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接待特朗普的安倍，被日媒批热衷玩“政治赌博”，加剧日本危机
这两天，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正在兴奋地接待首访亚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女儿伊万卡。然而春风得意的他在日本媒体和民调结果中的形象并不那么光彩，反而相当猥琐。
11月5日下午，首访亚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在高夫尔球场外的会所与1日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握手 网络图
早在2017年10月22日，他利用“首相解散权”制造的日本第48届众议院提前选举，并以他心满意足的结果落幕时，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高桥惠子便指出，像这样的“政治赌博”，安倍已经玩了不止一次，每次无非是依靠引诱选民、接着改变政策的策略，按照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纲领竞选，要求选民们给他更多时间来整顿经济，得手后却宣称“民意的胜利”推动自己抓紧修改和平宪法，“个人权谋式的政治操弄，正加剧着日本国家的危机”。
日媒2日公布的民调结果也显示，日本执政联盟在上月的大选中获胜后，虽然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是多数民众不希望安倍继续担任首相，反对安倍修改宪法的受访者也超过半数。
乏味的胜利
在日本第48届众议院提前选举中，根据计票结果，众议院全部465个议席中，自民党赢得283席，单独过半数，该党的盟友公明党则获得29席，执政联盟合计获得312席，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在野党方面，立宪民主党获得53席，一跃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希望之党获得49席，日本维新会获得9席，日本共产党获得12席，社民党仅获1席，另有23名独立候选人当选。
共同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自民党获胜并非缘于选民支持，而是在野党阵营自己不争气，四分五裂。虽然自民党在以单个候选人为投票对象的小选区占有优势，但在以政党为投票对象的比例选区相对而言优势小得多。而且，从这次选举的预计投票率看，自民党获胜并非安倍人气高，而是大批选民对政治漠不关心，据最新统计，本次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仅为53.6%，如果在野党提出明确理念、强化党纪，将在未来的选举中对自民党及其盟友公明党构成切实威胁。美国特尼奥情报公司日本问题分析师托比亚斯·哈里斯说，对自民党而言，这是“选民缺席带来的贬值胜利”，“如果让他们在不受欢迎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干事的自民党和不能让人放心赋予权力的其他政党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会呆在家里，或者在小选区和比例选区作出不同的投票选择”。前自民党议员龟井善太郎也坦言：“这是在野党自我毁灭造成的（结果）。”
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表示在竞选过程中感受到，由于安倍亲属卷入的“加计学园丑闻”等事件影响，广大选民对安倍政府“早已厌倦，越来越厌倦”，“持不信任感的人相当多”。他还说，这次的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选民对安倍政府的信任已经恢复，“如果仅凭所获议席数作出判断，下次选举可能会丢掉执政地位”。对日本国家和民众而言，安倍集团的胜选，不会给生活现状带来多大变化：执政联盟还是老面孔、老势力，“安倍经济学”继续换汤不换药地吆喝，经济结构调整欲振乏力；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遥遥无期，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尽管大家更期待的是经济问题的化解，可在安倍的“政治日程表”上，修宪恐怕更具优先性。《每日新闻》记者高山祐表示，2014-2016年，旨在阻止日本重获战争权的“保持宪法第九条的日本国民运动”连续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说明国民反对安倍集团针对“弃战”第九条的修宪企图的坚定性，然而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占据多数，不少议员都主张修宪第九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放弃战争，第二款规定日本不保有战力，否认交战权。根据《读卖新闻》在2016年底对国会议员的问卷调查，有超过70%的议员回答“改了为好”，要注意的是，即使对修宪持慎重态度的立宪民进党也有55%的议员赞成修宪。要修改的项目中，选择“保持自卫组织”的最多，占48%，这也印证了保守派议员对第九条的“仇视”。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对普通国民和国会议员的调查中，尽管修宪派占据多数，但始终确定不了具体的修改条款。为了解决这种情况，需要活跃众参两院的宪法审查会，具体讨论要修改的条款。目前，安倍把修宪的主导权交给的自民党的修宪推进总部，他告诉自民党干部：“我处于政局的正中心，所以委托党来处理修宪事务。”言下之意，他害怕自己冲在前面，会惹来比“加计学园丑闻”更棘手的麻烦。2017年3月5日，自民党大会决定将总裁的任期延长至“三个任期九年”，这形同为安倍长期执政量身定做的“规定”。
要强调的是，安倍“念念在兹”的仍是修改第九条，解禁武力保卫他国的集体自卫权，并通过以此为核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用安倍亲信的话说——“（修宪）原点从未改变”。与自民党相比，态度略显温和的公明党则维持“增加条款”的修宪立场，像追加紧急事态条款、环境权等新的人权等。公明党多数党员认为，尽管执政联盟再度闯关成功，但国民反对触碰宪法第九条的意愿仍然强烈，现阶段修改第九条还为时尚早，一位公明党员说，“如果形势大好的修宪遭遇挫败，会很麻烦，不能从修改第九条开始”。可以预期，安倍幕后操纵的修宪势力的策略是，第一阶段，以容易获得国民理解的条款为中心推进修宪讨论。具体包括环境权、知情权等“新人权”、新设应对灾害和武力攻击的紧急事态条款等。在取得修宪“成绩”的基础上，再迂回修宪第九条。
“数字就是力量”
美国坦普尔大学日本校区亚洲研究部主任杰夫·金斯顿认为，作为老练的政客，安倍尽管志在拿下宪法第九条，但他深知“蛮干”带来的风险，所以他有意避免过早进行修宪所需要的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公投。目前，他已经利用国会为老迈的明仁天皇退位准备好了法律，这实际也是他扫清修宪障碍的一部分。《每日新闻》记者加藤明子介绍，对安倍来说，明仁天皇总像个克星，他巧妙地、但坚持不懈地批评安倍淡化日本二战侵略历史，并坚决支持现行宪法。NHK在2016年6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结果也显示，只有26%的选民支持宪法修正案，只有11%认为这是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有个疑问，但凡明智的政客，都不会拿如此强烈的民意“开倒车”，可安倍是中了什么邪呢？日本《追求》月刊记者武富薰指出，除开追随美国，为日本自卫队海外使用“解禁”，安倍如此醉心修宪，一个重要原因是被神秘的“宗教意识形态实力”所捆绑，尤其是以神社本厅为母体的“神道政治联盟”（神政联）能对永田町（首相官邸）拥有巨大影响。据调查，现任20位内阁大臣中，包括安倍在内的19人都是“神政联国会议员恳谈会”（神道议联）成员，唯一的例外是公明党籍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神政联是以拥有全国8万家神社的综合宗教法人“神社本厅”为母体的团体，其官网上列举的主要工作就是“制定能让人感到自豪的新宪法”“确立针对靖国英灵的国家仪礼”等，在思想上与安倍政权有着高度契合。耐人寻味的是，安倍年轻时就担任赞同神政联主张的议员团体——神道议联的事务局长，现在则是神道议联会长，他几乎每年都出席议联全体大会，目前该联盟拥有以自民党议员为主的301名国会议员，是政界一大势力。
在日本，神社本厅和神政联堪称宗教界“沉睡巨人”，其拉票和筹款能力是其他团体无法匹敌的，这正应了日本政治游戏的格言“数字就是力量”。知情人士称，神政联并未申报登记成立“政治团体”，也没有政治献金，但在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期间显示出强大的拉票能力，在比例代表选区的竞选中，由神政联支持的自民党员山谷绘里子获得约25万张选票，在当选的19人中位列第七，超过由日本医师联盟和农政联（农协的关联政治组织）等团体推举的候选人。而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又是神政联支持的候选人全部上位。毫无疑问，谁掌握选票，谁就在党内发言权大，“曾经是遗族会，现在是神政联，”神政联国会议员恳谈会的一位议员说，“过去在党内，比起神政联，与靖国神社关系更近的遗族会发言权更大，但是由于年龄越来越大，遗族会的拉票能力逐年下降，而神政联的活动日趋活跃，发言权也出现彻底逆转。”神政联国会议员恳谈会之所以能吸引超过300名议员，就反映出其强大的拉票能力，一位属于神道议联成员的年轻议员说：“能否在选区神社的祭祀活动中负责抬神舆（供有神牌的轿子），或者得到坐在神舆上的资格，都会对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让人不安的是，自2016年以来，每年1月的神政联所属的神社纷纷在初诣（新年的第一次参拜）活动中立起写有“宪法是我们的”等字样的旗幡，开展支持修宪的签名募集活动，这是神政联为推动修宪发起的“1000万人网络”活动的一部分，签名用纸的介绍者一栏写的是神社的名字。在地方，宫司要求氏子（同祀一个氏族神的居民）为签名活动提供支持，呼吁“由驻日盟军司令部强迫制定的宪法在今天必须修改”。据透露，神政联的“大脑”神社本厅前身是二战前的内务省神社局（后来的神祇院），属于国家机关。战后神社局成为宗教法人神社本厅，不再是国家机关，但仍掌握着全国约8万座神社、约两万名宫司等神职人员、约8000万信徒的庞大网络，全国各地的祭祀活动也都以神社的活动为中心，以氏子总代会、保存会等组织为旗手。神政联的核心就是由这些神职人员在各个地方政府的神社厅设立地方组织，组织地方议员联盟。很显然，与这些保守势力结盟，已成为安倍自信能“为所欲为”的底牌。
东京自我武装
与千方百计谋求修宪相呼应，安倍执政地位的稳固，势必加快日本加紧武备的进程。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奥尔称，日本防卫省在2018年度（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预算申请超过5万亿日元。这是防卫省连续四年申报预算额超过5万亿日元，预算重点集中在针对所谓朝鲜“导弹核武器威胁”与中国的“离岛防卫威胁”。为了加快调研旨在引进美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防卫省进一步增加研究调查费，并为宙斯盾舰引进延伸射程的新型导弹。防卫省还确定在2018年3月之前成立负责离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加快采购可向离岛运送部队的“鱼鹰”垂直起降运输机等。此外，防卫省还将申请引入可攻击敌纵深的防区外打击武器。
陆基“宙斯盾”系统发射导弹想象图 网络照片
俄新社记者伊利亚·普列汉诺夫援引前日本防相、曾是首相热门竞争者石破茂的话说，随着安倍政权持久执政的确立，现在到了就修宪框架内讨论自卫队名称的时候，或许日本将承认其为真正军队。按照石破茂的意思，迄今为止，自卫队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明确自卫队的军队地位不会改变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精神，也不会赋予日本军队进攻性，却是日本走向某种军事独立的象征性举措”。2015年，安倍推出集体自卫的概念，赋予日本在境外援助盟友的权利（如果对盟友的威胁也对日本构成威胁）。2017年5月，日本军舰首次动用这一权利，在日本海为美国运输船护航。
普列汉诺夫分析，日本有望引进美国三套“陆基宙斯盾”系统，这将提高拦截朝鲜、中国或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减轻日本四艘具备反导能力的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的负担，“日本大概需要三套‘陆基宙斯盾’才能覆盖全境，每套价值约7亿美元（不含导弹），预计在2023年投入使用”。但日本的举动却在中国和俄罗斯引起非议，这些邻国怀疑日本购买这种系统不只是为了防御，因为它所包括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完全可以兼容攻陆巡航导弹，况且装备它的是日本自卫队，但美国人也可在地区局势激化时据为己有。而在2017年5月，美国雷锡恩、洛·马等军工企业与日本三菱电机、富士通公司联合研制可在宙斯盾舰上使用的新型远程雷达，到2020年日本举行奥运会时，日本自卫队的爱国者PAC-3防空系统的射程和精度也会提高一倍，届时日本计划更新28个爱国者PAC-3导弹连，首先从东京开始。还有消息称，日本正在考虑购买战斧巡航导弹，如果交易成功，它们很可能部署在日本宙斯盾驱逐舰上，这将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第一件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把自己的潜艇从18艘增加到22艘，这些潜艇装备鱼雷和反舰导弹，并与美国海军密切联络，监视中国海军的一举一动。
日本自卫队装备的“爱国者”PAC-3导弹系统 资料照片
最令人担心的是，在安倍团队里，不时出现关于日本必须购买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的议论。石破茂曾在2011年表示：“我不认为日本必须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要支持民用反应堆的工作，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造出核弹头。这就是所谓的核威慑工具。”出于这个原因，日本反对联合国在2017年举行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会议。
美国外交学会常驻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伯克希尔·米勒强调，对于日本的“自我武装”，美国表达了相当的支持。为了增加自卫队实力，美国不仅开放大量先进武器出口，还积极增加与自卫队联合演习的机会。早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美国就主动与日本协调，在东京防卫省、美国空军横田基地驻日美军司令部、仙台的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总监部三处设置“美日协调所”，作为协调救援活动的统一指挥所，这种设置在别的场合（例如朝鲜半岛冲突）同样能用于美日联合作战。米勒注意到，2014年，安倍内阁就迈出关键一步，明确对1972年出台的“全面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方针”进行修正，允许在直接关系到日本安全保障的特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变化又促成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出台，新指针规定设置同盟协调机制（ACM），据称，日本防卫省秘密制定了自卫队与驻日美军针对所谓“尖阁（实为中国钓鱼岛）有事”的联合行动计划。目前，日本在冲绳加紧部署适应离岛攻防的自卫队，他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队互为邻居，可见这种安排之微妙。
小心变成“夕阳帝国”
“不能认识危机是最大的危机。”对于安倍将长期执政的前景，日本同志社大学商学部教授服部茂幸警告，过度操弄“修宪”和“安保”两大话题，小心把自己变成“夕阳帝国”，因为之所以还有选民投票给安倍和自民党，归根结底是希望他们能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到2017年12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安倍经济学”运动就要满五年了，可是日本经济增长率、就业和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停滞状态，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零增长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仅次于1997-1998年金融危机和雷曼危机的最坏局面。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吉野直也认为，承诺将通过“安倍经济学”来振兴日本经济的安倍内阁是2012年12月成立的，安倍许诺靠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来摆脱通货紧缩，并实现2%的实际经济增长率、3%的名义经济增长率。但近五年来，日本却经历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三个经济停滞期”。自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一直是长期停滞，但真正出现严重危机的是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及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之际，换句话说，现在的“零增长”是和前面两个危机一样糟糕的时期，而且经济停滞的主要根源是供给，因此会长期持续。2015年2月4日，日本银行副总裁岩田规久男说过，尽管安倍政府决定在当年4月提高消费税，希望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这种需求是被提前透支的”，历史已有了例证，那就是2013年度靠加税刺激的提前消费，使日本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8%，可在2014年度，增加消费税却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1.3%，两者相抵后居然下降了0.5%。
增加就业也是“安倍经济学”广为宣传的成果。的确，从2013年第三季度算起，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将近2%。日本银行也表示，就业方面几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经济呈零增长，就业却在增加，意味着平均每位从业人员创造的GDP减少了。这绝非什么成果，这种就业的增加不过只是表面文章。它反映出老龄化时代的特点，意味着属于适龄劳动人群的男性就业减少。另外，属于适龄劳动人群的女性的就业在增加，但与适龄的男性正规劳动者相比，女性劳动时间即便正规但也更短，急剧增多的非正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更短。总之，劳动时间短的人群，就业机会增多了。另外，各种人群的平均劳动时间也变短了。也就是说，经济、就业、劳动生产率三者几乎都是零增长。
日本街头 网络照片
服部茂幸指出，“安倍经济学”承诺要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首先是让企业的利润得到增加，然后将其用于提高工资。但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处于停滞的状况下，利润增加和工资上涨是不能同时实现的。经济的良性循环从逻辑上说也是不可能的。“安倍经济学”的目标中，2%的实际增长是最难完成的。在适龄劳动人群减少的日本，劳动供给的制约在逐年增大。在劳动生产率上升率为零或接近零的情况下，如何能实现2%的增长目标呢？回顾日本此前的长期政权，佐藤荣作内阁也好，中曾根康弘内阁也好，都以良好的经济成绩作支撑的。安倍曾表示“务必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可是严峻的经济问题终归要解决，否则权力的“次代转移”便不可避免。
据吉野直也观察，鉴于“安倍经济学”乏善可陈与“修宪”隐藏的政治危机，自民党内已经有人为“后安倍”时代打主意了。目前，外界公认安倍之后最有力的接班人是现任外相岸田文雄，围绕究竟是参加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是三年后的安倍禅让党魁之位，岸田似乎还没决定好，他曾表示，“作为安倍内阁的一员，只会专心做好工作，再说，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好说。从内心来讲，我希望努力做好一个政治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岸田的身边人已公开高喊“如果不斗争，就无法取得权力”，从2016年夏以来，自民党内就出现岸田派、麻生派、谷垣派以及前首相池田勇人创设派阀“宏池会”势力整合成“大宏池会”的构想，目的就是抵消“安倍一强”格局，为岸田上位创造契机。除了岸田，前地方创生担当相石破茂也被视为安倍之后的接班人之一，但他在党内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石破茂曾称，“下次总裁选举，如果同样只有（安倍）首相一人参加选举，就等于没有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对参选表达了积极的态度。石破茂对周边透露：“将全力以赴参加2018年的总裁选举”。
背景材料——
美日亲密关系只是“同床异梦”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尔德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欢迎日本出现像安倍晋三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特朗普也曾像安倍热切希望的那样公开确认，“所有处于日本施政下的区域”（意指钓鱼岛）都涵盖在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他还感谢日本作为驻在国对美军的接待。现在，日本政界出现这样一种期待，那就是特朗普与安倍能重新演绎一段“里根-中曾根”式友谊，就像30年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执政时的美日蜜月关系。
可是，考尔德对这一长期前景并不乐观。首先，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基础极具保护主义色彩，与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大不相同。其次，与里根时代相比，如今一个老龄化的日本没有那么多资源来支持美国，特别是在财力方面。在里根政府时代，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通过跨越太平洋的巨大资金流，中曾根领导的日本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支持，资助了里根的大规模国防建设。如今，在日本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情况下，在伴随自由化而来的大规模资金流动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可增加的私菅部门资金流动远远达不到当年的规模。此外，安倍还计划向非洲和东南亚提供大规模援助，同时增加国防开支，真正能为美国掏的金钱实在让特朗普失望。
前日本驻美国大使加藤良三也对日美亲密关系的未来充满担忧。他注意到美国老外交家基辛格对特朗普具有强大影响力，“此人很少为日美特殊关系努力过”。一位美国外交官曾告诉加藤，基辛格想当“现代俾斯麦”，是“大国中心主义”的权威化身，他所认为的大国，过去是苏联，现在是中国。基辛格以老前辈的身份，反复向特朗普讲“亚洲真正的大国是中国，应将重心放在对华关系上，日本是从属函数”，加藤担心特朗普会被其“洗脑”，继而伤害到日美安保同盟。
加藤宣称，“同盟”的意义在于相互关联，而“大国中心主义”与“同盟”是不可调和的。从联合国的体制看，“世界政府”只能是个童话故事，日本需要敏锐地理解“敌我”的实际情况。作为前提，日本必须正视“同盟”并非“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同盟无非是双方为了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搭建的框架。它是双方冷静计算得失后的产物，未必是好心的产物。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不存在危急状况下承担“集体自杀”任务的同盟，日美同盟尚能维持那么久，是因为冷战的存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局势非常复杂，敌我双方该如何区分？日本人的头脑里需要思考“中国是不是敌人”？“美国是不是与日本有同样认识”？
英语里，“敌方”的用语有“enemy”（敌人）和“adversary”（对手）两个，“我方”的用语有“ally”（同盟）和“partner”（伙伴）两个。冷战中，苏联对美国而言是“敌人”，但现在，中国不是“敌人”，而是“对手”。日本希望特朗普将中国至少视为“对手”，但万一中国变成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伙伴”，那将是黄灯信号。“对手”和“伙伴”是反义词，但在桥牌游戏中，按照游戏规则，二者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它们本质上不是敌对、对立关系，但“对手”中包含着明天可能变成“伙伴”的含义。
另一方面，“同盟”则是承诺性更强的概念。但同盟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一方或双方缺乏努力，会因为魅力下降而面临降级的危险。如果被降级的日美同盟未来要向从“对手”逆转升级的美中伙伴关系妥协，又该怎么办？现实中，日美同盟很牢固，所以丝毫没有必要悲观，但作为“脑保健操”，加藤建议安倍政府有必要事先想到这些。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位美国官员说，2030年以后的事情无从知晓，朝鲜半岛的局势也难以预测，日美同盟并不是对日美永久的馈赠，如果降级，对双方都会有影响，但打击更大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所以日本需要努力地对同盟进行升级。
文/吴健
编/金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