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邸AD 最美丽的家】台北闹市结静庐，杯酒逍遥一神仙
【导语】26年来，于彭没有一天不在酒里醉。但正是借着这种“合法麻醉剂”，他找到了超越人类困境而与自然、艺术对话的法门。在他眼里，中国人的艺术与文化就是衣食住行的生活点滴。只要中国人还在自己的吃喝玩乐上过着日子，这股文化艺术的脉就不会绝。
主人: 于彭，台湾当代著名画家，新文人水墨画的代表人物。他1955年生于台北，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其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国家美术馆等全球众多顶级美术馆收藏，并在世界范围内举办过多次大型展览。同时，他也热衷制作陶器、木刻、传统偶戏、传统乐器、布衣设计等。他还是大成拳的第四代徒人。
台北士林官邸一带是颇为繁荣的区域。泰北中学对面有一处豪宅，豪宅旁边是一间教堂，再旁边是有名的开封包子铺。而教堂和包子铺之间那个挂着“桂荫庐”匾额的小门却像时间的缺口，总不被人来人往所察觉。可当你推开这扇木门，随着吱嘎一声悠响，所有的穿越剧都要败下阵来。
于彭就住在这个人境仙庐中，穿着层层“混搭”的布衣从里间走到庭院，举着宋代的珠光青瓷碗喝红酒，一碗又一碗。古人说“酒喝微醺，花看半开”，但于彭家的桂花一年四季香不断，而于彭手中的酒也几十年来“杯莫停”。因为练了26年内家拳，他自己虽愿长醉不愿醒，却总是每天在酒里醉生而不梦死。“没有酒哪里做得出好诗、画得出好画？我每天出去喝酒，天蒙蒙亮才提着早餐回家。我刚躺下，太太已经梳洗停当准备去上班了。”这样的生活，受西学教育的太太有很多疑问，“但也只得配合我。”1999年在北京的一次中华艺术家大聚会上，于彭给李可染遗孀李邹佩珠敬酒，老太太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当艺术家的夫人真不容易，告诉你太太，叫她多保重。”
但就像认为喝酒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一样，于彭对家的设计也必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模样。“我永远不要它被刻意设计，文化不能虚假，它都在生活中。”于彭6岁时，父亲买下这个当时只是一间打铁铺的老房子，并于上世纪80年代把它改建成如今这个4层楼的水泥房。1985年，于彭又把家里的一楼改建成实验剧场和茶馆，和艺文圈的朋友在里面排演传统偶戏和皮影戏。当时一楼开业，楼上居住，外面则留出一半面积试着造园。岳父手植的桂花树、父亲种下的杨桃，还有自己喜欢的芭蕉和竹……那时候大家为了这园子欣喜地忙碌。过了两年，父亲去世，造园的热情就此搁置。之后几起几伏，他在家里做过画廊、开过古董店、搞过私房菜，钱是没赚到，但开心就好。“房子和园子一直在改，曾经很精致，现在越来越简单，也是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简单生活。”
要做到真简单并不简单。整个一层空间没有任何隔断，却自然分区。门口光线尚好，就摆画案画画；中间榻榻米上置博古架，方便朋友在古玩堆里围炉夜话；后面如遒劲一笔的长木桌颇有黄河之水的气魄，于彭却爱在此吃吃喝喝，好不快活。周末有徒弟来练功，在此站桩蹲马步再合适不过……“中国人的生活怎么可能切片分割？这家里每张桌子都是我的画案，也是茶桌，也是酒桌。就像中国自古的文会，就是酒会，也是茶会，也是香会，也是音乐会，更是书画相会……中国人生活中的艺术文化之美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两个儿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幼就像宋画里的婴孩一样打扮：穿布衣、留髻、光屁股……“很多人不认同我，觉得我是台湾的怪叔叔。但这就是我对生命的一种认同。现代生活压力很多，要处理家事、社会事，但这些都是之外的东西。人这一生，终究还是面对自己比较重要。”
1981年，于彭从曼谷飞到雅典，待了一个月就忍不住要“逃走”。拿着在雅典作品大卖的收入，提着一颗脑袋，他只身来到大陆“寻根”。当时大陆尚未开放，于彭着实称得上去“冒险”。他先在北方游历了100多天，从西安到敦煌，在那种老旧得都快塌掉的剧院里听秦腔，“一共不到十个人，年龄加起来快有1000岁，再来就是一个我。”中间险些死了好几次，被土匪追、遇强盗抢，但也碰到好些有意思的人。最后大病一场，回到南方休养。他回到自己的祖籍地广东梅县，看到客家人仍然坚持传统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我所有艺术创作的追求——归原。”在这场旅行之后，他踏实地回到台湾，重新面对自己。“我找到了那种文化认同，这意味着重新过日子。回到原点，归其位。”虽然为此台湾当局以“有通敌嫌疑”关了他几个月禁闭，但他却迎来了生活和创作上的巨大转折——他从此开始读经典、画水墨、做版画、烧陶瓷、设计布衣、做偶戏剧场……
溥心畬谢世时，周弃子说“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画完了”。作为中国新文人水墨画的代表，于彭并不这样悲观：“评论家们总是取些吓死人的标题，什么最后一笔没了，什么中国艺术死了，毫无意义。中国人的艺术，只要中国人还活着，还在中国人的吃喝玩乐上过着日子，这文化、这艺术就还存在着，不会绝。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火星都没了，我们用木棍去搓也要搓出那个星星来。”于彭从小学5年级开始学画画，走的都不是学院派路线。高中住在老师家，帮着带小孩、擀饺子皮、洒扫庭除，“我觉得是最好的学习过程。中国人的师徒，历来就是口传心授，就要这么传统才学得会。”
同样口传心授的，还有他的功夫。1988年，香港汉雅轩张颂仁的大成拳师傅和几位师兄来于彭家里小住半年。每晚陪着喝酒的于彭，听他们聊广东武林掌故听得入迷，“就这样开始练功，每天5到8个小时，26年没断过。”再后来，一个因为要演电影的临时徒弟来到于彭家，要听他讲解大成拳与内家拳的要旨，于彭说那得先喝够酒再说。看到张震后来在《一代宗师》里的表现，估计他那天晚上酒应该是没少喝。
又要喝酒、又要练功，还有时间画画吗？于彭环视了家里一圈：灯罩上、墙壁上、窗户上，都被他画满，宣纸一层层贴上去，撕掉了，再贴……就像集锦贴纸，几十年没停过。但真正在家里挂画却很少，更是从不挂自己的画。他回过头慢慢说：“现在我画画、生活都没有确定时间。年轻时很认真，年纪大了，尽信书不如无书了。”这也正是他现在对生命的最大体悟——大而化之，老而到之。“要老了，才会到。要画到最后一口气，才最好。”
中国历代，闻道的人多，修道的人少；修道的人多，得道的人少，得正道的人更少。而于彭在这条寻道的路上，走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轻盈。一罐中药被端到他面前，园里甜蜜的桂花掩不住浓重药味，一点人间味道夹杂一点神仙味道，萦绕于室。他最后望了一眼园子里的月摇风竹和雨打芭蕉，还有那棵三层楼高，结果灿烂到不行的父亲亲手种下的杨桃树，说：“绵延不绝、代代相传，这叫中国艺术。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样子，不用多想。中国人的气是不绝的，最后一笔，才叫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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