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 电影、党国与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电影之管制就被提上日程。1928年7月，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决定，创办第一影戏场，附设于闸北天保里爱国女校内，第一部影片定为富有革命色彩之“民族血”。8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将戏曲电影视作是“社会教育及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规定在上海演唱之新旧戏曲与放映之中外电影，均须交该部审查，然后才能放映。宣传部鼓励戏曲电影“宣扬三民主义或富有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表示“优良之国民性”。同时，对违反三民主义者则加以禁止，并发给其“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审定”之证明书。1929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之工作及计划，其中就以电影戏剧为推行社会教育之最大工具，并拟订电影戏剧检查条例，要求国内电影及留声机公司制映与灌入关于国耻之实情，强调民众读物及民族独立运动剧本歌曲。次月，教育部、内政部联合即公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6条，在第二条中，首先规定了电影“不违反党义及国体者”，其次要求“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及“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

当然，消极的电影检查成效未必显著，因此，积极的电影教育就被提上日程。1932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核准，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导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宣布成立，欲从积极方面入手主动介入电影业之生产与传播。该会称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据陆铭之透露，当时中国教育电影之事宜在最高当局是由“中央党国先进陈立夫先生、叶楚伧先生、褚民谊先生等”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点也确实可以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活动中看出。当时叶楚伧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身份，担任该会候补监察委员；褚民谊则以行政院秘书长身份担任常务委员。陈立夫当时正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不但参与电影教育协会之策划，还担任教育协会常务委员兼编辑组组长，对该会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如电影教育协会订定的电影取材标准5项（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就是根据陈立夫在《晨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一文来制订的。从此一标准来看，内中虽亦有推行科学教育与社会生产之意涵，党国教育更是主要内容。无论是“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或“国民道德”，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进行定义的，也是当时提出训政理论中有关人民训练的重要目标，其实“生产建设”及“科学知识”，也是表达这些党国要人心目中对“健康国民”的想象。

陈立夫之热衷于电影教育，一方面与当时蒋介石大力提倡新生活的态度有关，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化及政治理念。1934年3月，陈立夫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并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陈立夫自己任理事长，出版《文化建设》杂志。该会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根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文化”。电影教育则成为这些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舞台，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电影性质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界围绕电影性质，即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有过一场讨论。争论向大众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电影的功能是什么？究竟应该给观众提供怎样的电影？在杭州的《东南日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议论。如“软性论”者认为电影应是给观众以感官上的娱乐，所以影片应该是“罗曼蒂克的，肉感、滑稽的”；主张“硬性论”者，则认为电影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娱乐观众，而是教育观众，给观众以精神上意义上的滋养，所以影片应该是且必然要是“写实主义的、内容充实的”。且不论持不同意见者之意识形态立场或所属派系之间可能的差异，这场讨论本身就已说明电影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消遣方式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电影是社会的特殊阶层利用它统制一般小市民思想的工具。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宣传立场更偏向于专制主义，强调国家对民众教化以及训练负有无上的责任，因此，“硬性电影”在报纸争论中占优势是理所当然的。而国民党当局有意识地利用电影，将其与教育、政治宣传相结合，也不存在认知和推行上的困难。

当时杭州的著名影评人杜蘅之曾发表文章认为，国民政府及“社会名流”都出来提倡“民族电影”和“教育电影”，是对当时民营公司电影出品不满的一种反应。杜称上海许多电影公司曾出了“许多非驴非马，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欺骗大众。所以，“我们应该提出几个大的目标，指示各制片人一条光明大道：倘若政府当道规定几个目标，严格地要私人影片公司做到，这便是统制电影的初步了”。他认为，目前的中国电影应该认定三大目标向前发展：第一是培养民族意识，第二是灌输公民教育，第三是改进艺术性的作品。政府则应该积极承担起“解救”电影的责任，群众与影商均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人性是向下的，影商们的眼里又只有钱”。所以，他认为只有希望握有统制文化的政府和站在影圈之外又在群众前面的执笔者之流，共同发起电影改造运动，才能“将电影从金钱的奴隶者的地位救了出来，赋予独立的人格和教育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层意思，杜氏还同时举苏俄、法西斯国家为例，说明电影的教育功能。他引用并分析列宁的话，“‘在一切艺术之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当然这话不是夸赞电影的艺术价值的丰厚，而是羡慕电影的社会作用的庞大。电影使全苏俄的人民团结一致地努力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电影也使全世界的人民对苏俄发生了好感和同情”。他同时写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然更不会把电影放松的，他们要使每部都成为宣传法西斯或‘那西’的工具，同时对于一切反意识的影片采取绝对排斥的政策，《西线无战事》在德国站不住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一个站在国民党立场的影评人，却熟练引用列宁的话来判断电影的性质，尤其是肯定苏俄电影宣传的成效，并对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排他性电影国策也钦羡不已，可见电影的社会教育作用是何等重要。

《西线无战事》

在当时的讨论中，甚至有人在报上发表评论直接称，“在所谓前进的国家中，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或是极右的法西斯蒂，或是极左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采用电影为宣传主义及教育上之工具，都认为是无上的良策，并且采用之后，也都收到良好的结果。”该作者称，意大利设立国立教育电影馆后，所拍摄的宣传影片其数在859部，为数甚巨。近数年来，又增摄1900万尺的影片，运用其政治力量，以分租方式于全国电影院放映。据其统计，最近五年来，号召之观众竟达6500万之多。苏联则从1925年开始办巡回映演队，认为是“推行主义与政策的利器”，日渐增加，已有三千余队。

陆铭之对苏联与意大利之电影教育也很是推崇。他在讲电影功效时，专辟一节谈电影可以“传达党国政令”，宣传党的主义。这样，人民之于政府，犹细胞之于人体一样，意大利和苏联便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意大利1931年就已经在全国2300个乡镇建立了3800所电影院，同时用电影巡回队补救其他没有电影院的乡镇，这样使法西斯党的政令能够有效地传达到各地。信奉电影国策的苏联更是直接把电影当作宣传武器，“所出产的影片可以说张张是宣传片”。陆认为中央宣传委员会摄制的中国新闻和剿匪的影片“已经很著成效”，如果能仿效意大利与俄国大规模办起来，训政工作就更能切实了。徐公美更进一步认为，电影是“文化的原动力，国运的挺进军”。换言之，电影在国内，固可以为指导民众、训练民众之工具；一旦输出国外，更可以阐扬民族的精神，表扬国家的力量，因而转移世界的视听，提高国际的地位。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当时一些电影人对极权主义电影的宣传完全是肯定的态度。

但吊诡的是，国民党的影评人也曾直接指出当时中国电影有“三重黑影”，即“封建观念”、“资本主义色彩”和“阶级斗争思想”。这无疑是针对所谓娱乐影片，以及中共在幕后支持的“左翼联盟”拍出来的那些电影。因为对“民族电影”有饥渴症，使得一些影评人对《红羊豪侠传》这种质量较差的电影都大加褒扬，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余孽”及“左联分子”。所以，就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事业的认识和决心还不够，希望更为扩大，因为电影不仅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政治的利器。资本主义国家借以作为文化侵略，苏联亦作以文化、政治的武器，因此，“单由教部来负这一个重大的责任似乎还是不够的”。这种电影统制的观点在当时看起来是非常流行。

《红羊豪侠传》

为了将电影控制在当局规定的标准之内，中国电影教育协会及中央党部、内政及教育两部，曾组织了一个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如当时的报纸消息所称，国民党中央组织了电影检查委员会后，无论哪一家影片公司所出产的影片，都须经过“精密的检查”，然后才能在银幕上活跃。1934年1月19日，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亲自赴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审剧查本。对于美国美高华影片公司来华摄制《大地》之影片，邵元冲不仅亲自审查其修正稿，还多次与陈立夫等人商谈电影检查事宜。1934年3月1日，邵元冲还召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决定派罗刚、汪奕林、傅岩、蒋振、鲁觉吾、刘祖基、戴策为电影检查会委员，并指定罗刚为主任，函行政院聘任。罗当时任中央宣传部设计委员，中央党部剿匪宣传大队主任。

鬼神、淫秽片更是中央明令禁止拍摄的类型。电检会主任委员罗刚曾亲自从南京到沪而会同公安局加以武装搜查，据说除了“托庇于租界势力之外者”，没有一家得以幸免。支持国民政府电影审查的影片人认为“中央之图灭迹神怪影片，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发展上当然有莫大的帮助”，但对当局不顾这些电影业从业者的生存状况，也致信陈立夫：“贤明的中央，在消极地消灭上海的神怪片大本营以后，似乎有积极地将这批‘亡命之徒’组织起来的必要”。影片之外，电影广告也是政府干预的对象。有观众来信称，杭州影戏院所登的广告过于淫秽，不利于百姓身心健康，希望予以取缔。杭州市府令饬各影院，“嗣后开映影戏，应将广告式样词句，连同本事说明执照，送府审核，以便纠正云”。中央宣传部为谋改进中国电影事业及提倡国片优良作风起见，还曾于1936年举行国产影片评选，以当年国内各电影公司出品，领有中央电检会准演执照，而系有声影片者为限。根据“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之原则，除考虑编剧、导演、摄影、收音之技巧以及演员之动作表情等项外，关于全片故事所采取之题材及在教育上对国家民族应有之影响更是评判的重要标准。

下图：陈立夫

节选自《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

叶月瑜/  冯筱才 / 傅葆石 / 刘辉  主编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