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没人想说一说这世界真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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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云也退
身为骑车人，我摸惯了车把的手握不稳方向盘，我一直觉得骑车带来的自由度以及省钱度，开车可无法企及。不过，有两年，我们城市的人口结构有了些变化，周围渐渐多了许多警察，他们埋伏在每一个路口，有时半路会跳将出来，拦住骑车人的去路。在一个路口，等交通灯的片刻，一个警察走出来，向我右边的四个骑车人摆着手，“过来，过来”，并不疾言厉色，那四个人就乖乖跟着走了。“证件拿出来”，他们纷纷摸兜，有一个人拍打着裤腿，他们的皮夹克有点脏，皮肤黑黑的。
有个人在斜眼回看了一下他刚刚停车的地方，目光跟我遇上。他也许在想：为什么拦我而不拦他呢？我赶紧低下头。我不想遇到他的眼神。我没有任何内疚，我只是不想看他。
我把这次遭遇从记忆库里拎了出来，我拎出它是受了《地下铁道》的启示。怀特黑德的这本黑奴小说，跟其他写黑奴故事的作品，不管是白人作家如欧斯金·考德威尔的，还是黑人作家如左拉·尼尔·赫斯顿的都不一样，《地下铁道》均等地用力，书写蓄奴制度对黑人和白人两边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塑造他们的灵魂，怎样在他们的头上放置个人奋斗的天花板。黑人的天花板是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白人的天花板则是自我实现，在自己的家园里获取繁荣和未来——在我和那四个骑车人之间，也有着同样一高一低的天花板。
《地下铁道》作者Colson Whitehead
他们被区区一个手势召走。警察志在必得，他只是执行公务而已，并没有欺凌的意思，不过，莫非他没有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脸上惊弓之鸟般的畏怯么？蓄奴制度对于黑人而言，最大的心理效果，与其说是低人一等感，不如说是深植于心、万难拔除的恐惧，它就像是黥了面的犯人一样，即使被释出狱，也抹不掉曾经的身份。
然而《地下铁道》的主人公，科拉，一个不知道自己芳龄几何的黑奴小姑娘，距离恐惧倒是相当的远；她很少情感流露，只有动作和语言，作者把她固定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佐治亚州的一个种植园蓄养的众多奴隶中的一位观察者。
一般来说，观察者是容易被忽略的：他们置身事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与冲突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就连黑人都会忘了她其实是属于自己的一员。躲开白人与黑人的注视，科拉看到了什么？她看到黑奴中也有和白人走得近的，她看到有的黑奴被故意边缘化，在受白人虐待的时候，也受黑人的排挤。科拉会思考，她不只看到像欧斯金·考德威尔这样满眼劳苦大众的作家所展示的事实，及其不言而喻的非正义，她还看到哪怕处在完全相同的恶劣处境下，人也各有各的活法与自由。正如萨特所说：自由总是有的，无论什么情况。
老黑奴乔基的生日宴，乍一看给了小说一种不一样的气息。黑奴在狂欢，他们饮酒、演奏、跳舞、赛跑——而科拉继续旁观。乔基像科拉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岁数：“上次做寿时说他一百零一岁。他其实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一旦你活到了这个岁数，跟九十八还是一百零八还有什么两样？”这种不动声色的内心活动，评论而非参与的心态，终于引着科拉来到命运的转折点：另一个黑奴，男孩西泽，带来了附近就有地下铁道的消息，并且邀她一道走。西泽给出的理由是，科拉的妈妈是从种植园成功逃跑的少数黑奴之一（迄今未有下落，即视为成功），因此，科拉也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但西泽真正相中科拉的，是她的冷静，是她那种主动疏远白人也疏远黑人群体的秉性，以及她的身上较少有恐惧的魔影。恐惧会坏事，但无所畏惧也会惹大麻烦，一个人必须冷静才能保护好自己，这冷静几近于冷漠。
美国黑人写作，从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就形成了特有的语感。看看黑人作家怀特黑德的这几句：
“这仍然是南方啊，你逃不出恶魔的手心。再说了，世界已经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教训，可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腕、脚踝，咔哒咔哒教人扣了个正着，他们却认不出那是镣铐来了。”
这种别具画面感的语言，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名作，比如说左拉·尼尔·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里也有。例一：女黑人珍妮为了自由与爱情离开家乡，二十年后回来，见到老友费奥比，两人畅谈，赫斯顿写道：“时光使一切变老，所以珍妮说话的工夫，那亲柔的初临的夜色变成了可怕的龙钟老物。”例二：珍妮的母亲教训她不要太早结婚，而是先修完学业，“从更高的树丛里摘一颗更甜的浆果。”
区别在于，赫斯顿的书是欢乐的，而《地下铁道》里的形象语言经常用来绕过眼前的现实，以减轻绝望感。科拉出逃后的第一站是南卡罗来纳，她更了名，一户温和的白人家庭收她做仆人，她又加入到帮助黑人的组织里，住进黑人宿舍，一时间岁月静好。直到一些新的事情发生：她发现，她的恩人们并无意尊重她的人格，相反，他们要她去做一份新工作——在种族博物馆里做活标本供白人参观。每天被白人隔着玻璃观看，但“没人想说一说这世界真正的安排。”
为什么要说呢？说了，就表明它是可质疑的。黑格尔的名言“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保守者深以为然，认为这是替他们的既得利益（“现实的”）的合法性背书，他们不必感到良心不安，但是，激进的人则一口咬定，“现实即合理”的意思是凡不合理的东西就该从现实中清除出去。前者认定现实无需多言，后者则要大声说出——说还是不说，将决定天平往哪一边倾斜。
地下铁道的存在（虽然是怀特黑德的虚构，但废奴运动是真实的），预示了倾覆现实的可能。对书中的另一个人物——白人猎奴者里奇韦来说，“这世界真正的安排”就是绝对合理的，那些废奴主义者不知道、不承认或者故意无视它，他们“对世界如何运转一无所知”——知道了也就不会整出这么些事了。里奇韦以捍卫现实的安排为己任，他的语言里有一个核心词叫做“本分”，正如他抓住科拉时对她说的：
我们都尽自己的本分。奴隶和猎奴者。主人和有色工头。涌入港口的新来者，政治家，警长，报馆记者，还有抚养强壮儿子的母亲们。像你和你妈这样的，要算你们种族里的人尖儿。你们部落里的弱者已经被淘汰了，他们死在了运奴船上，死于我们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死在了农田，给我们种棉花和靛蓝来着。你必须强壮，才能在劳动中生存，才能让我们更伟大。
”这番话正是后来所谓“演化人文主义”的写照，认为部分人类在演化中落后了，被淘汰成了“非人”，因此生来就该被进化更成功的人所奴役，衬托他们的进化之成功，就像牲口要以被人们驱策寝食来体现其价值一样。后来的纳粹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推演，说人类并不是普世的、永恒的，而是一个可以演化或者堕落的物种，可能变成超人，也可以沦为非人，于是，作为最优秀血统的雅利安人，就有任务指哪儿打哪儿，消灭“非人”以保卫人类。
退一万步讲，哪怕里奇韦所捍卫的是不合理的“伪现实”，“尽本分”总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必需的。猎奴者猎奴，就像猫一定要捉老鼠，就像《小王子》里说的“几百万年过去，羊还是吃花”那样。里奇韦对自己使命的正当性坦然不疑，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都让他坦然。别说这是1830年代，就是1930年代，黑人早已被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授予了平等公民权，理论上都是自由民，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依然视他们为自己的财产，黑人的投票站被破坏，想自由活动，却发现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而寸步难行。
科拉要同残暴的种植园主斗争，要同猎奴者斗争，要同中立白人的傲慢作斗争，也要同规定奴隶不管逃到哪里、主人都可以无限追回的《逃奴法案》作斗争。蓄奴白人都是“恶法亦法”的实证主义者，如里奇韦所说，有法必执，道德考量不是他的事。科拉的思考则达到了自然法的层面，她从根源上质疑“世界的安排”——白人殖民者的原罪：
“白人来到这块大陆，是为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为了逃离主人的暴政，就像曾经逃离残暴主人的自由民一样。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却否定别人同样的理想。……（《独立宣言》里的）‘所有人’并不真的意味着所有人。因为他们夺走属于别人的东西，无论那是你能抓在手里的，比如泥土，还是你抓不住的，比如自由。”
”可是，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谁不渴望多一点优越感？我的优越感，就是在一次次看到比我穿得差、目中无神、胆怯、不敢跟我对视、在公众场合自觉躲着我走的人之后形成的——说句不嫌low的话：他们给我以昂首挺胸的底气。18—19世纪北美白人的优越感，支持他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将中西部人迹罕至的荒野拓殖为宜居之地；他们完全无视原住民凶悍的反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上帝护佑，上帝总是例外地开恩于他们。我们可以轻易地断言说，这种优越感是邪恶的东西吗？
他们也是在为感到骄傲而活着。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有一段长篇论述讨论主—奴关系。转换成人话，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两个人相遇，可能互相要置对方于死地，其中一个人拒绝冒生命危险，就成了另一个人的奴仆——佃农之于地主、步兵之于指挥官、仆人之于主人、奴隶之于奴隶主。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拓展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说，人与人这种原始冲突的本质是，人都有欲望通过斗争来取得承认，也即获得声望，这种欲望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声望，体现为我们所称的“骄傲”或者“尊严”之类的东西，运作于各种竞争性行为之中——这是一种高贵的要求。
我们为什么要结成社会？是因为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仅仅为了安全吗？黑格尔说，否，人们拒绝仅仅为了保命而共同生活，人想要感受到骄傲，骄傲才能让他自由，而骄傲也驱使他追求比另一个人、另一些人的地位高，由此，社会才会形成它的“界范”（bondage）。
这个给人以声望的社会，可以非常之小。《地下铁道》里，科拉被猎奴者从南卡罗来纳赶到北卡罗来纳，那里更加凶险，科拉只能借一对老夫妇之力藏在他家的阁楼里，寸步不得下楼。她透过一个窥视孔窥看外边的白人社会，就是环绕一个公园的小社区，盖起了两到三层的木结构房屋，“建筑样式完全相同，不一样的只是外墙涂料的颜色，以及长门廊上的家具”——不动产统一规格，动产区分个性；“砖块铺成两条整洁的便道，从草地中间交叉而过，蜿蜒进出于高树和粗枝洒下的浓荫。一口喷泉在靠近入口的地方发出悦耳的颤音，周围装设了低矮的石凳。”
小小一个定居点，白人制造出生活气息，能够享用这长凳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体的，安全和声望都得到保障，而几百米之外，就是用来吊死黑人的一排排“绞刑树”，树上是风干的尸体，树下是孩子们在嬉戏，家人在野餐——没有比较，就没有优越感。
在一个有色人种占优势的地方，他们组建了一个安乐的孤岛。我想起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情形如出一辙：宗教犹太人离开原先的社区，来到一个周围都是对自己不满的人的地方，抱团住在一起，他们的活动范围极狭小，到处是铁丝网和瞭望哨，原住民不是被迁走，就是终日关门闭户，想要出行，得走一条被规定好的道路。但是，定居点的犹太人踏在用界石和军队强行隔离出来的空旷街道上，显得笃定而从容。他们的骄傲，肯定有一部分，也是来自对另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的优越感。
白人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成功地“否定了别人的理想”，由此建立起了种族优越论。他们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位置，对声望、对尊严有着确定不移的认知，对于危及自己声望的人，必然要投以警觉、憎恨，进而是猎捕：怎能允许他们混入我们的行列？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没有指针的钟》里，老法官的孙子思想进步，坚持种族之间应该平等，老法官听他说完，问了他一句：如果你姐姐要嫁给一个黑人，你会同意吗？孙子立时语塞。老法官哈哈大笑。
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每个人都有他既定的位置。一个白人要质疑他自己的优越，就是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但是，种族平等主义者并非都是叶公好龙。另一位南方小说家，弗兰纳丽·奥康纳，在短篇小说《天竺葵》里写到一个世居南方的白人老头，日子过得寒酸，却优越感十足。老头来到纽约看女儿，在女儿住的公寓里偶遇一个西服笔挺的黑人住客，顿觉受了莫大的侮辱。“你的家教不是这样的！”他怒骂女儿，“你的家教可不是让你和那些自以为和你一样的黑鬼门挨门住着！”
回想那一刻，没错，我拒绝“认出”我旁边那几个骑车人，当他们被警察拦下的时候，在我的心里已经形成了高低之分，甚至在那之前，我已经可以基本上断定我不会看他们的眼睛。这正表明了我那种福山意义上的“声望”感。我根本不耐烦看他们，而警察的举动则稳固了我这种不耐烦的合法性，他告诉我，我有这个资格。
但我觉得不自在——并不是像那些心怀内疚的自由派一样，相信，或者容许自己相信，只因我生在这里，先天拥有大城市的户口和卧榻，我就是在压迫外来人口。是巨大的反差引起了我的不自在：我根本不必考虑“我是谁”；而他们呢，也许每天都在被区别对待中确认自己是什么人。
他们也可以抱团，形成自己的社区，获得声望，就像书里的黑人那样组成自己的村落，但是，那些黑人在局部的人数优势下着手驱逐周围的白人，发泄其恨意。科拉听说在一些地方，白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像一团团火焰迁移到其他地方，见到黑人就开枪。这是一片浸透了毒素的土壤。科拉后来来到了另一个蓄奴州印第安纳，那里，一些黑人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不堪重负地吸收从其他地方逃来的黑奴；那里，科拉看到了黑人如何发动向白人的反向歧视。明戈，一个激进的前黑奴，甚至指出有些同胞没有资格享受自由：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行得直，走得正……我们有些人走得太远了。受奴役的经历扭曲了他们的思想……你们在种植园里，在乡镇和城市的街道上，总能看见那些堕落的人，那些无意拥有也不可能拥有自尊的人。你们在这儿也看见他们了，享受着这个地方的馈赠，却不能融入其中。他们总是消失于黑夜，因为在内心的深处，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是处。”
”后来，白人端着枪来反扑了。科拉再次被猎奴者里奇韦抓捕，不过这一次她没能等来救星，而是完成了一场自救。里奇韦一心把她带去南方，“物归原主”，他两次抓到她，但没有随意下手杀她，因为这女孩的冷静，那种纯属于观察者的淡然，让他心惊乃至有些敬畏，这些特质是他自以为只有白人才有的，或者，是只有在远离恐惧的环境里长大的黑人，比如农场主人约翰·瓦伦丁那样的人才有的。瓦伦丁说，他的幸运在于，同样是有色人（尽管肤色比黑人略浅），但他成长在北方的弗吉尼亚：“我小时候跟你们不一样。我母亲从不担心我的安全。不会有奴隶贩子在夜里把我抓走，卖到南方。白人看得见我的肤色，这足以让我不受骚扰。”
瓦伦丁生而有尊严，之后，哪怕他来到蓄奴的印第安纳，白人也无法夺走这尊严，代之以恐惧。尊严感能给人换来更多的尊敬，恐惧，则只能换来怀疑、贬低和无视。可是，一个人又如何选择自己生在哪里，受何样的教育？当他意识到自己头顶的天花板时，这块板大概已牢牢固定住，万难动摇。
十多年后，现在，我再也遇不到那个路口发生的事了。我极少能看见那些内生着恐惧的、躲避的眼神，也许他们离开了，也许，他们被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同化，让警察不能再以貌取人，或者反过来，是警察放弃了以貌取人的执法方式，给他们获得同化创造了条件……我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更大的可能是，城市保护我这样的原住民远离那些我不想看到的人，就像白人筑就了自己的城镇，不放一个黑人进来。
《地下铁道》，（美）科尔森·怀特黑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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