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成本，如何消化和传导？

CCTV一个关于碳交易的视频，被不少机构做成小片儿，当成碳交易市场的“标准宣传”到处传播，我觉得，CCTV的宣传片有一处需要讨论、很严肃的问题。

假设，一家企业存量产能核定的是每年一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如果该企业扩大了产能，也就是扩大了再生产，其碳排放权还是原先的那一万吨吗？按照CCTV主持人的说法，还是原先的一万吨，我却不这么理解。

目前，被首先纳入碳排放交易的是发电企业，尤其是作为排放大户的火力发电企业，据报道2000家企业的碳排放交易总量是40亿吨，相当于全国人为碳排放总量的40%，我想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被纳入交易的范围，这种交易市场，是制度设计出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制度性强迫交易。

我们不拿火力发电厂举例，因为火力发电的总量是要被控制的，我们拿2C市场来举例，因为2C是不断增长的，那么，我们就拿华为的手机工厂举例说事儿吧。

假设华为目前有20条手机生产线，每年生产手机2亿部，平均每条生产线每年生产1000万部手机，监管机构给华为这些（存量）产能核定的碳排放基数是100万吨。平均每条生产线一年的碳排放量是5万吨二氧化碳，如果摊销到每一部手机上，平均一部手机的碳排放量是5公斤。或者说，华为每生产1部手机，平均消耗了大约1.85公斤的标准煤。

如果华为研发了新款的手机，或者因为市场有需要等因素，要扩大生产规模，比如从现在的一年2亿部手机，扩大到2.2亿部手机，根据前面的估算，华为要新建两条千万级产能的手机生产线，那么，面对碳排放控制这个边界约束条件，华为会怎么办呢？

第一，淘汰落后产能，把生产老型号手机的生产线，通过适当技改，用于生产新的手机。换做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把这个措施作为首选，这跟碳交易无关，没有碳交易也要这么做。

第二，如果上面的措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施，那么，华为还有两个选择，一是需求代工，二是建设新的生产线。如果寻求代工，为华为做代工的工厂，也会让华为分摊一部分碳交易的成本。

第三，如果华为琢磨来琢磨去、合计来合计去，还是决定自己要建2条新的生产线，那么按照CCTV的说法，华为过去的10条手机生产线+2条新的手机生产线，每年的碳排放基数还是100万吨，这时候，华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一是投入巨资，对过去的10条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并对供应链的所有环节进行优化，力争压缩20%的碳排放量，保证在新的产能规模下，基本还能维持100万吨的碳排放不变，我觉得这特别难以实现。二是在碳交易市场每年购买10万吨的碳排放量。

第四，碳排放的成本摊销和传导，如前面所讲，无论华为采取哪种方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成本（不管是投资成本还是运行成本）。作为制度设计出来的碳排放交易，其设计动机就是控制人为碳排放，其策略是通过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带动碳排放的强度降低。

其方法就是给碳排放核定一个必须承受的成本，通过成本来制约企业的碳排放总量。那么，未来被拉入碳排放交易的企业，都要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消化碳排放的成本，二是消化不了的全部或者部分，通过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在这个环节，华为无论采取第三的什么方式（技改和供应链优化减少碳排放或者购买碳交易），它也将会面临这个的抉择，即：自己消化碳排放的成本，还是把成本传导给代理商甚至是消费者。

结果，无论华为如何处置新增产能的碳排放，无论华为采取什么方式消解碳排放的成本，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在扩大再生产方面，会比以前多了一点限制条件，多了一些犹豫不决；二是在成本消解方面，不管是自己承担还是转嫁给消费者，总之，碳排放的成本总是要有人来背负的。

如果像CCTV所解释的，一个企业新增产能后，其碳排放总量还被限制在存量产能的碳排放基础上，那么，有可能限制了最优秀企业的发展，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例如尽管钢铁、冶金和重化工企业也是碳排放的大户，但这些行业在压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依然要提升高端产能，进行产业升级。如果这些高耗能企业的新增产能，就像CCTV所讲的，依然被存量产能的碳排放总量束缚住手脚，那么，企业的投资意愿就会降低，这些产业的迭代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受到抑制。

类似这种的投资意愿被抑制，在电网企业已经出现好几年了，例如包括抽水蓄能在内的电网侧储能系统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储能系统的投资建设成本不被纳入输配电价成本，也就是说堵死了通过电价传导的渠道，只能靠未来辅助市场化交易和自身的盈利来化解储能系统的建造投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