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逼常态化了，我们将会被带向哪里
01
5月28日，虎嗅发文（该文已删）：
知乎上讨论完《应勤想找个处女，有错吗？》，紧接着就是《樊胜美想找个有房有车的，有错吗？》，严肃八卦写完《都什么年代了，<欢乐颂2>还在讲处女情结？》，孟大明白立刻接手《很久没有看到像安迪这么虚伪做作的女主角了》……
5月29日，虎嗅又发文《看互联网撕逼的12个暗黑法则》：
在此之前，从年初的程序员妻子的一封信到空空狐与投资人妻子的对杀，从易到创始人和乐视的反目到摩拜与ofo忽遭“贪腐谣言”……整个圈子已经是战火连天、好戏连台，让吃瓜群众们过足了眼瘾。
没错，撕逼正在常态化。
这是我们的朋友圈——实时开展的 “热点深扒三观互撕大赛”，小编们积极发掘，观众们热情参与。互联网普及、智能手机廉宜、社交产品创新、内容付费发展、热点营销成熟，这一切让发布与传播的门槛更低更低、激励更强更强。每个话题都可以成为公众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众话题。
比起每晚19:00全国所有频道都响起《新闻联播》序曲，这样是有趣多了。
而互撕大赛愈演愈烈之际，其频率与浓度又不禁让我晕眩。有些观点，于我是容易“站队”的，例如让我觉得引用都很distasteful的“女德”与“处女”问题。有些，是利益驱使的炮制、阅读量驱使的撩拨，“你认真你就输了”。
有些，则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
例如，扎克伯格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The challenge for our generation is creating a world where everyone has a sense of purpose. Purpose is that feeling that we ar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 that we are needed, that we have something better ahead to work for.
（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是创造一个人人都能有目标感的世界。目标让我们感觉自己属于比我们本身更为宏大的事业，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感觉前方有更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去为之奋斗）。
上文广为传颂，而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朋友写道：
OK I lose. I can’t take this Zuckerberg thing and the accompanied endless positivity on WeChat any more. Having a sense of mission for others… that’s what cults and wars do…
（好吧我输了。我再也受不了小扎这事儿和随之而来朋友圈里无穷无尽的正能量了。“为他人创造一种使命感”……那是邪教和战争干的事好吗）。
我被朋友的说法“duang”了一下。我一早就知道“使命感”的重大作用，老板给团队打鸡血的重要方式不就是“情怀”么——你不是在画PPT/改错别字/发小广告/敲代码，你是在改善人类的吃饭/睡觉/社交/娱乐/学习体验。而历史上，哪一个邪教、哪一场侵略、哪一次恐怖袭击，又不曾有一面神圣而措辞激动人心的旗帜呢。
于是我忍不住去看了小扎演讲，又重温了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经典《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我承认，小扎的“我们要给他人创造使命感”比起乔布斯所言“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你必须找到你的真爱），是多少透着操纵与傲慢之感。
那么，当给团队和自己满怀诚意地打鸡血时，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与自欺欺人之间，隔着多远。（我想出了答案，先按下不表。）抛开这个话题本身，我问自己，在越来越多元纷呈的三观面前，我们如何自处？
（It bothers me. 我是天秤座AB型血，你们懂的。）
02
我的三观第一次受到较为重大的震动，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初读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一本介绍美国政治法律文化的通俗读物。在此之前，我对出产好莱坞与迪士尼、微软与可口可乐、杰克逊与乔丹的国度，也抱着好感与好奇。但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总统会被暗杀的国度，治安是可怕的，也完全不理解为何会“合法持枪”。
直到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林达写到：
（一个美国犹太裔朋友）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
“枪械”至今是一个重大争议问题，我并没有能力进行综述或价值判断。但在二十年前，这段话深深地震动了我——在世界的某处，人们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而这些视角听起来很有道理。
总之，始于此书，在世纪末“自由主义”学说短暂盛行的大学时代，我被洗了一遍。适逢北大百年校庆与五四八十周年，顾准、胡适、陈寅恪、王小波与哈耶克，是那时校园的流量担当。1998年岁末，《南方周末》发布朱学勤先生长文，大标题曰《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回想这个被洗的过程，至少我还记得一条，那就是，我自幼深以为然的，未必正确。这看起来很粗浅，而在生活中无数次面红耳赤张牙舞爪的交锋中，你会发现，这其实很难做到。独立思考者容易偏执，没有思考者也容易偏执。
03
后来，去念MBA，母语非英语的学生要上演讲课，期末考试是当堂对一个“controversial issue”（有争议问题）进行论述。老师告诉我们，如果想不出选题，推荐去看一些专门讨论争议问题的网站。
我在心里想，较为重大的controversial issues不就那几个么？流产、同性恋、持枪、安乐死……总之我脑袋里能冒出来的很有限。然后我发现，这样的网站很多，维基百科还专门有“争议问题清单”这样的条目。列举一些议题大家感受一下：
医用大麻、枪械管制、动物实验（我先生母校生物系实验室外常年有人抗议他们折磨猴子）、死刑、统一校服、合法饮酒年龄、最低工资、安乐死、移民、避孕、流产、处方药广告、课本电子化、清洁能源/核能源、罪犯投票权利、同性婚姻、性工作者合法化、电子游戏、自由贸易、收入再分配（指通过税收慈善等手段让富裕阶层补贴贫困阶层）、平权法案、网络监控、军事干预、燃烧国旗、全球化、虎妈、素食……
单子没完没了，按字母、年代、领域分类排列。
当堂演讲的时候，一个前摄影记者同学分享的争议话题叫做，“Rescue or Report（报道还是救援）”——当记者面对灾难时，是选择记录报道还是动手救援。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南非自由摄影记者Kevin Carter在战乱后遍地饥荒的苏丹，拍摄到一只秃鹫落在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边，秃鹫在等待小女孩的死亡。照片经《纽约时报》发表，引起对苏丹饥荒的广泛关注，记者获得普利策奖。然而，随后人们又批评Carter未及时对这个孩子进行救助，获奖两个月后，Carter自杀身亡。
讲这个故事的同学是最早进入北川拍摄汶川地震后状况的记者之一，他告诉我们，确实有同事回来接受心理治疗。一方面，要将现场的情况尽快记录、传递，从而带来关注与救援；另一方面，恨不得丢下手里的机器，去挖人，多一双手也是有帮助的。
我记得坐在那个课堂上，百感交集。
这世界的广阔与深邃，令人头晕目眩。
04
大部分时候，三观互撕的大赛，看看也就罢了。我们依然如常地吃饭、睡觉、工作、带娃。从魏则西到罗某笑（RIP），从范雨素到杨舒萍，从崔永元反转到丁璇谈女德……潮水般的话题冲刷过我们的屏幕，起了，又落。
我们久经考验，大脑皮层早已穿了雨衣，即使大雨滂沱，雨衣下也只是泛起一些微潮。但是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每一件事都有可能与我相关，也都有可能与我们的孩子相关。
魏则西事件爆发时，我连一个贴子都不曾转过。当时我在一家创业公司也管流量，百度是合作渠道，朋友圈里有相关的朋友与工作伙伴，不想得罪人。是的，我有倾向，我什么也没有做，即是做出了选择。
琼瑶阿姨天天发脸书时，我对先生说，抛开前尘往事与意气情绪，我站安乐死亡——如果我有那一天，你不要让我一动不动连痒痒都不能挠还得熬着啊。
朋友圈热烈讨论女性是否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时，我想起自己怀孕哺乳时的期待，与作为老板面对下属怀孕哺乳时的期待，两种立场，各有各不易。
……
很想大喊一声，“这世界的选择题怎么做也做不完啊”，也知道这样太过孩子气。受过教育，读过些书，离四十很近，离不惑却远。
05
于是我问先生，他怎么面对这些艰难的问题。陈老师还蛮淡定地说，“Keep your mind open, keep making mistakes”。
然后，他建议我去看Michael Sandel（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的公开课视频。
在第一节课，作为引子Sandel先生给出了经典的伦理难题——
如果你开着刹车失灵的列车，将撞向5个修路工人，而旁边一条道只有1个修路工人，你选择转向么？（大部分学生举手选择转。）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看到一辆刹车失灵的列车即将撞向5个修路工人，而你旁边正好有个大胖子，把他推到铁轨上就可以阻止列车，你推吗？（大部分学生举手选择不推。为什么呢？不还是1个换5个么？）
类似的，如果你是个大夫，送来6个伤员，1个重伤，5个轻伤。你可以全部精力用来救治1个重伤员，但是另外5个会死亡；或者反过来。你选择什么？（大部分人选择救5个，放弃1个）。
那么，如果你是个大夫，有5个垂危的病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旁边病房有个健康人，你会支持杀害他、取他的器官救那5个么？（大部分人选择不会。那又为什么呢，不是1个换5个么？）
并没有“正确答案”，只有简单的归纳分析。在起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下，人们用结果来做价值判断，例如死亡5个与死亡1个的代价。在康德提出的“绝对道德”下，人们又有“绝对”的价值判断，例如“杀死一个人”（推那个胖子或取健康人的器官），即使是为了救更多人，亦是不妥。
而让我从这一场纠结中平静下来的，是第一节课最后Sandel先生的结语（请原谅外行的翻译）——
如果无数先贤大德历经千百年未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又凭什么能在一个学期内，回答这些问题呢？
要不就大家各自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没什么可说的，没法思考辨析了？
这是一种称为怀疑主义的逃避。
而我会这样回应：
是的，这些问题被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它们依然反复出现、反复被提及这一事实本身，可能意味着，它们没有可能被解决，但也没有可能被逃避。而它们无法被逃避的原因，恰恰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怀疑主义（举手投降，放弃追寻）并不能解决问题。
……
所以，原来并没有出口。千百年来都没有出口，那我也不要奢望出口。我们在生活中生活，在选择中选择。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如Sandel先生所说——唤醒鲁莽的思考辨析（reckless reasoning），然后看会带我们走向哪里。
且让我观察、记录，看这一切会带我走向哪里。是记。
P. S. 原谅我的翻译，不保证信达雅。尤其是Sandel先生的哲学课程，可以搜索原视频，最好的资源应该是网易公开课，不带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