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照片揭秘1962年改造印度战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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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8月9日发出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7日，印军仍有53人和一台推土机非法滞留在中国领土上。无论人数多少，其性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近两个月，印度军人非法越界事件让中印本该和睦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更刺耳的是，仗着这些年扩军备战，印度高官公开嚷嚷：“今日之印军，已非1962年（惨败）之印军。”大有与中国“再干一架”的味道。

2017年，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两国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

可是，回顾50多年前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在完胜入侵的印度军队，收复大片固有领土之后，还抓获了3212名印度战俘，所有人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当中印两国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后，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释放了全部印方被俘人员，甚至有不少印度军人一再要求留在中国而因政策规定没有留下。

当年，印度陆军通信中校K.K·提瓦里在塔格拉山下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他全程见证了中国宽待俘虏的仁义之举，并目睹身边官兵被俘后依然高喊，“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承认：

“几十年前的对华战争，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中国的底线被突破了”

1959年底，年轻的提瓦里中校来到绰号“红隼”的印军第4师，当上通信联队主官。印度总理尼赫鲁把第4师当成攫取“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的“急先锋”，而这条由原英国殖民政府片面划定的界线是不被中国承认的，此举注定要引发一场可怕的冲突。

1962年9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决定加快蚕食争议领土的行动，甚至试图夺取“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塔格拉山脊，理由是“更切实地保卫‘

东北边境特区’”，在提瓦里看来，这几乎把中国人逼上绝路，“中国的底线被突破了”。

然而，所有的遐想在20日凌晨宣告终结，一阵阵炮声把提瓦里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了！猛烈的炮火让印军完全溃散，中国军队仅用一天时间便全歼了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在原始丛林里转悠了数十小时，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束手就擒。

我军在塔格拉山下抓获的印度陆军第7旅俘虏，提瓦里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中国军人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敌意，当印军自动解除武装后，他们主动生起火堆，让俘虏们取暖，还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进行掩埋，插上标记。

21日，提瓦里跟着百余名俘虏，在区区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下跨过南卡楚河，前往中国人的战俘营（正确的说法是“收容所”），途中他看见一处被丢弃的印军阵地，里面尽是未完工的掩体和没有打出去的炮弹，负责押送的中国军官用英语说：“瞧，你们连砍树的工具都没有，不得不用铁铲砍树。”

 被我军抓获的印度陆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

“是的，不用太高明的军事家，都能看透我们的错误。”提瓦里如是说。

军号解决重姓问题

前往收容所的路途不算短，在转运站集中时，中国管理干部对印度官兵进行了临时编队和登记。徒步行进中，中国干部很注意节省印度官兵的体力，每行进一小时都会安排小歇10分钟，行进3-4小时则安排大休息30分钟左右。

由于中国人的高效组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提瓦里还发现有几个在丛林里掉队的俘虏主动找回宿营地报到。

我边防部队把生病的俘虏送到卫生所诊治

10月26日，提瓦里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穷结县（Chongye）收容所，那是中国在西藏开设的三个战俘收容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原址是一座寺院，里面有不少石屋，住宿条件还不错，而且收容所离通往拉萨的公路干线也不太远，供给相对便捷。

提瓦里所在的这批俘虏被分成四个连：第1连全是军官，包括低级委任军官（JC）、少校、中校等，第2、3连是印度族、拉吉普特族和锡克族士兵，而第4连全是廓尔喀族（包括尼泊尔籍）士兵。

印度俘虏登记表

中国干部在重视保障俘虏生活的同时，还十分关心俘虏的登记工作，大批印俘中存在着重姓重名（如“拉詹”、“库马尔”、“辛格”等等）问题。

印军人事管理有一项“军号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谁是谁”的问题。每个印度军人都会获得7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单独军号”，像士兵的军号头两位数字是部队代号（如锡克联队为44，马德拉斯联队为25，拉吉普特联队为29），而印度军官的军号前面还要冠以英文代号，像提瓦里这样的校级军官的军号首位就有字母“IC”，意为“印度委任”（（Indian Commissioned）。

诧异中国军官干“体力活”

收容所没有常见战俘营那样的蛇腹铁丝网或围墙，中国军人只在较远的地方设立岗哨，印度俘虏的活动范围较大，一般在收容所住房或帐篷周围500-1000米左右。

为了改善伙食，中方区队长和管理伙食的人员常来印俘伙房指导烹调。印度节日很多，一年内大小20余个，中方管理人员会在几个印度重大民族宗教节日给俘虏们准备一顿丰盛会餐。

印俘与我军干部联欢

最让提瓦里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与相互友爱。

有个俘虏班住房的门原来在厕所旁边，臭味很大，中方区队长发现后，就及时带领该班印俘把门改到另一个方向，印俘很受感动，将区队长抱着跳起来。

一个对中国始终有敌意的印俘三级低级委任军官（JC）患上赤痢，中方区队长立即找医生来看，亲自给他端饭、喂药、洗衣服，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痊愈后改变态度。

在一个印俘中队里，印度士兵听到中方一个中队长幼年时逃荒要饭，后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在1948年前线起义后参加解放军，现已成为上尉军官的事实后，反响非常强烈，他们说：“像这样穷苦的人在印度怎么能设想当上军官！”

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必须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干部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一个印俘理发兵说：“我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可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从母亲生下我以后，过这样好的日子还是第一次，我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人有很有效的宣传机构”

中方收容所里，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但印俘军官和士兵的观感却大相径庭，前者普遍担心中国人给自己“洗脑”，而后者则普遍赞扬中方宽俘政策和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拥护中印友好。

就提瓦里所在的军官连来说，中方向他们发放一些书和杂志，包括《毛主席语录》、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和几本中国杂志。

除此以外，收容所中也经常播放印度音乐，其中有一首是拉塔·曼格沙卡尔（Lata Mangeshkar）演唱的《来吧，我一直等了那么久》，这首歌使印俘们十分想家。

1963年，美国记者在锡金方向拍摄到我军战士的画面

在与中国干部的思想交流中，双方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是什么？是谁不愿意谈判？是谁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

中国干部没有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以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对其进行说理教育。

随着介绍的深入，印俘军官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了，让印俘了解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知识后，开始有人承认，“过去新德里根本没告诉他们有什么传统习惯线”，“‘麦克马洪线’显然是英国侵略印度和中国后才有的”，“按照地图上的情况分析，是我们（印军）先越过‘麦克马洪线’。

被中国释放的印俘却在国内遭到歧视，长时间被关押在集中里进行所谓“政治甄别”，令他们感到极为寒心

事实上，在1963年所有印俘回国后，印度国防部曾进行严厉的甄别与审查运动，但中国的正义观点已然在印度国内不可避免地传播开来，印度军方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传机构。”

回国时刻来到了

在中国边防部队取得自卫反击作战伟大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交还印方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和吉普车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中方为每个人量身订作了西服和皮鞋，并准备了许多个人用品。

3月28日，提瓦里等人离开收容所，他们提出去印俘士兵墓地凭吊，那里埋葬着七名因疾病亡故的印度士兵。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准将达尔维、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参观途中，中方接待人员很有分寸，他们称印度军官为“先生”，和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从不使用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言语。

提瓦里有个战友，刚出发时整天埋头念经，后来也积极参观访问，他亲口告诉中国朋友：“我们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兄弟。”

还有一名印俘中校说：“在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反印漫画和标语，人民的言行中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并不相同。”

中国边防战士继续忠诚地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5月4日，印俘军官在昆明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班机回国。在交接仪式上，他们见到一幕令人惊讶的场景：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一位勤务兵，站在他身后递给他钢笔的却是一位将军，这真是中国的方式！

作为临别前的留言，达维尔准将代表全体印俘军官向记者们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还有中国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了。”

上午9时，搭载印俘军官的飞机从昆明起飞，预定于13时30分抵达加尔各答。没想到途中机组说由于机械故障，起落架打不开，搞不好大家会摔死在地面。

最终，他们于14时30分迫降在达姆达姆（Dum Dum），在现场，几十辆消防车正严阵以待。提瓦里心想：“老天保佑，如果我们因飞机迫降死在印度的话，那真是命运的绝大讽刺！”

文/吴健

编/周婧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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