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采访|叶慧、邵嘚嘚整理 | 邵嘚嘚、子龙编辑 | 柳莺
Q：以前似乎您关注的对象是群体、族群的概念，《塔洛》落到个体身上。是有这样的转变吗？ 万玛才旦：其实没有刻意转变，可能我的电影的创作很难归类性的去论述。可能有一些偶然性，有些剧本通过，就拍这个，有些剧本没通过，就没拍。很难像小说创作一样，你可以从创作的过程中，找出一个规律，（电影）具有一些偶然性。但是这个也是我可能关注的一个点。 Q：当塔洛背诵《毛语录》，恰似背诵佛经，是否可以理解为信仰元素从一个宗教性的转向政治性的？ 万玛才旦：对塔洛来说，那个语录就像他的宗教一样，他经历过那个年代，年代的痕迹在他的身上一直保存着。他在背的过程中确实是念经的语调。他在现实中也能找到这个元素，有人看了《塔洛》之后，也会说，我们那就有那样的人。以前，藏族人学汉语，就是用这种方式，背《语录》，便于背诵，也便于记住这个东西。Q：您越往后的作品，西藏和信仰这些元素，慢慢走向背景，那什么走到台前？ 万玛才旦：人到前面了。《塔洛》就是讲的一个人的命运，他在身份的寻找过程中的一个际遇，人就会凸显出来。他背后的环境也很重要，但不会把它们刻意凸显出来。我们会选这样的地方，作为塔洛的生存地点，那些地点不是随便选的，包括季节，那种光秃秃的感觉，那些风，都对塔洛的状态产生作用。 Q：塔洛身上有哪些您的影子？ 万玛才旦：不光是我，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塔洛的身上有我们的影子。所以，我指的不是一个个体，是一代人的影子。 Q：女性形象杨措，和以往女性形象不同，在《寻找智美更登》中女性是蒙脸，歌声动人，而杨措，短发，抽烟，不会唱歌，甚至会欺骗人。 万玛才旦：这样对比确实是有变化，以前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塑造相对比较少，这次会更丰富一些集中一些。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这样的刻意转变，这是剧情的需要，塔洛的设计，这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当他下山，自然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寻找智美更登》里面会有对未知的爱情表达，两者是不一样。
Q：在您以往电影中几乎看不到特写，有人将您还有松太加的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称为“壁画美学”，您是如何选择现在的美学基调的？受到哪些艺术或者电影大师的影响吗？ 万玛才旦：对我觉得有各方面的影响吧。一方面是电影方面的影响，比如客观的呈现一个状态，可以去突出或者强调某一点；另一方面受到了一些传统的藏族艺术表现的影响，比如说唐卡（比如在拍摄《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就探讨过这个事情），在全景中展现整个故事，展示人物的状态和关系，人物和环境的关系。 Q：《塔洛》的景别会紧一点。 万玛才旦：人物的精神状态很重要。所以选择相对紧一些的景拍。尤其是在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我们的景别其实就是身份证照片的景别，是这样设计的，人物的位置，景别大小，是跟身份证照一样的。
Q：“照片”这段情节很像胡伟导演的短篇《酥油灯》，请问您看过吗？ 万玛才旦：这部片子我没看过，但是后来有人说到过这个事情。这个可能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想传达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样的方法是最直接的。 Q：那这个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形式？ 万玛才旦：这个很普遍，以前去不了天安门，就放个天安门的背景。以前还有飞机啊车啊，小时候就拍过，把玻璃的部分抠去，人过去一站，就那样拍。这个经常遇到。 Q：您的电影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是否遭遇过来自权力中心的压力？《塔洛》是否有收到审查的干扰？ 万玛才旦：没有，因为《塔洛》是在审查的一个尺度范围之内的。有些剧本能通过，有些剧本不能，所以不是我想拍的都能通过。
深焦：在您的处女作《草原》中，尚有一定的戏剧冲突。到后来，影像更加静态，是否有意背离强烈冲突的大叙事模式，而是走向日常细节的刻画？ 万玛才旦： 后面的电影表面的冲突可能会有所弱化，但是内部的张力和冲突依然是在的，这也是构成剧作的因素。表现的是那样一群人所构成的日常生活，会有很多日常细节的东西会进入，但其实是一致的，从《草原》到《静静的嘛呢石》。 Q：您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寻找”是您的母题。您在《寻找智美更登》中更是将“寻找”贯彻始终，但寻找佛陀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佛无法寻得，其基要就是虚无。在西藏或是在信仰中您想要寻找的是什么？ 万玛才旦：其实"寻找"的主题涉及到的不一样。《寻找智美更登》里面，导演要找一个适合主演智美更登的人，他要对智美更登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也要知道智美更登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对于这个片子，或者对于这个导演来说，他需要寻找的是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已经失落了，但是他要找到这个精神。
智美更登所体现的无与伦比的慈悲关怀、爱，这就是佛教或者藏文化的一个核心精神。他要寻找这个东西，但是最终迷失了。这就是寻找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有些小说里面，也有这样寻找的主题，但也可能不一样，比如我的小说《诱惑》、《流浪歌手的梦》，这些小说里面他所寻找的东西和《寻找智美更登》里面不一样。那些小说里面，所涉及的寻找的主题要更宏大一些，更宽大一些，会涉及一些终极问题。电影可能跟现实、民族自身状况有关系。这也可能是选择的局限性吧，目前能够涉及到的和反应的就是这些现实题材，在这样的题材里面找到一些故事，再把这个故事撑开。所以对我来说，小说和电影之间还是不一样。
Q：从《草原》到“故乡三部曲”，从你的影像里面可以感受一些气氛的变化。能从您的影像当中感受到浓浓的乡愁。对未来的未知的、无处安生的、彷徨的心态，只有对故乡无限的怀念。是否有这样的心态在？ 万玛才旦：（西藏的）“过去”当然大家都看得到嘛，（西藏的）“现在”我觉得我的片子里面也有呈现。虽然用我的片子不能呈现整个藏区，我觉得但是可以说能够呈现一部分吧，哪怕呈现一部分藏区的真实，我觉着也是可以的。对于未来，真的很难说。 Q：那您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我看《老狗》的时候心里会很难受，就包括看今天的《塔洛》也会心里会很难受。您对未来很担忧吗？ 万玛才旦：我自己是比较担忧的，甚至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在消失。我之前有过系列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叫做“最后的戏”。民族文化精髓的东西，它们在面临着消失，消失之后就找不回来。所以我希望通过影像来留住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假象嘛，其实也很难留住什么。
Q：关于一个大众媒介大量涌入西藏。我发现您有很多，比如电视机、不在服务区的手机、电脑，我记得最早在《草原》里您就说“这个世道变了”。就好像是个预言似的统摄了您后面的全部电影。然后我想了解这种大众媒介进入西藏，进入有着神秘爱情的西藏，人与物之间通过这些媒介变得很近，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佛性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那您用这些元素是不是有它的批判在里面？ 万玛才旦：我觉得这些元素对人的影响，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吧。所以很难说想拒绝就能拒绝。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很难改变的。大家意识不到，但意识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改变了。 Q：您是从藏人导演的一个内部书写，跟其他导演从外部对焦西藏、把西藏作为一个他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您是从怎样的角度去对焦西藏的？ 万玛才旦：因为我觉着这个土地生存的还是人嘛，所以我关注的还是人，以人为本。然后观察它们的生存方式观察他们的情感状态。觉着这可能是跟其他有些片子不一样的地方吧。很多片子关注不到人，只是关注它一些表面的，符号的东西。
Q：那您是否有一个对西藏人的身份认同，有一个自我建构在里面？您用影像建构了一个西藏？
万玛才旦：只是一部分，很难全景式的展示，很难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去展示。它只是反应了一部分，只是呈现里一部分。但是，通过这些点，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的。 Q：西藏这么一个庞大文化体系，当落入电影的框架，是否会变得扁平变得符号化？会遇到无法用影像表达东西吗？ 万玛才旦：有些东西适合用影像表达，有些适合小说的表达，因为它们的介质不一样。有人想拍出《资本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些想要拍出佛教的精深内容，可能也很难。要抓住不同媒介的特征。 Q：现下有很多西藏自治区内由藏人创作的“正宗”西藏作品，您觉得还有什么新议题值得关注，作为您的题材？ 万玛才旦：这我选择不了。做电影这么多年，会对题材有个敏感度，这个跟中国其他的导演是一致的吧。所以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有一个自我审查，先自己审一遍，题材能不能通过，能不能拍，写剧本的时候再审，人物这样说话会不会有问题。所以不是我能选择的。 Q：所以创作不一定是自由的？ 万玛才旦：它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所以很难说将来会拍什么，这些都未知。
Q：您的新电影《永恒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万玛才旦：比较接近文学上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一个人在一天里面经历了一生，经历了一年四季。 Q：现在摄制的如何了？ 万玛才旦：现在在准备阶段，明年春天开始拍，要拍一年。 Q：我注意到您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这部电影是魔幻的，近几年太多魔幻类型电影，您如何看待？ 万玛才旦：大家都会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但究竟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概念不一样。别人以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就像以前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等等，他们自己不认为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者。所以我不想这样被界定和贴标签。
Q：您是否会鼓励或者培养更多的藏族年轻人拿起摄影机，进行自我书写吗？ 万玛才旦：我不会误导，但是我会鼓励真正想进入这个行业和进行影像创作的人。 藏区有很多年轻人，高中没毕业就说要去拍电影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个误区。 Q：十几年的影像创作，整体环境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有更多机会更多平台，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万玛才旦：资金方面是会简单一点，但是审查方面，就我所触及的题材，目前来说不会有很大改变吧。可能其他的会有放宽，但我的这个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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