，不论旱涝，海平面都不见丝毫的升降，等等，说得青蛙一愣一愣，“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寓言出自《庄子·秋水》。其实井蛙何必羞愧？鳖引以为豪的是无羁束的自由，而蛙却以独有一王国而骄傲，两者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与身处无常大海的鳖相比，蛙的幸福感也许还更胜一筹。真要嘲笑他目光短浅，蛙满可以不服气地说：那啥，给我一张地图呗。
地图真是个上古神器，西方人的老祖宗发明的黑魔法。有了地图，你即便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也仍可以觉得自己身处世界中心。青蛙相信外边真的很大，但他大可不必非要跑出去，拿着地图就能平安快活地在井底蹲一辈子。《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高卧隆中，没人聘请就继续躬耕。何以沉得住气？因为他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反过来，主动出山，或者像今天的人一样四处旅游，反而变得没什么想象力了。
人要求很多，不但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还想知道“我在哪儿”。古代人创造地图，主要不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的位置，形成必要的空间感，进而有了更大的收获——心里很舒服。伦敦大学的杰里·布罗顿写道：“地图的一个难以察觉的美妙之处，是让观看的人……忘记他们其实只是在看一幅地图。”观看地图的人，“觉得个人晋升到了神的高度……飞入云霄，俯瞰大地，以神明的视角一览整个世界”，地面上的人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空中看着他们。如此，即使自己只是图上的沧海一粟，又有何干？“朕即国家”的君王，地图正好方便他确认国家的疆域究竟有多大。
有案可稽的地图起源，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托勒密（就是那个在哥白尼之前满世界播撒地心说谬种的希腊人）。他的13卷《天文学汇编》统治西方一千五百多年，其建立的地心宇宙模型给这段时间里的西方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世界观，他的地图是在他的下一本著作《地理学指南》里出现的。托勒密是数学家，他相信数学手段，是第一个凭数学发明地图绘制法的人。他的地图只留下了副本。根据一幅13世纪于拜占庭制作的托勒密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托勒密已经用上了经纬线，将从欧洲、亚洲到非洲的八千多个地点都标在了以东方为主向、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图上。
地中海是当然的中心，因为那是托勒密所在的地方。海东边的亚洲和南边的非洲，他都画了出来，但美洲他就不知道了，地图上，南部非洲位于底部，和亚洲混在了一起，澳大利亚、远东、太平洋、大西洋都没有，因而它用到了地理大发现后就寿终正寝。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人们才把地理知识推进了这么一小步，再看看谷歌地图让大街上的普通人背着设备随时收集信息，当今世界的变化速度让人恐惧。
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了，下一幅划时代的地图出现在一千年后，那是伊斯兰鼎盛的时期，谢里夫·伊德里西（是缩写名，本名没几个人能背完整），一位安达鲁斯的穆斯林，来到西西里去给诺曼国王鲁杰罗二世当手下。地理大发现及文艺复兴后崛起的西方总是把之前穆斯林制霸世界的七百年说得暗无天日，但实际上，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医学、地理学方面成就很高，不仅将希腊罗马时代的知识传承了下来，还添上了自己独立的贡献。伊德里西的地图就是吸取了来自犹太、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的诸多知识营养后绘制出来的，包含两个世界地图：上边是个圆形的小地球，下边是70个局部地区图，可以拼合在一起。
跟当时东方导向的基督教世界地图不同，伊德里西的地图以南方为主向，因为在伊斯兰传统中，麦加是圣地，它的位置正在南方。理所当然的，包含了麦加的阿拉伯半岛位于地图的中心。伊德里西自己加的说明文字，道出了地图最本质的功用：
“我们进入每个分区，其中包括村镇、辖区和区域，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或不了解，抑或由于路况险要或民族习性不同而无法亲自前往的地方……”
说得很客观，更难得的是，伊德里西还说出了地图的局限，那就是收集的信息可能不准，画出来有误差。但是，伊德里西太客观、太理性了，对重现地球自然奇观的热情要超过宗教信仰，这是后世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能接受的。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一书中，作者布罗顿将它定性为东西方交流时代的产物，好奇心爆棚的伊德里西将制作地图当做一种“知识上的演练”。他没有使用托勒密的数学方法；他的作品中也没有魔鬼——基督徒地图里的一个常见元素。
魔鬼出现在英格兰的希尔福德大主教在1300年制作的地图里，被画在了非洲的海岸线上。它恰和伊德里西地图成为对比：一个是伊斯兰眼中的世界，另一个是基督教眼中的世界。基督徒的头颅铁打不动地昂向东方，时间，尤其是圣经时间，是主导地图制作的原则——空间在这里是根本没位置的。基督俯临大地，在这幅图前观看世界的人，他们的灵魂从顶部的伊甸园一直来到底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赫居里斯石柱。穆斯林以麦加为中心，基督徒就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画上一个十字架。
布罗顿叙说的十二幅伟大地图中，有一幅来自朝鲜，乃1402年由朝鲜人权近领导的天文学团队绘制。这幅《疆理图》很有西方的感觉，如果说它出自西方人之手，怕是没人有异议。图上的朝鲜半岛，形状跟现在我们所知的相差不大：像一个面左背右的坐姿树袋熊，隐约可见手足。方向再次成为有趣的窥视窗：地图的主向是北，所谓“面南背北”乃东亚帝王的共识，北方有王气而南方则属于“率土之滨”，在这里就是最好的体现。
地图突出了绘图者最想突出的——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国家。在朝鲜半岛左边是中国，除了渤海湾、山东半岛和沿海一带的形状比较符合外，内地轮廓以及其中的山川河流就让人不忍卒睹了。至于更远处的欧洲简直不值一提。非洲的面积跟朝鲜半岛相似，中央有一大块深色的部分，不知是一个湖泊还是沙漠。阿拉伯半岛就在非洲的右边，红海夹在两块扭曲的大陆之间，狭长的一条令人感动。《疆理图》乃是帝国政治的产物，权近的团队是为政变推翻高丽政权、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效力的。接下来的一幅图，是德国制图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在1507年绘制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贵的地图，因为图上第一次出现了美洲，布罗顿说，它是“伟大的美洲出生证”，其上出现了“现代北美洲的高度缩减版”，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很像佛罗里达半岛和墨西哥湾沿岸，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斥资一千万美元从一个德国伯爵手中买了下来，这份地图是伯爵家族传承了350多年的宝贝，当然，也只是一个副本。
人学习谦卑的速度十分缓慢。以前，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是中心，后来交通发达了，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可以占有“已知世界”。占有的第一步是命名。美洲“America”就是以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命名的，命名者是瓦尔德泽德尔，他名下的《世界全图》也是第一幅标出太平洋的地图。
他认可了亚美利哥的贡献，后者在哥伦布之前就确认了美洲是世界的“第四部分”，首次给中世纪分成欧、亚、非三部分的世界地图补上了重要的一块。此外，瓦尔德泽德尔还将地图回溯到了基督教时代之前的托勒密，韦斯普奇和托勒密的名字都在地图上方出现。这都是《世界全图》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
和托勒密、伊德里西等人的地图相仿，《世界全图》也是一组图的总称：它由12块木雕版组成，容纳了当时欧洲探险家的最新发现。对它，布罗顿有一个观点值得一提：我们观察地图要排除后见之明，不要基于一些今天的常识，就认为取得这些常识的过程标志着人类必然的进步。他写道：
“无论是界定起源，还是确定非凡的地理发现的时刻，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美洲被当作一块大陆的起源，就像这幅地图的源头一样，充满着探险家、制图师、印刷商和史学家相互矛盾的说法和不断纷争的起点。”
地图上加上什么地点，不加上什么地点，面积多大，位置在哪里，往往是争论和博弈的结果：所以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地图的背后越来越浮现出权力之手的竞逐，因为图上标出了所有符号，都意味着地图的拥有者对它有想法、有企图、有野心。
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里有个奇怪的商人，他每晚数星星，标上数字，小王子问他为什么要数，他就说，数一遍就觉得自己拥有了这些星星。许多人读后，只能从中看到一些实际的教训，有人看到了“穷忙族”的缩影，有人认为作者在警告读者不要立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不要临渊羡鱼，自欺欺人，等等——想象力如此干瘪的人，大约真的没有仰头认真地看过一次星空，或是看了也只是为许个愿望。人给星星编号，就像给未知和已知的东西——从鸟兽虫鱼到大陆、海洋、高山、湖泊——命名一样，正是因为人完全可以通过命名来掌握他们所够不到的东西，而心胸也因此可以拓大。
如果得到一张地图，知道井外的样子，青蛙即便仍然只在井底坐着，它也不是以前的那只青蛙了。布罗顿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提到了蜜蜂和四足动物也有划分地盘、确定地点的本能，又说人类比他们都复杂，人类要有世界观，靠着地图，人可以进而具备“世界眼光”。地图真有这种不同于“画饼充饥”的心理功效，也的确能指导帝王的征服、族群的迁居、知识的增长，尤其在知识方面，即便是伊德里西和托勒密制作的看起来不着四六的地图，也是后人踩着向上攀登的基石。布罗顿说，追求更完美的地图是人类两千年来未曾稍歇的梦想，“它为不同的文化在特定时间点上提供了对世界的特定想象”。
《世界全图》之后是第奥古·里贝罗的《世界地图》，1529年完成，起因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就摩鹿加群岛（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归属权以及香料贸易发生了长期的激烈争端。这两个首尝地理大发现甜头的老帝国，为瓜分已知世界展开较量，在斐迪南·麦哲伦于1522年第一次环航全球之后，为西班牙王室工作的里贝罗制出地图，将摩鹿加这个“香料群岛”放在了西班牙所占据的那半个世界之中，实际上，里贝罗很可能明知摩鹿加属于葡萄牙的地盘。
地理学被政治操弄，一直到20世纪纳粹时期，富含帝国野心的地图达到了邪恶的巅峰。这之间有18世纪法国卡西尼家族的功劳。在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治下，卡西尼家族受国王委托，以精明的“众筹”方式（尚在制作中就向公众征订）制作出的法国地图，是史上首次呈现单个国家各个角落的详图。水平是极高的，但它最大的影响是塑造法国国家意识形态。时值欧陆的一群帝国和君主国演变为一系列主权民族国家，卡西尼的那一套立刻被其他国家学了去，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大英殖民世界野心爆棚的1904年出版了其地图代表作，它赫赫有名，因为这是麦金德首倡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结晶，但也恶名昭彰，因为它的目的是证明英国的全球地位，对大英帝国的所有辖土都有所夸大，却没有反映出英国会如何管理非洲、印度、南亚、中东的地盘。
纳粹的地图基本上就是政治漫画，夸张其他民族的狼子野心，煽动国人“自强”而已。“制图术可以被诸多政治意识形态利用，根本不在乎它的科学客观性和公正性。”反过头去看16世纪，布罗顿说，单从制图学来说，托勒密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1569年的杰拉杜斯·麦卡托，因为他的地图是画给那些航海家们用的，没有受托于帝王将相的权力意志的痕迹。他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在地图上展现了宽容精神，他制作了“一幅有关理性和超然的地图”：不再以任何国家为中心，麦卡托试图在一张纸上描绘地表的高低起伏，用均匀的色泽，较为客观地画出每块大陆的面积，每块大陆上都有山脉、河流和众多的地名，经纬线纵横穿过，看不出有刻意夸大哪块地方的重要性的意思。
麦卡托也曾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者，因为他的地图在现在看来，越是远离欧洲的海陆，扭曲的程度就越是大。这种苛责也来自当然也是“后见之明”的误区所致。如果凡事只凭后见之明，忽略了事发当时的情况，恐怕只能处处贴上“今是昨非”的标签了。
麦卡托之后，约翰·布劳的《大地图集》问世时，帝国时代已掀开了新的一页：荷兰处在巅峰。约翰·布劳的地图是一幅宏大的画卷，也是在这本书中，“第一幅立刻就能被认出是现代世界地图的作品”，又是“一件巴罗克风格的创作”：总共有11卷，一共4608页，图文并茂，终于把世界收进了一本书中。布罗顿赞誉布劳是一种传统中的最后一位大师，这种传统自托勒密以来就是围绕地心说进行的，而如今的《大地图集》里，地图的上方有着太阳和其他五个当时已知的太阳系行星。年轻的荷兰共和国，在世界观上也更倾向于打破前人旧说，布劳正好因此获得了自由。“1662年的《大地图集》的世界地图是第一幅引入了日心体系的地图，并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移走。”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的最后两幅地图，一是1973年的彼得斯地图，其时阿波罗已经登月，人们对地球的理解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因此虽然冷战还在继续，但人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认识趋于理性了。彼得斯是联邦德国人，他的地图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宣告德国抛弃了纳粹时期的选择性政治制图，“呈现了一幅保证所有国家都平等的世界图像”。现在，青蛙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了解井外的样子了，既不会恐惧，感伤，也不会野心勃勃想要征讨非我族类。
最后是谷歌地图出场。互联网是民用技术，政治意义淡化零，因此，过去的那种想象力是不需要的——即使住着联排别墅，你也不希望在地图上发现自己有一栋城堡吧？地图的使用者要求精确，而参与收集地图信息的大众（这是谷歌地图实现的一大成就），他们的想象力则被引向了将现实中的景象转移到屏幕上的地图之中。民用带来了和平，地理信息成了完全中立的东西，但有一点是跟过去不同的：谷歌地图的技术门槛，使得信息源对公众不公开，因此过去那种一旦新的制图技术被迅速学习、传播的情况不见了；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对方位、距离、空间的感觉，悉由那些制作软件、编写源代码的人所决定。
“追求最完美的地图”一说让我想到了，有人说我们都被世界地图骗了，那上面看起来不起眼的格陵兰岛，其实面积大得惊人，而俄罗斯要比整个欧洲还大好多，如今通用的地图却不能反映这一点。可是，骗人的地图好像也没妨碍我们东跑西颠。其实距离感对人类已没那么重要。哪里都可以去，所以我们更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只井蛙：东海啥模样我还能不知道？只是不愿意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