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死硬的老骨头，支撑着“正典”的天空
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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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正典”天空的
那根死硬的老骨头
by云也退
“我要对自己说话，也要和对全世界主流不满的读者交流”，他说，“这些读者本能地想要亲近优质的文学，对那些疯狂阅读J.K.罗琳和斯蒂芬·金，从悬崖上纵身跃入灰色的互联网海洋，在智力上杀死自己的庸众心怀鄙夷。”
这类读者似乎不太好找，找到了还得一个个来接受他的挑衅——“成为学生的挑衅才是我的最佳状态”，哈罗德·布鲁姆说。2016年，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继续更新，即将迈入古稀大关的斯蒂芬·金又有新书问世，就连金的儿子乔·希尔也走在老爹的路上，有新的恐怖幻想小说问世。这要让布鲁姆教授知道了，必然要把一滴丹田气狠狠送出鼻孔：“哼！越是垃圾，越要同态繁殖。”
流行读物最顽固的敌人，莎士比亚永远的马前卒，支撑“西方正典”天空的一根死硬的老骨头，过了80岁，布鲁姆还不肯歇，时间催着他以人生余力多留下一些书，镇一镇眼看要一统天下的“邪气”。2011年，《影响的剖析》问世，让人想起了他1973年的成名作《影响的焦虑：文学作为生活方式》，以及他的老师之一——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的代表作《批评的剖析》。但这本书并不能算纯正的文学批评作品，而是一种个人生涯总结。布鲁姆将之前未能收录于其他作品、却又很想表达的一些反映性情的细节写了进去，例如，他在说到《芬尼根守灵夜》的时候（他说他27岁的时候就打开这本一代奇书找虐了），写下了这么几句话：
布鲁姆写的《莎士比亚》
“我已年至八十，所以每晚一般要醒来两次，第一次在两点和四点之间，接着睡一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后再次醒来。我已经不再梦见过去了，过去已经变成一个我不再寻访的陌生国度，取代它的是跟当前隐约相似的坏梦。……我认为乔伊斯想要说服我们：我们在梦境中汇合成一个大一统的骑兵队，但乔伊斯的神话体系和弗洛伊德的神话体系有种奇怪的重合，两者都取材于莎士比亚。”
布鲁姆读莎士比亚的心得也汇成了这么一本书
既然挂出“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招牌，起初我便以为，他要说说自己在半夜醒来时忍不住去书架上掏书看，没准还是一本翻到残破不堪的莎翁四大悲剧——这不正是“生活方式”么？谁知，老先生动都没动，只是听凭神思游走，跟他的乔伊斯和莎士比亚去精神幽会了。莎翁，乔叟，弥尔顿，麦尔维尔，惠特曼，福克纳，乔伊斯，这一干人简直就是他思考和感受世界时不可更换的滤镜，也是他各种思考的终点；尤其莎翁，在他的想象力面前，“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想象力，只是变成了他的大理石雕像”，这个“他的”用了大写：莎翁是他眼里创造万物的上帝。
这份虔诚，从《影响的焦虑》起就已形成。那是青年布鲁姆的锐气之作，在书中，那些绝大多数属英语界的文学和文化英雄，都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灾区：一个个志在弑父。他们凭着惊人的灵感和创作力颠倒乾坤，证明自己超越了前人，而布鲁姆呢，就像是崇拜《伊利亚特》里拼得你死我活的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一样，同时崇拜他们中的每一位。《影响的焦虑》还把诗放在了所有文学创造中的巅峰位置，创作诗歌者为了冲向顶级荣誉，面对其作品中所折射的前辈的影响，免不了焦躁不安：
“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的焦虑，同时又是一种强制式神经官能症的开始。这种神经官能症也可以称为对人格化的超我——死亡——的恐惧。同时，我们可以揣测，诗歌可以被看作一架电机，正在对着‘影响的焦虑’的亢进释注能量……有什么能够证明这种人的诞生与诗的诞生的相似性的激进呢？”
青年都不识愁滋味。1973年的布鲁姆，崇尚战斗的恢宏，迷恋白热化的角逐、疯狂直至死亡，对伟大作品的问世持神秘主义的歌颂态度，他说，我们必须进入到超凡脱俗的领域，去领略“原始的忧愁——在那里，艺术诞生于萨满术士式的迷醉状态，诞生于我们人类对死亡的永恒的悲忧和恐惧。”
持极端化的论调，也跟他接受的文学训练与熏陶有关。1933年，欧洲正在大反犹，T.S.艾略特，这位“盎格鲁-天主教保守保皇派欧洲文学称职的卫道士”，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讲座上宣称：“出于种族和宗教的理由，任何持自由思想的犹太人都是不可接受的。”那时布鲁姆才3岁，正日日在厨房里跟着母亲学语言。在纽约布朗克斯的图书馆，布鲁姆阅读艾略特公开拒斥的英美浪漫主义文学，在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等人的作品中浸淫，渐渐演变成一个思想自由的犹太人。在《史诗》一书中，他还把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列为西方最伟大的“史诗”之一。
艾略特在此，就问你怕不怕
艾略特在美国的威望太大，持续刺激着布鲁姆的斗争冲动。等到他一头钻进莎翁悲剧后，布鲁姆自觉敲开了“西方正典”大门，可以形成自己文学批评的主题了，那就是在有限生命的威胁之下，杰出文士之间的互相碰撞，各自焦虑。自从《旧约》中同天使摔角、同上帝耍花招的雅各以来，父与子之间的张力就纵贯文学史：阐述俄狄浦斯情结的弗洛伊德，从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那里感觉到压力了吗？史蒂文斯和爱默生哪个更强？布莱克是否“利用”又碾压了弥尔顿？在布鲁姆的构想中，众多文士耳闻生命时钟的嘀嗒，自觉不自觉地要从前辈的恩泽或阴影里挣脱出来。
哈特·克兰让布鲁姆倾尽了热爱
威廉·布莱克与哈特·克兰，布鲁姆10岁就读过并爱上了这二位英语诗人，他们都是艾略特所抵触的“异端浪漫主义”的人物；同年他还把《白鲸》给啃了下来，对亚哈船长痴迷不已。他在中学里读福克纳，进康奈尔大学深造时，他的老师是M.H.亚伯拉姆斯，此人违反艾略特的愿望，重新给浪漫主义诗人确立了位置。
然而斗争还没结束。进了耶鲁大学后，布鲁姆恰恰接触到了最正统的艾略特式的文学批评——“新批评”流派。布鲁姆曾说，他从小就惯读艾略特的诗，“但他的批评，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评，都让我反感”。可在1950年代，艾略特的话就是耶鲁的圣旨，他说浪漫主义是危险的，爱默生和惠特曼都给后世留下了很坏的遗产，劳伦斯也是个十分危险的人，身上散发一种“魔鬼力量”，俘虏了劳伦斯本人，也毒害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
D.H.劳伦斯的名声也有赖布鲁姆的抢救
就在接受“新批评”的训练中，布鲁姆琢磨出了亲手把前浪送上沙滩的方法。他成功了，等到他的作品引领新一代学生和读者时，布莱克、雪莱、史蒂文斯、伊丽莎白·毕晓普们相继复活，取代了艾略特眼中“正统”的掌门——约翰·邓恩和亚历山大·蒲柏——的位置。一个范围广大的“正典”取代了“正统”。在前辈的影响中长大，最后把前辈给干下去，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学说之形成，也糅进了他本人一路且战且进的批评家经验。
尽管脑袋里绷着一根焦虑、斗争的弦，他到底比艾略特包容得多，他开列的“西方正典”的名册足有七百多部作品。再后来他给出版社编正典丛书，让每一部伟大作品、每一位伟大作家都重装新颜上市，配上他自己的导读，这时，他已从咄咄逼人的批评家走向了颇有胸襟的“点评家”。伟大文士常有令人不悦的风格，比如爱默生，像我这样的中文读者，特嫌弃他的啰嗦，絮叨，缺乏逻辑，再读布鲁姆的点评，发现他虽然承认爱默生的地位，却并不作乡愿的表态：
“读爱默生有时会让人困惑，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个格言家，用孤立的句子来思考。他的段落横冲直撞，他的散文……都可以倒过来读而没什么损失。”
爱默生先生的格言，搁在今天别说金句，连铜句都算不上的
说得多么实在，所以读不进去也不必自惭。爱默生“把自由定义为野性，他永不停息的头脑总是在十字路口彷徨，或穿越着一个海峡，或向一个新的目标冲刺。”个人信念决定了风格；现代读者希望什么都看个流畅明白，最好还有用，自己都“总在彷徨”的爱默生，怎能让现代人满意？
内分泌十分旺盛的惠特曼，在19世纪的美国过完了漫长而充满艳福的一生
惠特曼也一样。惠特曼诗歌也是可诵读而难以记忆的，行文太缺少约束。《影响的剖析》里有篇《惠特曼的枝条》，巧妙地指出了读惠特曼的好处，就是“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爱默生和惠特曼都不是莎士比亚的继承人，但作为莎翁死党，布鲁姆却肯定了爱惠二人“抹去”莎翁的行为。他们这样做，给新大陆注入它自己的气质，“迎接未来既教导我们又能让我们娱乐的诗人之王。”
在布鲁姆这里，从未出现过年轻时喜欢过什么作家，后来却看低他的情况。他说，你读一本书并爱上它的时候，是作者“选中”了你（这里依稀可见犹太人的“选民”意识），将你从里到外洗刷了一遍，你从书本上移开目光，看周围的世界都不一样了。1965年，布鲁姆同时集中地攻惠特曼和爱默生这两座缠绕着争议的美国文学大山，他说当时是“为了走出中年危机”，结果，惠特曼成了第一位让他感到前所未有地贴心的诗人。写到这位名气巨大却又很难写的诗人的时候，布鲁姆满怀深情地抉出了《草叶集》中的“枝条”意象：
“惠特曼充满爱欲的枝条同时拥抱生与死，纠结不已，为走出活死人的状态指明了一条道路……土壤、树木、风和波浪都被（枝条）记录下来，成为诗人声音光彩熠熠的意象。”
比较还是需要的，但比较不再带来竞争。哈特·克兰曾是惠特曼的后继者和对手，《影响的剖析》里却说，克兰至今还是惠特曼的“最佳预言家”，“美国式崇高由惠特曼和克兰共享”。年迈的布鲁姆关心的是诗人的并存，关注他们的合力而非互相斗争的力量。《影响的剖析》切除了《影响的焦虑》中姿态激进的“焦虑”，还把17世纪罗伯特·伯顿的奇书《忧郁的剖析》里的“忧郁”——另一个带有消极色彩的感情词汇——给砍掉了；焦虑会引发一些极端行为，而“剖析”则平心静气，字句之间荡漾着宽容和感激。
“正典”作家们有共同的敌人——J.K.罗琳和斯蒂芬·金们。如果说《影响的剖析》设了很高的门槛，远离大众口味，那正是布鲁姆所追求的，他和他的偶像们之间展开高级交流，不向不特定多人发放旁听证。我特别注意到，布鲁姆在说到《尤利西斯》时的小小得意，只因这部大作的主角，名字叫利奥波德·布鲁姆：
“每次讲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把主人公称为波尔迪，因为我自己的姓氏已经被充公了——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姓氏来自外部。我在冰凉的四月写作的时候，任何一点鲜花都让我很高兴。一个姓氏为何会让自己欣喜是没有逻辑可言的，但有人告诉我说，这是灾难性的创造的时候，我只能倒吸一口凉气。”
詹姆斯·乔伊斯
能分享他的得意的能有几人，读过《尤利西斯》的又有几个。“充公”的感觉多么好，仿佛又是一种“被选中”，担任的还是20世纪最曲高和寡的文学名著里的男主角；而“Bloom”的本意（“花朵、开花”）就是一份额外的赠礼了。他说的四月是“灾难性的创造的时候”，影射艾略特《荒原》里的名句“四月是残忍的月份”，也算是对艾大师的小小报复。
好像把乔伊斯和布鲁姆两人的面貌特征糅合了起来：
上半张脸是乔伊斯的，下半张脸，尤其那副叠下巴，是布鲁姆的
到了这把年纪，布鲁姆也太需要同死亡预先打个招呼。在《影响的焦虑》里，必死性是种惩罚，让每个雄心勃勃的诗人恐惧，而在《影响的剖析》里，必死性成了一张电子通行证，执着它的人才能加入同一个高级文化的沙龙，在那里温柔地显示出彼此之间的亲缘和相似，这些相似为别人所不曾发现。有些人仍在竞争：克兰与雪莱，劳伦斯与惠特曼，“想要走出影响的迷宫是很难的”，但是他们的争锋，互相交手，现在就像军营里常规的操练，当初作家们如何被布鲁姆召集到一个“正典”的天空下，现在他们就要如何在他的旗下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