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新职务上，再出发丨头条发布

今天王岐山被选举为国家副主席，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

人民的副主席

王岐山，男，汉族，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8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18年3月17日，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选举产生：

     3月15日，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人选名单后，各代表团进行了酝酿协商。代表们认为人选的产生充分发扬了民主，人选的素质条件和民意基础好，结构合理，一致表示拥护和赞成。

　　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上述人选作为正式候选人，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

2004年8月30日，王岐山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接过奥运会会旗。新华社发

从当年一名农村插队知青，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从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王岐山一路走来，风雨无阻，自信从容。他在多个领域、地区、行业、岗位上磨砺成长，在不断学习、思考、实践、感悟中尽责奉献。

2012年11月30日，刚刚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半个月的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计“高参”。专家学者们普遍感到，会议讨论热烈，互动频繁，稿子“可念可不念”，让人耳目一新。王岐山说，“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要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斗争要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有力度，越来越实在，要'润物细无声'，不搞'三把火'”。“要有深邃的思考和植根于我们土地的调查研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上，王岐山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绝不能'透支'党的信任和信用”，“要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迎难而上"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京城，履新海南省委书记才5个月的王岐山，于4月22日“火线”就任北京市代市长。当天，他就走进新发地批发市场、崇文门菜市场和王府井医药大楼，调研解决因“非典”疫情造成的蔬菜、副食品和医药短缺问题。

第二天，北京市政府果断下达政府令，对受“非典”感染的人员、场所依法实施隔离，切断传染途径。

第三天，他举行就任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非典”防治工作。会议仅开了30分钟。开会伊始，王岐山就撂下了一句响当当的话：“军中无戏言。”会议甫一结束，小汤山医院即于当日火速开工?

第十天，王岐山出席新闻发布会并接受媒体专访，妥善引导舆情，消除市民对“非典”疫情的恐惧心理，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王岐山在北京市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体重下降了10公斤。他说，“做北京市长，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重于泰山，我时刻铭记于心”。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岐山扎实工作，付出了辛劳和智慧。面对奥运“大考”，王岐山提出：奥运工程要实现“安全、质量、功能、工期、效益"五统一，”北京要借奥运会契机全面提升城市的服务和管理水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胜利闭幕，以“成功、精彩、难忘”载入史册。闭幕式上，王岐山动情地说，“在184天里，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外企业踊跃参展，200多万志愿者无私奉献，7308万参观者流连忘返，网上世博永不落幕，这一切共同铸就了上海世博会的辉煌！

青年王岐山：我的青春也灿烂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王岐山打虎

新时代、再出发

王岐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里面有一篇很重要的署名文章《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该文5000多字，信息量很大，我们整理了这篇文章，为大家提炼核心观点如下。

1

执政基础

文章开篇，王岐山梳理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同时，“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是孙中山的经典论述：“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谁改变了这个“一盘散沙”的状态呢？是团结了最大多数民众、成功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从一盘散沙到团结一心谋民族复兴，关键的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领导。

因此，王岐山特意点出了“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的错误（这一话题之前“两会”时也谈过，有媒体当时的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这个论述，可以打消很多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迷思。

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是31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2

全面从严

王岐山的文章，把全面从严治党称为“十八届党中央工作的最大亮点”——“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

为什么这么说？

前面谈到，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执政基础，是民心民意。但现实中，在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主要矛盾产生变化的同时，“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甚至违纪违法攫取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总书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风为之一新，试出了民心向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

因此，王岐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3

“政治腐败”

在全面从严治党这里，王岐山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政治腐败。在一般人看来，腐败大多是经济腐败，行贿受贿，向“钱”看齐；但王岐山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就扩大了腐败的内涵。

他列举了两种政治腐败的现象：“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在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之后，他将其定性为“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也是写进十九大报告里的。

怎么办？“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

毕竟学历史，看问题仍然要有历史眼光：“1993年党中央就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判断……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深刻认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所以，还是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4

历史境界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分析过，过去几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最终要破解的难题就是监督——

“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在这里，王岐山提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一是解决一党长期执政下自我监督问题，二是跳出历史周期律。

一党执政能看好自己的权力吗？很多人并不乐观，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西方的政治实践和理论中，要防止腐败，必须要设计多主体的权力制衡，所以要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等。这个思路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人，他们提出在中国发展第三方监督，甚至鼓吹多党制、三权分立。但实际上，西方的多主体权力制衡并没有消除腐败，金钱政治堂而皇之左右选举，而且成为合法手段。

在王岐山看来，这种模式当然不适合中国。怎么办？要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而且“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灵，其他监督必然失效”。

也就是说，作为长期执政党，如果本身自身监督失灵，制度队伍都成了花架子、空摆设，那其他监督自然也是失效的。因此，过去几年的实践，着重是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探索，如“巡视一届全覆盖，利剑作用彰显；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

同时，党内监督也是与公众监督结合起来的，比如巡视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很多来自群众来访来信、举报等；党内监督还要扩展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而且可以探索标本兼治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成功，无疑也会打破西方多党制下才能解决腐败的迷思，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政治实践，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同时，如果我们眼光往回溯，就会碰到经典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共产党怎么跳出历史周期律？其实这也是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当代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跳出王朝更替的宿命。

“俾睨天下，舍我其谁”，共产党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不可小觑。

当然，说到底，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关键还在于作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远保持初心。王岐山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可以作为今天的结尾——

“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只要始终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我们党就必将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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