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书痴——由《此间的少年》唤醒的青春记忆

Original 2017-08-27 卡西老潘 恩存文化

在我，错过1980年代正式进入大学就读的机会完全是咎由自取，中学时代的我功课垃圾，种种不适，说是因为偏科吧，文科里的英语也被我放弃了，政治（嘘！你懂的）更打不起精神，过得去的只有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而已。靠这三门想挑战80年代的高考天险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在我混迹于华中师大的整个青春期，我从未真正融入过大学生活，也从未真正被大学生群体所接纳，即使面对当年的电大生、自考生，都感到自卑。而我超越这自卑的唯一方式就是读书，比在校生更拼命地读书，读更多的书。世人皆知有所谓“路痴”、“情痴”和“花痴”，我这也算一痴――“书痴”！多少年来，我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按我自己摸索的独门功夫“主题阅读法”一意孤行至今。

——作者简介——

卡西老潘，原名潘顺华，湖北黄陂人，历经1980年代大陆思想风云，曾在国企机关工作，现为民营卡西莫多书店店主。兴趣驳杂，嗜书瘾君子，真正把书读成生活并指导生活的一介书生。

一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散尽了8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大学生们不再痴迷诸如时代宠儿、社会栋梁之类的高帽，还俗为一群嚼着口香糖、翻着漫画、猛背外语单词、只想做白领和小公务员的电脑儿童。

1980年代的大学生和此后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呢？一是1980年代距离结束文革、恢复高考没几年，中国刚经历过一个文化的冰河期，冰河解冻，百舸争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把被林彪、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夺回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告别那个野蛮年代，整个社会被读书热、文化热和文学热所裹挟，以读书为荣，以不读书为耻――大学生群体天命所归，引领了这股时代潮流；二是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占据先天优势，全能型国家几乎把所有城市居民的生老病死都包干了，人人有单位，大学毕业生还被作为“国家干部”包分配，吃商品粮，比一般企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更高一等，每年毕业季处于弱势的用人单位都主动进驻高校礼堂、教室开出种种优惠条件争抢人才――其中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进大学改变命运，等于连升三级；三是文化大劫难之后，当时的教育资源有限，大学屈指可数，图书和实验设备在文革中被人为破坏和损毁，师资有限，民国老一代学者花果凋零，所以招生比例极低，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景况。物以稀为贵，当时别说博士硕士，就是中专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为了给高考落榜生更多的出路，当局相继推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设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一时在自考生和电大生中也聚集了大量的青年才俊。

这一切都在那场风暴之后烟消云散了。犯上作乱的他们一夜间沦为贱民，反智主义杀回马枪，读书又不值钱了。而后小平南巡开启了转型模式，国家功能瘦身，把更多的人推给社会，全民皆商，各奔前程。1990年代的大学生不仅不包分配，还要走出校门挤公交地铁找单位投简历求职，如丧家狗一般忍受强势甲方白眼，繁华落尽，“残羹与冷炙，处处遣悲辛”！尤其是世纪末高校大跃进扩招风起，录取率攀升，教学质量持续下降势不可挡，进大学太容易了，大学生的成色差了，供大于求，他们残存的骄傲就更无处安放了。

二

“集合啦集合啦！”

夏日午后独自值班，哈欠连连，店门外骄阳铺满一地的街上，公交车没精打采地驶过。身边这所大学暑假基本空校。因为我一副找死的节奏，不盘考研书，所剩无几的考研族也懒得光顾本店。

幸好江南同学一声哨响，把金庸《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同学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欧阳克、乔峰、段誉、令狐冲、林平之等拉到了汴京大学操场上。

“向左看齐！齐步走……”

我这一走，走进了他的《此间的少年》。此书乃解乏妙品，记录了他们在汴京大学的四年，其中的气氛、学生说话的腔调、行头做派无不透露着1990年代的大学生活气息。从百年校庆、三角地、学三食堂的鸡腿等特色词汇中，依稀可见当年北大的影子。

好玩的还有，这些同学的长辈也在汴大主事，独孤求败是汴大校长，离任后东方不败坐了他的位子，完颜洪烈是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洪七公是化学院长，冲虚、方证两位长者分别担任计算机系、国际政治系主任，而邱处机、马钰、郝大通等都任教授副教授，当博导或硕导。老怪物黄药师、老毒物欧阳锋在校外办公司。

这里没有江湖中的刀光剑影，却不少尔虞我诈。学生之间如此，老师之间、系主任、院长和校长之间同样如此。武功天下第一、武林秘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好工作，搞好学习，搞好人际关系。

小说保留了原著中的三条感情线索：第一，国际政治系学生会主席康敏对1米95的大个子学弟乔峰一往情深，向系里推荐乔峰接任主席之位，乔峰却埋头做灌篮高手，与慕容复领衔的计算机系争锋，直到康敏毕业离校嫁做他人妇，乔峰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紧跟康敏而去，而一直暗恋他的阿朱又心沉海底；第二，来自蒙古大草原的化学系学生郭靖憨人有憨福，以其勤劳、善良俘获了著名生物学家黄药师之女、聪明伶俐的物理系学生黄蓉的芳心，可把花花公子欧阳克气炸了肺；第三，完颜院长和著名悲情畅销书女作家包惜弱之子杨康，读的是生物系，生性懒散，胸无大志，就靠睡觉、玩电脑游戏、替人写情书赚鸡腿吃混日子，偏偏女同学穆念慈把他当白马王子爱到骨子里。杨对男女之情无感，什么都让他提不起精神，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据刘心武老师考证写的就是他（一笑！）。

可见作者跟随大侠原著亦步亦趋。作者在令狐冲身上费了颇多笔墨，值得特别关注。冲哥与郭靖、杨康、欧阳克不仅同届，而且住同寝室，是国际政治系学生，被乔峰推为班长。他这个班长却当得好没意思，没人买账，办了一场舞会，还要靠乔峰援手站台。甚至于凑份子搞同学聚餐，吃过以后竟收不齐饭钱。一个愣头青一样的、志大才疏的愤青。1980年代的遗腹子。

书中不曾写到他的小师妹岳灵珊和仪琳，不曾写到视他如命的、老潘单恋多年的、大气磅礴的明教圣姑任盈盈。他的周围丽影不再，莫非暗示着1980年代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如今的小资女人谁肯嫁给一个无钱无权的愤青？

据说赵敏是汴大学生会主席。

她的无忌哥哥应该成为婚外恋的高手。

你没有看过原著也无妨，只当作者偷懒，不想费神给他的人物取名字；但看了更好，因为对照原著，你从江南同学戏仿的笔调中能平添许多的阅读趣味，搜寻刚过去不久的那个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稚嫩、懵懂、让人心疼的青春岁月。

我读金庸，是在90年代初“干戈寥落四周星”之际，1980年代哪里舍得把光阴耗在这等“闲书”上。可偏偏就是它把自己的思绪一次次拉回到前面那个不舍得读“闲书”的年代。与之相比，把90年代现实直接搬进书里的《此间的少年》被甩了几条街。

在金庸原著里快意恩仇、荷尔蒙爆棚、任意挥洒浪漫激情犹如80年代大学生一样的江湖儿女在江南书里绝大部分都做了1990年代知分寸、识时务的俊杰，而《此间的少年》则是少年的皮囊包裹着一颗中年的心。

三

让老潘的虚荣心颇为受用的是，读过我文章的很多人不相信本人没有上过大学。若对方再三再四追问，被逼无奈，就随口说克大毕业的。克大者，德国克莱登大学是也。典出我极其厌恶的小说《围城》，乃钱大师钟书先生之传世之作也。但我又不是没有“母校”的。此话怎讲呢？因我受这所学校恩惠甚多，不是母校，胜似母校。你不用去查它的历届学生名册，那上面绝对找不到我。不在册，不妨碍我死乞白赖偏要做它的编外学生不是？

我从1985年桂子满山飘香的秋季，直到2003年蝉声愁永昼的夏天，长达18年的时间，几乎每个月里总有几日耗在这里蹭课或者蹭吃蹭住。始于东区9栋，次于东区13栋、11栋，终于东区研究生楼。2003年非典期间研究生楼门口的寝管女士居然拉着我问――

“这位同学，你怎么读这么多年书都没从我们学校毕业啊？”

让我进母校如入无人之境，有恃无恐，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位是该校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他的开明在武汉和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齐名。武大人的不幸在于刘校长掌校的黄金时代才短短几年，稍纵即逝；而章校长虽不如刘那么高调、锋芒毕露，却以其稳健（狡猾大大滴！）泽被华中师大多届学子。

1980年代的华中师大是开放的，在那场政治风暴前的几年，校内有很多三层的旧式学生宿舍，一二楼住男生，三楼住女生。因为学校建在桂子山上，夏天的武汉又是遐迩闻名的火炉子，经常闹水荒，而老天爷又故意和爱干净的女生们闹别扭，水管里的水拽、傲娇得很，就停在一二楼，死活不上三楼！扎着马尾辫或者麻花辫穿着红的白的或者红白方块格子裙的仙女们要洗澡、洗衣服，就提着塑料桶下凡下到一二楼，一间间敲门，探头探脑，问哪位同学帮我打水送上楼好不？别有用心的某位、或者几位骑士立马抢着回应有什么酬劳？一般的答复是请他看一场电影。

每周末，就有不少像我这样的青工兼文青（官方称之为“社会闲散人员”！）堂而皇之涌进校内，在东区食堂排队打饭，端到宿舍附近小树林的石桌石凳旁吃，我和在校生们混坐在一起，或者一卷在手读一天，或者为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大声争执，比我胆大心细者甚至混到图书馆去用功。作为编外学生，我见过本校做陶渊明研究的戴建业老师、做唐宋诗研究的阮忠老师，听过音乐系组织的交响乐讲座，听过来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庞朴先生的儒学与传统文化讲座。在东区小礼堂，我观摩过学生舞会和歌咏比赛。我去东区露天电影院看过张艺谋在国外获奖的影片《红高粱》，回寝室的路上，还和在册男生们一起学姜文冲着前面的女生们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头――”

我和章校长素昧平生，但我正是他这种眼开眼闭的大学管理风格的间接受益者。

另一位是从小和我在内地小城同一家国企大厂的院子里长大的学兄 H ，我们那时都处于人生叛逆期，且与各自的父亲不睦，且读书偏重文科，数理化一塌糊涂。H 高考屡败屡战，其父自然冷语交加，他杠不住，也曾一度妥协，参加厂里的招工考试，进车间当过几天工人。然 H 向学之心难平，动辄往返厂医院，请病假复读，竟而至于感动复读班班主任特批他将眠床搬到教室后侧，方便他每日闻鸡起舞。天道酬勤，他考取了孝感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1980年代的孝感师专周边水草丰茂，一派田园风光。作为学校英语角创始人，他学业优异，大三毕业那年，被学校送往武汉华中师大续读两年，以本科身份毕业。

有发小进了这所名校，极大地扩张了我的生活半径。1985年秋他带我到了华中师大，而后两年，他在武汉买书就买一式两份，一份自备，一份备我。从李泽厚宗白华朱光潜，到托夫勒奈斯比特卡西尔波普尔贡布里希，当时风靡学界的热门书就成了我们共同追逐狂吃海塞的美味佳肴，和这批书搭配的《读书》、《书林》和《青年论坛》等思想人文杂志在那代大学生的床头枕边随处可见。

那几年我三天两头跑武汉，上班所得几乎全部投向了华中师大附近的利群书社、街道口新华书店及武大门口附近的大学书店。我在利群书社碰到过书店员工和师大的古文献学家张舜徽老师闲谈。记得那时武大和武汉测绘学院没有合并，武昌洪山区高校周围没有天桥高架桥，也没有今天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华中师大、武大两校之间的武珞路、珞狮路还很窄，我们绕过武测，把这几家书店一路逛过去就到了武大，校门口是和北大校内著名的三角地齐名的武大三角地，集结了一家家的书店音像店，饿了，在校门内外几十家小吃店里随便找一家就坐，喊一碗豆浆一笼包子或者一份热干面，店家音箱里反复播放成方圆版删掉了早恋那段的罗大佑《童年》、既精彩又无奈的齐秦《外面的世界》和肝肠寸断千回百转的千百惠《想你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战斗（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也悄悄的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

想到自己在这荒凉的人世间还被人惦记，心里那个美呀。美滋滋享用完，打着饱嗝探路武大走桂园樱园梅园枫园，找老乡吹牛。访戴不遇也不要紧，干脆爬珞珈山，过东湖去，躺湖边草坪上展卷读到月上柳梢头，无人约黄昏后，听蛙声一片，尽兴，咏而归。

那时精神好啊，年轻，走那么远的路，挎包里塞那么多的书却不觉得沉。

四

记忆是有筛选功能的，印象里头发乱蓬蓬、瘦高个子的 H 兄给我安利过5种重点书：

1、1980年代思想界、文艺界风云人物之一刘再复老师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所谓“拨乱反正”（翻云覆雨之中天晓得何为乱！何为正！）后，大陆鲁学重返人间的拓荒之作，并非杰作――就像几十年被裹而成的三寸金莲，放开后还是畸形的解放脚，和“天足”到底不同――但它开启了我一路狂飙至今的鲁迅探索热情，受益终生。H 兄酷爱鲁迅，举手投足酷肖鲁迅，也一度使我的言谈及作文颇具鲁门弟子风范。

2、L. G .亚历山大、何其莘合著，安徽科技版的《新概念英语》，在从武昌火车站开往华中师大门口的108路公交上，在从华中师大门口开往汉阳门的15路公交上，在从汉阳门开往武汉关码头唾沫与浪花飞溅的长江轮渡上，在我们甩开四条长腿穿过蜂巢一样密集人流的江汉路、左拐爬上四季美的二楼端上汤包和鸡汤坐下时，他是如何慷慨激昂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把改开一代中国人学好英语的重要性强调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却不曾真正引发我的兴趣。唉，当年没听他的话，在全球化的今天肠子都悔青了。

3、韩树英著、方成插图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库”丛书之一《通俗哲学》，苏式马哲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一一掠过，佩服得不要不要的。直到20多年后读到罗伯特·所罗门老师的《大问题》，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哲学的门外汉。什么正反两面的辩证思维，简单粗暴的“把坏事变成好事”、“看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之类，与其说是《通俗哲学》，不如说是耍滑头、刻意推卸责任、给脑子灌水的《庸俗哲学》！

4、廖静文著、中国青年版《徐悲鸿一生》，此书乃 H 兄最爱，他极尽全力推荐给别人读，别人借走没几天他又如坐针毡，不得安宁，索性再购一部，便宜了借书的那位。受他感染，我将其奉若至宝，给自己的一本还包了很漂亮的书皮。大约十年后的一个冬季，从一位武大女生那里读到徐悲鸿前妻、爱慕虚荣的蒋碧薇（廖静文回忆录给我的印象）的回忆录《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同一位男主，不同的女主立场竟完全相反，特别是巴黎岁月徐蒋初婚你侬我侬相濡以沫的细节彻底颠覆了廖静文的判词。原来千金小姐蒋也曾吃了上顿没下顿地陪伴过成名前苦境中的穷小子悲鸿，也曾倾注所有给悲鸿买过那个年代男士最时尚的麦琪的礼物――怀表。廖是以学生和徐粉的身份嫁给徐的，她眼里的大师近乎完人――难怪，她和徐站在一起全盘否定西方现代主义（斥之为看不到希望的、颓废的、没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垂死挣扎），毫不含糊地奉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为唯一正确的道路；她更和徐口径一致否认徐与另一位女画家孙多慈（这位的艺术才华高于后来者廖）的暧昧关系――这段关系在蒋书中却证据确凿，不容置疑。而廖书所载那件蒋胁迫悲鸿给她买的风衣在蒋更胜一筹、更精微的叙述中，却是徐心甘情愿卖画给她买的。那么蒋廖二人谁更靠谱呢？按我的理解，风衣事件的当事人是徐蒋两位，和廖无关，事发时廖还没出生不是？廖是在徐蒋分手后才认识徐、和徐结婚的，此事只能通过徐的转述告知廖本人。把悲鸿当神供奉的廖的说辞当然有扭曲徐意之嫌，不可尽信。徐在其中的态度同样值得怀疑，原以为离开蒋就会水到渠成娶到孙，无奈孙父带女儿避徐远走。徐再吃回头草向蒋示好，在蒋处碰一鼻子灰。徐与廖结识、相恋，或多或少带着对蒋的怨恨，为了讨好新欢，抹黑旧爱也未可知。徐在叙述中对记忆做有意无意的篡改在所难免，况且提这件事与发生这件事两者相去多年――所以相对而言，即使作为当事人，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观情绪，但和作为非当事人（在徐做了转述后主动跳进去成为想象中的当事人）的廖相比，我更认同蒋的叙述。从徐与蒋、廖以及未写回忆录的孙之间这一地鸡毛的关系中，我看到了大师神话的坍塌和狗血剧一样的、无常的人生，“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

5、房龙《宽容》。H 帮忙买的一本读过后，我曾斥巨资购8本分赠同好。这是沈昌文主政的三联版重头书，《读书》杂志刊发过陈奎德、陈佳德的超棒书评。一部通俗易懂的人类思想史，主题宽容及其对立面不宽容。宽容即承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不宽容则源于安全感的匮乏，源于恐惧。人文主义者房龙相信，任何只让自己活而不让别人活的举措，最终都会自取灭亡。书中在历数宗教的不宽容之后，最让我醒脑的是革命的不宽容。革命者在夺取政权的革命的第二天却革命成瘾，无法回归日常，摇身一变而为新的暴君，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五

造化弄人，1990年代末，我主动选择离开了那家国企大厂。2000年又从武汉转到孝感，背靠 H 兄当年的母校（在世纪末大跃进中它从一所专科学校升级换代为本地区唯一的本科学院）开书店了――那正是世纪之交，是江南学弟《此间的少年》的主人公们缠绵汴大的日子――而 H 兄1987年华中师大毕业时将我这个宝物赐予同寝室的一位物理系学弟照应，然后学弟的学弟的传送带上就有了一个华中师大的编外学生……他自己则活动到武汉纺织工学院教书、读研、远赴加国入籍。就在我到孝感的那年，我另一位生命中的贵人、已经离职退休的、以宽容著称的章开沅校长曾到孝感学院开讲座，考虑到章疯子（太炎先生？）发言的尺度过大，学院方面谨慎从事，只准许系干和优秀党团员小范围听讲，初来乍到的我无缘与会，终于与恩师失之交臂。

“主题阅读法”换言之就是合并同类项阅读法，比如关于世界史的书，我找到了海斯、韦尔斯、斯达夫里阿诺斯和本特利的4种；比如美学，我找到了柏拉图、康德、克罗齐、阿恩海姆、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的7种；再比如关于鲁迅的书，你可以把刘再复、林贤治、朱正、王晓明的鲁迅传和竹内好、丸尾常喜、钱理群、孙郁、吴俊、夏济安、李欧梵的鲁迅研究著作集中一段时间读到翻胃、呕吐为止。

1980年代我坚持了好几年以三天一本、一个月10本的频率读书，月初在书桌的左边放一摞，一本一本读到月底都摞到了右边――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凭借这招“主题阅读法” ，同类的主题、材料、人物、事件由不同的学者、作家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在你脑子里过电影似的被反复诠释，想不记住都难。一片一贫如洗的、荒芜的处女地被翻土、灌溉、播种、施肥，哪怕收获遥遥无期，至少已是沃野千里。我相信如此如饥似渴读过千部之后，你一辈子就有老本可吃，你就有足够的底气说――

“神马学位、文凭，都是浮云！”

小心掉坑里了！一种必须时刻警惕的傲慢和洋洋自得溢于言表。（汗啊，想起牛顿的临终遗言：“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

我开书店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从此可以不搭理单位那些讨厌的人（别误会，也有尊敬和不讨厌的），可以抢在其他书痴之前见到新书并与之厮守到老，到死。开业前的几年物流业还没有跟上，我必须亲自跑武汉进货，每次待两天，每天各跑一个市场，忙完还是习惯性地去华中师大。

华中师大与我的故事分前后两个阶段，即风暴前的金庸时代与风暴后的江南时代。风暴前拜章校长所赐风月无边，风暴后则风声鹤唳。迫于形势，校内对所有校外人员加强了清理和防范，但母校就是母校，在武汉高校中仍然算是最人性的、最松的，不让蹭课，还可以蹭吃蹭住――直到2003年夏因“非典”封校才戛然而止。

其实到后一个阶段，特别是在92年小平南巡后，社会上如我这般一副找死的节奏爱跑大学的书痴几乎绝迹了。一点不奇怪，这以后连在校生（除了接待我的那几位学弟外）都很少读书了。

可读书到底有什么错呢？

—— 卡西老潘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