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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组织运作研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翁有为
［摘要］白区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战场。中共党组织以省区为建制单位分别在白区展开工作，其斗争异常激烈而形式极为隐蔽特殊。以省区为单位研究白区党的工作，在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中仍十分薄弱。白区省委研究，以在特殊环境中省委如何组织运作的问题最为基础而关键。白区省委组织运作，从复数言各省委间自有共性和共则；就单数言在共性共则下又必有其有血有肉的丰富个性、独特内涵及其上承下启、省际互动的历史脉络。作为个案，中共白区山东省委党组织成立较早，且地处南北地理之间，又有出海口便于与中共中央联络，既有其鲜明特色，又有其共性。一方面在山东省委的成立和组成、省委会议机制、省委工作展开机制上体现了白区省委的共性、共则；而同时在上述诸方面也充满着山东省委组织运作的鲜明特色与区域要素。正是在组织共性共则与能动个性特性不可分离的交织交融中，形成了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组织运作的历史事实及其叙事，进而作为一面镜子，可供与其他个案或整体互鉴。
［关键词］中共白区工作 山东省委 组织运作 会议制度 工人运动 农民暴动
一、白区中共山东省委的成立和组成
研究中共白区省委，首先必须了解省委的成立和组成状况。中共山东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成立较早，省委组织不仅根据形势变化在调整，还因被敌人破坏而必须随之重组。而省委的结构组成，则根据形势变化亦随之相应调整。省委成立，根据中共党章规定，由中央派员到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省委成立后，“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从以上规定看，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省委是由代表大会选举的；二是省委的选举结果“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三是省委“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四是省委每六个月改选一次。从实际上看，由于当时处于非常状态，省委主要负责人有时可能是中央提出名单，再经地方补充，而每六个月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一次的规定，则因现实环境而难以常态化实施。山东是全国最早建立中共党组织的省区之一，早期建有济南党小组、中共山东地委和山东区委。1927年中共实施省委制度后，在中共山东区委制的基础上，改为省委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山东省委于1927年6月成立，中央指定吴芳为书记。同年8月，山东党组织负责人在平原召开会议，因省委书记吴芳遭敌人通缉，决定邓恩铭任书记，吴芳改任青岛市委书记。10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选出省委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常务5人，监察委员5人，卢福坦任书记。1927年11月上旬，邓恩铭代表山东省委在沪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邓恩铭回济南后，于11月28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将常委5人改为3人，免去卢福坦常委和书记职务，免去傅书堂常委职务。据当时材料，“恩明回去后，常委即改组为三人（无工人），书记邓恩明，组织丁君羊，宣传王元昌，无各种委员会的组织。省委从扩大会后，仅开过一次会，现正准备召集开会，常会随时开会，处决一切日常问题。”1928年2月，山东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改选省委，有委员11人，常委3人，书记为卢福坦，邓恩铭改任青岛市委书记。应该说，这一时期山东省委的组成及其改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山东地方党组织进行的，并经过省委相关会议程序。至1929年1月，山东省委有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运部长、工人部长、省军委书记等，省委委员15人。但由于原山东区委委员王复元及其胞兄王用章二人叛变，1929年1月19日，前省委书记邓恩铭、秘书长何志深等多人被捕。2月，中央决定把与王氏兄弟认识的省委书记卢福坦外调，省委书记由傅书堂代理，不久傅被调赴苏联学习后，再派青岛市委组织部长武胡景（罗玉堂）到济南主持省委工作。但省委于4月再遭破坏，武被捕。根据中央指示，由中央派到山东工作的刘谦初任书记，组成新的山东省委，旋因叛徒王用章等出卖，省委书记刘谦初等8人于7月上旬先后被捕。紧急时刻，7月上旬至8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和团省委在青岛商定组建山东临时省委，由党维蓉、曹克明、徐宝铎共同主持工作。8月19日，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到青岛巡视，21日改组临时省委，原省委组织部长王进仁为书记，设组织部、宣传部。同年10月，省委常委党维蓉被捕，省委再遭破坏。12月，中央又派卢一之等到山东，1930年1月在济南组成新的临时省委，书记卢一之，常委3人，候补常委1人，军委负责人1人。2月，省委书记卢一之被叛徒指认被捕，省委机构被捕8人，遭到了一次大破坏。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赴山东工作的任国桢根据指示恢复临时省委，任为临委书记。1930年5月，中央调派张若臣到山东工作，6月，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改组，成立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常委3人，设组织部、宣传部、军委、妇委等机构。据1930年7月材料，山东省委设常委3人，“均没有很多的实际工作经验。且三个人都是外省人”。1930年11月，山东省委再遭破坏，省委书记任国桢等被通缉，任受命调赴外省。至12月成立新的临时省委，张含辉任书记兼职工，汪秋实任组织，吴亚陆（鲁）任宣传兼秘书长。1931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山东临委改为山东省委，张含辉继续任书记。开始时省委委员6人，后增至7人，常委4人，设组织、军委、宣传委员会等部门。4月，因叛徒出卖，省委、青岛市委多处机关遭到破坏，省委常委等20多人被捕，省委书记张含辉因遭通缉避赴上海，省委工作由常委吴亚鲁负责。同年6月，中共中央派滕英斋到青岛，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省委，委员7人，常委4人，滕任书记，设组织、宣传、军委、巡视等工作部门。8月下旬，省委书记藤英斋被捕后遇害，省委又受破坏。1931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任省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委、工委等机构。1932年3月，中共中央派武平到山东工作，武平在济南重组山东省委，武平任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同年10月，武平及组织部长汤美亭被捕后均自首变节。同月，中共中央派任作民等到山东，在济南建立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不久改称山东省委，任为书记，省委常委4人，设组织部、宣传部、军委等机构，及秘书处、交通处等办事机构。至1933年2月，因叛徒出卖，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等多人被捕，省委受到大的破坏。3月，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在济南主动组织山东临时省委，并任书记。7月，因组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叛变，省委书记张北华等多人被捕，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11月，中共中央派张晔到青岛组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12月，又因叛徒出卖，省工委书记张晔等人被捕，省工委遭到破坏。此后山东一度没有建立统一领导机关。至1935年初冬，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山东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等决定组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任书记；同年12月赵健民找到河北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并汇报了工作，从而与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联系。此时，中央红军转战到陕北。新的北方局遂于1936年4月派黎玉任山东省委书记，设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从山东省委的成立与组成情况看，初期山东省委的成立与组成，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具有一定自主性，通过会议程序进行改组和组成；但随后因省委组织屡遭破坏，中央主导山东省委的组成与调整不得不成为必然。故与党章规定不尽相同。由于处于白色恐怖下，省委一切活动均在高度秘密状态下进行，因而除了经由省代表会议选举程序成立外，多数情况下由中央指派，而在省委被严重破坏、省委领导人被捕等危急情况下，数次出现地方冒险主动组织临时省委、中央再派员组建正式新省委的情况，这一点在相邻的河北、河南的省委发展历程中也同样存在，显示了中共地方组织在危机来临之时清醒的使命意识、无畏的担当胆略与强韧的应变生存机制。从山东省委的结构组成情况看，省委由委员和常务委员组成。省委除设书记1人外，一般设组织、宣传两部，并设军事委员会、工运、农运、妇女、秘书处等工作部门，而核心和关键部门则是组织、宣传和秘书三个机构。在白色恐怖的秘密状态下，省委的组成极其精简，尽管省委组织亦力求健全，但非常环境，客观上制约了省委的组成无法达到“完备”的状态，领导配备“缺员”与机构配备“缺件”倒是常态化存在，这正是革命时期需要“革命”的特征体现。二、中共白区山东省委主要运用会议机制进行决策
会议是中共实施革命决策与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环节和工作特征。在白区，省委决策议事，根据中共相关制度要求，必须通过省委会议机制进行。而这种集体性活动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省委因举行会议被敌人破获被捕和牺牲并不乏其例。尽管举行会议很危险，但省委会议又必须照常进行，这既为党的章程所规定，又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体现，还是省委进行工作的重要基本环节，只是，会议形式尽可能适应白区工作的要求和特点，尽量精简会议、减少风险。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省委会议，是省委在白区条件下运作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值得加以研究。（一）省委会议的程序 对于山东省委会议的程序，我们根据有关案例可知大致情况。1927年10月10—11日，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程为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通过省委相关决议、改组省委组成等。省委扩大会议是省委的重要会议，能够做出重要决策并决定重大人事改组等重要事项。1928年2月，山东省委召开“省委全体会议”，“议程分：1.政治报告；2.中央议案讨论；3.以往工作批评；4.改选常委等八项”。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政治报告和中央会议精神，还对前省委工作进行了批评，更重要的是改选了省委常委，充分显示了省委全体会议的重要性。1930年11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会议，主题是组织工作和党的中心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6人，议程包括会议报告、参会委员的发言与讨论。这次会议议题集中，是专门工作性质的会议，程序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会议由省委负责人主持，重要会议要传达中央重要指示、通过相关决议或进行重要人事调整，一般事务会议讨论有关具体事务性问题。会议有主持、各委员发言和讨论，重要会议有决议，会后都要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汇报，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省委会议的程序显示，即使在白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省委会议仍是一项严格、严肃的制度性安排，是中共省委运作的重要方式。（二）省委会议讨论内容状况 土地革命时期的省委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当然是结合本省实际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形势发展和会议性质的不同，其讨论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八七会议后，中共山东省委于1927年10月10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期两天，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工作中大力加强工人运动和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讨论了自上而下改造党的各级机关、提拔工人同志到各级党组织担任领导人员、改组省委组成新省委等重要事项。1928年11月30日，山东省委举行省委扩大会议，会期三天，省委及各重要区域负责人参加会议，“决定了许多重要工作，并且提出了政治、组织、宣传、工、农五种决议草案，发交各级党部讨论”。此外，省委扩大会议还对“党内派别问题”形成了决议，指出“山东党内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派别，一致拥护六次大会决议”，并“请求中央将党内纠纷及派别问题向山东同志解释”，表示“丁君羊同志曾在山东党内说过中国党在六次大会后仍有派别”，认为“党内要防止随便发表不负责的言论”。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山东党的重要任务：一是要“坚决执行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二是“党的组织是改造旧的创造新的基础”，要“有方法与有计划的引进工农同志到指导机关里来”；三是要“纠正过去党站在工人群众外面的工作路线与方式，使党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四是要“领导农民阶级的斗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打倒豪绅地主”等“一切主要口号”；五是要“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山东的国民党新军阀冯玉祥、豪绅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等，直接、间接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六是要“加紧教育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拥护党的主张”；此外还要求重视“进行士兵工作”、“努力青年妇女工作”、“公开社会团体之活动”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省委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草案，须经过党的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所以此会是“以为省代表大会之准备”，但其内容仍是十分重要的。1930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举行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组织工作和中心任务等问题，省委组织部部长张若臣先报告了山东省的组织状况，主要包括青岛工人斗争及被破坏、青岛市委是否由省委代兼、潍县农民斗争及组织与发展游击队、寿光益都博山青州淄川各地工农斗争、济南和烟台市组织及工运工作、省委经费和干部缺乏、在黄色工会中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和拥护苏维埃宣传等方面。之夫发言中就应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发展、应加紧工会工作、宣传南方苏维埃土地革命并应在潍县附近创造苏维埃运动、应加紧兵士工作、同意省委可以兼市委并提出“以市委工作作一个中心”、省军委及经费问题等发表了意见。雨铭就拥护红军宣传、苏维埃运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如何建立赤色工会、农民雇工组织工会、工人宣传、建立工人纠察队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其意见主要是围绕城市工人运动展开。钦就山东党中心任务中要加紧宣传南方红军及苏维埃、应在斗争中组织工会和反帝大同盟、发展赤色工会及工人武装组织、农民运动中发展游击战争、有计划地派人做士兵工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秋在发言中谈到发展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宣传工作、需要解决省委兼青岛市委及要求中央军事部门派军事干部到山东等问题。若臣在发言中就山东工农和兵士斗争很激烈而党组织领导不够、山东党受破坏后组织观念悲观应加紧扩大无产阶级基础、要健全和充实省委力量、青岛烟台市工人运动工作和潍县等农民工作要经常性开展、潍县有发展游击斗争可能、在士兵运动中要打进国民党中心部队、要吸取教训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关系、要克服山东工作清谈毛病使工作转变到实际行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是省委常委讨论“中心工作”的会议，十分重要。从山东省委会议内容看，前期通过会议形成决议贯彻武装暴动方针、把农民武装斗争作为重要工作，这是与中央八七会议号召通过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精神相一致的；而后期讨论城市工人工作较多，则是与立三盲动路线、王明“左”倾路线都坚持城市中心论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省委会议的议题仍然没有忘记农民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问题，还在强调并进行这一工作。由此也看到，在土地革命后期，山东之所以还有农村武装暴动发生（见后所叙），与省委的一贯坚持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省委通过会议制度，把中央每个时期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省的革命实际贯彻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中，以各种方式开展省委工作，领导与组织了本省的土地革命运动。由此看，省委会议是至为关键和重要的。三、白区山东省委工作展开的主要机制、主要内容及任务
省委既是贯彻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省区地方最高执行机关，又是本省地方的最高指导和决策机关，其地位十分关键而特殊。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结合本地实际、通过省委各种会议形成决策，这些运作尚在省委层面，如何将这一层面的工作展开而落实于全省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中去，则要通过发布中央及省委会议文件、全体性通告、个别性指示，和开展巡视等方式，对地方进行领导、组织和落地扎根。随着省委文件的下发和巡视，省委以城市罢工和农民暴动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斗争工作在各地展开。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考察。（一）通过对所属特委、市委和县委下发指示、通知、通告和亲自巡视机制开展工作 我们根据《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省委所发文件的情况，进行了抽样分类统计，作为分析省委工作情况的一个依据。尽管文件汇集通常是经过筛选后编纂的，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省委的决策和工作情况。因此根据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全省党内的通知、文件和指示，下发某县、市、特委的具体指示和信函等，可以分析省委是如何通过省的各级党组织领导革命活动的。根据对《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1927年7月至12月文件统计，下发通告类文件3份，下发市指示文件1份，下发会议类文件2份，下发县指示文件7份，下发特委类文件1份，给中央报告文件9份；根据1928年文件统计，下发通告类文件31份，下发会议类文件10份，下发县文件14份，给中央报告文件18份；根据1929年文件统计，下发通告类文件31份，下发会议类文件19份，下发县指示文件6份，下发特委指示文件1份，给中央报告文件23份；根据1931年文件统计，下发通告类文件14份，下发会议类文件6份，下发市文件3份，给中央报告文件18份。从山东省委文件发布分类情况看，省委主要是通过通告和会议类文件指导工作的。通告是省委进行工作指导的一种重要文本方式，内容往往是就某一方面、某一具体事件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对指导省内工作开展具有一定普遍价值。会议类文件包含会议各种决议、会议宣言、会议告党员或民众书等，在同时期内所涉革命内容具有共性，对于指导省内党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是党的权威声音，公之于党内组织和革命群众，有助于对党员和群众进行引导、教育、动员，建立起下级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与省委以至党中央的内在联系，以全面开展和推动工作。通告和会议文件这两类文件在省委文件汇集整体中占多数。此外，省委对特委、市委、县委和县特支也有具体工作指示，在文件汇集中所占比例根据年代情况不一。土地革命开始之际对县委下发指示较多，显示了当时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发动农村暴动指示重点对有关县委或县特支就暴动事宜进行动员和组织指导，但随着农村武装暴动屡屡受挫，省委工作转向以城市为中心，对县下发指示亦减少。同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也是省委运作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中共省委与中央的关系已截然有别于近代以来省与中央对立乃至对抗的恶性非常态模式，而确立了新型良性正常央地模式。省委文件汇集中这部分数量较多，反映了省委在中央直接指导下有序工作并与中央保持紧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一事实。同时，从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可以了解到省委指导省内工作的具体情况。根据山东省委1929年1月所统计的有关材料，各地方县市党组织给省委的工作报告和省委对其所作的指示，从一个侧面可以具体反映省委对各市县进行指导及双方互动的大致情况。该材料显示两个月内，青岛市给省委报告7次，省委指示回复5次；高密县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诸城报告6次，省委指示回复2次；潍县报告4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烟台报告4次，省委指示回复2次；张店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广饶报告4次，省委指示回复3次；淄川报告6次，省委指示回复3次；章邱报告5次，省委指示回复3次；泰安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沂水报告3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高唐报告3次，省委指示回复2次；平原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禹城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博平报告2次，省委指示回复1次；昌邑报告3次，省委未通过通讯方式指示回复。以上各地总计报告57次，省委通过信件方式给予指示回复28次。由此可见，信件来往是省委给地方指示和联系的重要方式。从以上材料看，山东省委与建立关系的各地组织保持了连续性的比较紧密具体的沟通、联络与指导。这一材料是十分珍贵的，真实地显示了省委和地方基层组织联系的网络状况。除了信件指示外，省委还通过召集地方负责人当面“讨论解决”和“派巡视员去解决”的方式进行具体领导。巡视工作是省委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省委频繁派遣省委巡视员巡视各地。根据1929年1月材料，山东省委“巡视员二人，刘专巡视胶东各县，惟指导高密乡村斗争工作，对潍县、安邱、昌邑、广饶一带太忽视了，省委对他们也没有积极指导，所以各地工作没有积极发动起来。李巡视淄川、潍县、青岛、高密、广饶、寿光一次颇有效力。卢巡视德州一带。惟组织不健全或没遇着负责人，没有效果。”1930年7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若臣在材料中谈到巡视工作说：“省委对于各县巡视工作，应特别加紧。应于常委三人之中，经常派一人到各县去巡视，才能帮助各县建立工作。现在组织不宽广，每月可巡视一转，原先对于烟台、潍县已巡视多次，济南已派人去巡视一过。其他刚恢复组织的地方，亦应马上派人去巡视。每到一处巡视，不特应将以前错误纠正，同时应帮助拟出工作计划，使其能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巡视必要参加下级组织会议，注意引进干部。”可见省委巡视具有多项重要功能和作用。1930年5月10日，山东省委在关于近两个月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潍县暴动受挫后，省委派刚到山东的任国桢、汤汝贤、牟洪礼“去巡视，马上召集活动分子会，组织县委及批评过去工作之缺点，同志都很接受。当时的指示是：坚决的从斗争中来组织游击队”；“第二次任同志去指示的‘五一’工作要事先准备‘五一’的农民游行示威运动”等。该材料还谈到，“烟台唐同志到青后，省委即决定他到烟巡视。回来的报告是：烟台一般同志的工作很危险的，指导工作的同志大半是职员、巡官、侦探及学生，同时还有些坏的习气（如吃馆子、打牌、打野鸡）等等的怪现象。尤其是可笑的，他们的标语有‘打倒杀人放火的共党’与‘打倒野心勃勃的苏联’的口号”。“简直事实上已走到反革命的道路。所以马上就派韩同志去整顿一切”。在山东，从材料看，巡视工作是一种经常性工作，巡视工作主要是发现被巡视单位存在的问题，这对于及时整改和维护党的纪律是有意义的；同时，巡视过程中还会“帮助”存在问题的单位“拟出工作计划”和“注意引进干部”等，这对于下级开展工作显然具有积极推进作用。（二）主要工作内容及任务 省委工作在实践层面主要就是进行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但从哪些方面去反抗国民党统治，如何最有效地反抗国民党统治，是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去探索的。整体看来，由于大革命时期革命势力的前锋尚未触及山东区划范围，故山东未有受到大革命高潮时期工农运动的直接洗礼，中共革命势力在山东广大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尚小，革命的群众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再去发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必然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困难重重，但山东白区作为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又不能放弃，因而山东省的工作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艰难展开。山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一段时期，是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势力控制的地区，中共势力发展在此严重受限。在“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后，山东省委鉴于“山东党的力量决不足以使山东工作普遍的发展”的状况，对于农民除引导饥民暴动、争取红枪会外，强调在农民自动暴动时加强党的指导；至于工人运动重点地区，则在“青岛、淄川、胶济路及云庄工人区域”。1927年10月后，为推动工作，山东省委下发给各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如《中共山东省委为暴动事给高密县委的信》（1927年11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工运工作给淄博张县委的信》（1927年11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斗争事给津浦路济南大厂支部的信》（1927年11月19日）、《中共山东省委致泰莱县委函——关于扩大党组织、建立农协及组织暴动等问题》（1929年11月23日）、《中共山东省委为组织暴动事致淄博张县委信》（1927年11月29日）等，把组织工农暴动尤其农民暴动作为省委的主要工作。但是，由于山东党的农民运动基础薄弱，参加暴动的群众力量不够，领导和组织不得力，中共山东省委发动的暴动先后被统治当局镇压。此后虽然强调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并进行游击战争，但省委重点工作转向白区城市工作。1928年12月，山东省委在总结目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时认为，“城市的工人运动是革命的唯一主力，革命运动没有城市工人的领导，是得不到多少胜利的。过去整个忽略了城市工作而跑到农村中去，随着农民意识走，自然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又不要走入到另一偏向，只是专做城市工人运动，而抛弃了农村的农民运动。”这里，省委希望平衡工农力量，将“夺取群众”作为山东党的“主要任务”。但又强调“坚决的改造党的旧有组织，创造新的基础，建立产业支部，恢复党与工人阶级之关系，从争斗中发展工农的群众组织，以及反帝工作、士兵运动之开始，确是山东眼前的主要中心工作”。这说明，与农村工作相比，省委认为应以城市工人工作为主。1929年1月，山东省委明确指出，“山东党眼前的中心，第一是党的改造，第二是工人运动，第三是农民工作。这三种工作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几个中心区域产业工人运动，是山东党的唯一中心工作”。省委以白区城市工人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思路很明显。1931年5月，山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山东工作进行，除了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外］，群众斗争上的领导，争取群众，扩大巩固党的组织，是最严重的中心工作。”省委根据情况划分青岛市委、烟台市委、潍县县委、博山特支、济南市委为五个中心工作区域，这五个区域都是“山东军事、政治、职运、农运的中心”。报告提到的潍县县委工作，是建立胶济铁路第二、三两段、坊子煤矿工作，“并指挥高密、寿光、广饶、青州、临淄五县工作”，可见省委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工作的。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反日工作是省委目前最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关于反日，省委发出一决议案及一宣言。对于各级党部曾有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历史条件下，山东省委的政策调整是及时的，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并没有改变。1932年6月，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省委“抓紧了几个中心——青岛、淄博、枣庄、青州、泰安、津浦路、胶济路”，这些工作主要是城市和铁路、矿区的工人工作。可见山东省委一直强调以城市和工人工作为中心。这与当时“左”的中央指导是紧密相关的。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在各地发动了农民暴动，在重视城市工作的同时，把农村暴动工作作为重点；中后期山东省委的工作中心整体看是以城市为主，强调城市和工人工作。由于一战后日本侵占胶州湾、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时期日军又一度占领济南，反对日帝的侵略是山东省委频繁强调的重点工作内容。山东省委尽管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但实际上也一直在强调农民工作和农民暴动的重要性，在此影响下土地革命后期胶东地区仍爆发了农民暴动。整体看，山东省委身在“虎穴”，随时面临组织遭到破坏、省委领导人被捕的严重危险，但省委通过下发指示、通告和文件及巡视等方式进行城市和农村工作，在敌人警察和特务侦探严密监视下，不仅宣传了革命思想和理论，建立了广泛的党的组织，还进行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等工作。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建立了50多个县级以上党的组织机构，先后在阳谷、潍县、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胶东等地农村发动了1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在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等城市和矿区组织和发动了10多次工人罢工，给山东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造成沉重打击，汇聚成白区革命的珍贵洪流。山东省委这种工作运作方式适合了白区中国革命实际，并顺应了白区工作早期以发动农村暴动为重点到中后期以城市工人罢工等工作为重点的转变。这一转变既与北方省份农民工作基础薄弱有关，也与李立三、王明“左”倾中央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指导有关。结 语
从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的个案而言，山东省委的成立与组成均冒着种种危险，克服种种困难，或通过选举，或通过中央指派。省委组织具有极大韧性，虽然屡遭破坏，但组织自我恢复力既快又强，山东省委从1927年成立，顽强坚持到1933年底，中间虽有停顿，但从1935年底恢复起，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有了大发展。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组织的发展颇显其个性与传奇。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的决策机制，主要通过举行省代表大会、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等程序进行；这些会议，或根据中央指示，或根据省情与形势发展需要，形成对全省进行领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省委决策形成后，即不断地通过下达机制，向所属特委、市委、县委等下发具有权威性、指令性、指导性的会议文件、通告、信件等，并派遣巡视员亲自巡视，使决策贯彻到全省的组织网络之中，从而领导省内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持续进行党所规定的各种工作，贯彻和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意志、目标和任务。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的工作，在地方军阀和统治当局的镇压下，受到了很大挫折甚至遭遇失败，并犯有“左”的错误，但就革命活动的奋斗历程来说，仍具有其珍贵的历史价值。1931年1月，山东临委组织部长汪秋实在给中央的汇报中说：“党的组织经过三年来不断的破坏，使党的组织大半瓦解。去年二月改组省委后，全省组织是得到恢复，一直到新省［委］成立，全省是没有遭到整个破坏，但是部分破坏，几乎每月都有。然党这（在）不断破坏的过程中是领导了群众斗争，建立了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而没有间断了党的工作。”这一汇报材料真实再现了当年山东省委工作的成就及其所处的艰难环境，显示了革命活动的历史价值。正如曾任山东白区省委书记的黎玉所说：“这种前赴后继永远打不垮的精神，是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在白区的山东省委尽管屡遭破坏，但仍在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省委之运作，是一种具有高度制度化的行为。省委的成立和组成、省委会议的举行、省委会议决策的下达与落实，不随省委领导人的变更而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党组织意志的特征，使得省委组织在危险残酷的局面下能够英勇地持续战斗6年之久。而且，即使在省委未能恢复的时间里，党的地方组织仍在顽强地战斗着，充分体现了中共省委制度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所具有的强大韧性和顽强生命力。可见，隐蔽在白区如山东省委组织这样的省委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直接给国民党在各省区的统治秩序以沉重打击；这种斗争，也有力配合了南方农村红色区域革命武装斗争，并在中共同南京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战略支援与牵制作用。这表明，中共白区省委组织制度在中共白区历史研究乃至土地革命历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探讨。（责编：杨斌）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编 辑：陆泓江
审 核：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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