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书016

撰文▼ 云也退（检书作者）

《双城记》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你知道这段话是《双城记》的开头，狄更斯写的，却未必知道在1859年11月《双城记》首次出版时，这段开头前还有三小节“弁言”，在其中，狄更斯坦承他写这本小说是受了一位同时代人的影响：“我有过很多愿望，其中之一，就是为人们理解那个可怕的时代增加一些广为流行的、画面感十足的方法，尽管有卡莱尔先生的伟大著作在先，谁也不敢奢望再增添一二哲学。”

狄更斯

这部“伟大著作”就是《法国大革命》。1837年，42岁、已在伦敦切尔西定居三年的卡莱尔将它付梓。狄更斯如获至宝，走到哪里都揣着一本，十多年后他提笔写《荒凉山庄》时，说《法国大革命》一书“我已读过500遍”。1854年的《艰难时事》也题辞向卡莱尔致敬。到《双城记》时，卡莱尔和他的书，在狄更斯的心目中早已如神一般。

《法国大革命》

 [英] 托马斯·卡莱尔 

吉林出版集团 2017年版

不过，英国人不是一贯瞧不上法国人的办事风格么？在欧洲，能对“世界之都”巴黎和“最优雅语言”法语不屑一顾的，也就是英国人了。在攻占巴士底狱次年，埃德蒙·柏克就不顾六十多岁的年迈体衰，借着与一个法国朋友通信的机会，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法国革命论》。

1789年10月6日发生了什么？柏克凭着一半听说和一半想象写道：“法国皇后的忠仆被当场砍死，一帮残忍的暴徒和杀手，身上散发着他的血腥味，冲进了皇后的内室，用刺刀、短剑连刺了床铺一百下，而这个被迫害的女人才刚刚几乎赤身裸体地从床上逃走……”

王后安托瓦内特，又被称为“赤字夫人”（Madame Déficit）。

柏克的语言混合了轻蔑与愤怒：让皇后披发跣足狼狈出逃，不是法国人民的胜利，而是耻辱。对此，身为19世纪的人，卡莱尔并无太大异议。“可怜的法国国王，他也是人！”他写道，而王后呢？在山雨欲来之时，“她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人物，被视为法国邪恶的尤物”。

柏克用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来对抗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认为光荣革命保留了权威，而大革命则犯罪般地颠覆了权威，连带废除了对秩序稳定而言弥足珍贵的传统风俗；柏克认定就天性而言，人不能实现自治，所以最基本的人权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被统治——这些，卡莱尔也基本认同。

光荣革命

然而接下来，卡莱尔的话开始变味了。人民需要被管着，但是，管人民的人必须有资格——他必须是个“英雄人物”，是个伟人。卡莱尔留下的名言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历史是伟大人物的传记”。

整部《法国大革命》中，“英雄”出现的频次比“自由”、“平等”、“博爱”都多，至于“民主”，卡莱尔几乎都没怎么提。要是国王能胜任英雄、受人崇拜，当然就完美了。可是卡莱尔发问，如果君主是个坏人——不管它是天生具有破坏性还是故意作恶——该怎么办？

他的回答坐实了他“革命派”的姿态。1840年5月22日，在系列讲演《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第六讲中，卡莱尔宣称，法国大革命和“古往今来的一切造反及社会剧变”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人们让太无能的人去掌管国家大事！这种人是太低能、太怯懦和太昏庸的人”。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画作

真可惜，柏克和卡莱尔没法面对面辩论一下。柏克死时（1797年）卡莱尔还不到3岁，他们俩，一个是纯正的18世纪人，一个是纯正的19世纪人。活在承平的维多利亚世纪，卡莱尔隔着海峡，欣赏着隔一阵闹腾一下的法国人。他赞叹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萌发了给1789—1794年写本大书的宏愿：大革命，乃是从无到有之举，破天荒第一遭。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卡莱尔对它有个最煽情的总评：“橡树默默地在森林中生长了一千年。只有在第一千年之后，在樵夫带着斧子到来时，寂静中才开始响彻伐木的回声。”

卡莱尔，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评论家。

对柏克来说，“君权神授”是个非关正义与否的事实，一个社会如果胆敢无视国王作为统治者的神圣属性，那还了得？在三大词中，他对“平等”、“博爱”不屑一顾，对“自由”，他的态度是，“自由也是世袭的权利，前提是有一顶世袭的皇冠在保护它”。英国就是这么做的，经过克伦威尔独裁的教训，英国人让政府扮演着世袭罔替的君权之“友”的角色，提醒它为公共利益行事，限制它贪图自家逸乐的冲动。看看我们英国吧！柏克说，“光荣革命”之后，我们英国的“混合政府”既区分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位高者和位卑者，又将阻止国王犯法这一“伟大目标”高悬于上。何其智慧，何其完美。

那么，如果出现了“坏国王”，怎么办？柏克的回答是“国王可以废，但君主制必须保留”：君权大于每一个个体国王，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个坏的统治者，就把皇冠也给一并打下去。詹姆士二世就不称职，但国会对他的处理和约束，体现了一种“尊贵而伟大的正义”。

关于柏克的漫画

在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里，在对处置路易十六一事的描写和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卡莱尔对于“尊贵而伟大的正义”的推崇绝不逊于柏克，甚至可以说，他那些热情但又充塞着恐惧感的句子里，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于这样一种正义的敏感——但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尊贵而伟大”呢？卡莱尔认为，在这场风暴之中，正义不是大革命的领导者实施的，也不是狂热的法国人民实施的，毋宁说，路易十六夫妇被赶出宫殿，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是“自然力”在惩罚他的昏庸，进一步说，是国王自己决定了这一正义的铡刀落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个砌砖工人能砌成一堵绝对垂直的墙来，所以只要他尽力，做到一定程度的垂直，那么他就是一个好的工人。但是如果他乱来，过度偏离垂直线，特别是，如果他把铅垂线和水平仪撇在一边不用，一块接一块地随手把砖垒起来——！我想这样的砌砖工人是要坏事的。他忘乎所以，但万有引力规律不会放过他，他和他所砌的墙就会倒，然后，一片混乱！——”

处死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是个糟糕的工人，自己砌的墙倒了，没有别人可以责怪。这就是卡莱尔的看法。他诉诸神秘的自然力——这种力量会惩罚作恶的君主，就好比万有引力将万物拉向地面——来解释路易十六之死，而群情汹涌的人民（或“暴民”），则是自然力所假之手，犹如上帝假借洪水、雷电、暴风来惩罚人类。

而柏克，他从来不认为砌砖工应该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覆国丧家、身败名裂的后果。他承认詹姆斯二世是个“有着好头衔的坏国王”，在《美洲三书》里，他也斥责了英王乔治三世对美洲清教殖民者的处理方法，说他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但你即使撕烂柏克的嘴，也别想让他说出“发动革命、推翻坏国王是人民的权利”这种话来。身为19世纪人，卡莱尔不能不敲打一下挡在身前的这座保守主义大山。他很严厉地说，保守主义是有好坏之分的，像柏克这类的，就是以维护传统、秩序之名怯懦地接受君主专制，纵容它继续扩张权力；而“健康的保守主义”不是被动的，它需要人去行动。

光荣革命

你是认同柏克不失傲慢的理性，还是倾向卡莱尔常常近乎天真的、大词乱飞的激进情怀？在柏克眼里，砍树就是砍树，别用“伐木”来文过饰非。而《法国大革命》中处处浮露着对这种保守而高傲的英国心态的轻蔑，而把法国人称为“百科全书朋友”：

“如果是我们撒克逊清教徒朋友的话，他们既不会放枪，也不会敲鼓，只会在爱丁堡高街上找一个简陋的房间开个会，边喝着廉价的酒边宣誓，就签署了国家联盟。……而我们的高卢的百科全书朋友却正相反，他们需要全世界或全宇宙瞩目的战神广场或类似的风景展示。与此相比，露天竞技场只不过是闲逛者的小院子，对于这个场面，我们这个古老的星球几乎闻所未闻。”

卡莱尔是多么看重这个“闻所未闻”。在延续和开创、守成和冒险、列祖列宗和“新人类”之间，他永远站在后者的位置上：“那骇人听闻的，像发自地狱般的呼叫声，却是一桩重大的事件。”既如此，那么血腥又如何呢？“虚假与不真诚必须终止，某种真诚必须开始，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恐怖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手段等等，我们必须回归真理。”

不破而不立。樵夫向枝繁叶茂的森林挥起了斧子，不管那森林的养成多么靡费时日。那么你是站在樵夫一边还是站在树的一边？最好的结果，是一个人能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分别领会到两种立场的合理性，像阿尔贝·加缪所说的，从他人身上“看到正确的东西”。与其说《法国大革命》是本历史著作，不如把它当作《双城记》一样的艺术作品来读，或不如当做一部饱蘸着愤怒和理想主义的墨水写成的宣言。“如果认为人们一点也不能接近理想，人类的整个事业就会破灭！”卡莱尔说，“这一点千真万确。”

（文：云也退；编辑：胡子华；原题《一千年后，樵夫带着斧子走进了橡树林》，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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