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导演万玛才旦：藏区最大变迁是人的精神世界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香港凤凰周刊 Author 刘荣
原题为：专访电影《塔洛》导演万玛才旦：藏区最大变迁是人的精神世界
两个月前，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4日，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竞赛现场首映《塔洛》，1400多人的剧场也挤得满满当当。这匹据说是本单元的最大“黑马”，接着陆续入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和釜山国际电影节，还入围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改编剧本、摄影四项大奖，与侯孝贤和贾樟柯同台竞技。该片主演西德尼玛和摄影师吕松野则被澳大利亚“亚太电影奖”提名为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师。
【万玛才旦】
作为藏族导演、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万玛才旦的第五部藏语作品，《塔洛》改编自导演的同名短篇小说。影片中，一位梳着小辫子、能够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藏区牧羊人，名为“逃离者”，在几乎凝固的黑白影像中出场，用镜像和分隔的构图及大片的留白，讲述人类共性中的麻木、迷失和孤独。
万玛才旦出生于安多藏区，曾任小学老师和公务员，是一个熟练掌握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创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出版有藏文小说集《城市生活》、汉语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小说中折射了万玛才旦的前半生，一个有民族自觉的创作者，曾如何亲睹文革时代的寺庙在“破四旧”中崩塌，以及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藏区生活。
2002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编剧，在北京的十多年，又亲历了从“圣地朝拜”到“六世达赖情歌”等新一波对藏地消费化的文化想象。于是，万玛才旦带领着藏族团队，重回安多藏区，寻找变迁中的真实故事。
在他的影像作品“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中，开始呈现诸多在时代夹层中挣扎的事物——藏族传统、宗教信仰、民间文化、消费主义、现代科技、家庭伦理。这是一个不同于意识形态歌舞宣传片、背包客旅行日记和媒体讲述的世界，虽伴有高原阳光和佛呗，却真实而破败，充满着“疼痛”，它们渗透在藏区的生活日常里，被安静的影像诉说，既不神圣化，也不妖魔化。
万玛才旦的朋友、电影节策展人王磊告诉《凤凰周刊》，《塔洛》中延续了对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与反思，而导演本人无意强调任何文化上的对立；相反，“他的批评更多来自美学意义，通过内心思考反向去认识自己的故乡。”
这部成本不到200万元、拍摄期25天、用半年时间完成的作品，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香港导演陈果的赞许。影片中，西藏不再是一个急于自我表达的主体，而是潜沉下来化为背景，正如导演对记者所说，“宗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世界观”，在时代变迁中，人类的精神去向成为最大主题。
记者：有评论说《塔洛》是第一部藏语黑白电影，为什么选择黑白的表现形式，风格的变化和摄影师的更换有关系吗?
万玛才旦：选择黑白影像，是在不断充实加工的过程中，与团队和摄影师共同商量后做出的决定。摄影师本人在俄罗斯学摄影，他的风格适合这个片子。塔洛是一个个性单纯的牧羊人，生活在单纯环境中，他过去没有任何情感经历，突然遭遇了情感，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通过失忆来突出他的内在孤独和失落，而这种孤独感用黑白形式表现比较有力。虽然我的拍摄团队是一个藏族班底，但其实我的很多片子都会换不同摄影师，过去也起用过汉族的摄影师。去年的《五彩神箭》就是一个汉族摄影师，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同学。
记者：你的一系列电影中，多次出现关于藏族身份和存在感的追问，在《塔洛》中的呈现，是一个牧人没有身份证。塔洛的名字在藏语中就叫“逃离者”，而理发店女孩对于身份的认同是希望“走出去”，这是否是藏区年轻人当下的一个普遍愿望？在你的标准里，如何理解藏族身份?
万玛才旦：塔洛是一个缺乏身份认同的牧羊人。下山办身份证，就是寻找身份的一个隐喻。不过，我认为那些“出走”异乡的人，更能体会这种到了异域文化中丢失或迷失身份的迷茫。
我对藏族身份的衡量标准就是文化认同，作为一个藏人，需要文化上的在场感，或者说存在感。尤其是在当下，藏族因为和其他民族通婚混血或者移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藏民至今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文化是落后的。还有一些唱着要“走出大山”、卖掉牧场和藏獒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各自的选择，我觉得都可以理解。我合作多年的团队是藏族班底，当时搭建班子时，确实有明确的意识，希望大家都有藏族文化背景，对藏地有一定了解，对电影有一定偏好。所以懂藏语和藏文化，认同藏文化，对我来说是最基础的，仅有户口本上的藏族身份是不够的。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起你就是著名作家，2002年去北京电影学院转向影像创作。从藏区到汉地，在不同文明背景下，如何看待从作家到编剧的身份切换？
万玛才旦：我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已经对电影充满热爱和期待，有过去写小说的经验和技能，学习编剧比较快。不过，以前觉得文学和电影相近，后来才发现，转化过程最少需要三到四年。在藏地，我们的观影经历很有限，对电影的认识单一。很多人和我小时候一样，看的是革命题材的电影，后来才是港台和好莱坞，很难看到各国的真正经典之作和其他艺术流派。藏地也没有电影工业基础，找《塔洛》的投资在藏区就基本不可能。
在藏地，电影人才匮乏，拍一个标准电影很难，所以我是在北京做电影的拍摄筹备。北京也有很多媒体和人脉资源。不过对于有志于电影的人而言，这个时代越来越有利，以前只能在电影学院的拉片室看录像带，后来就有了VCD和DVD。现在还有各种电影节，大量引入国外的好电影。小说创作我没有丢掉，我现在偶尔还给《十月》《上海文学》写小说。
记者：你的“故乡三部曲”呈现了安多藏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感。你感觉这些年安多藏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藏区与汉地有同样的遭遇。你是否担心过，牧人、喇嘛这些传统有一天会消失？
万玛才旦：我生长在安多藏区，那里主要说安多藏语。我熟悉当地的场景和民俗，拍摄起来也有很多人脉资源，我片中涉及到的安多藏区，按行政规划，就是青海、甘肃和四川的一部分。按照不同方言，藏区一般分为三大块，过去说“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和安多马区”。在安多藏区，除了悠久的游牧文化，还有发达的农耕文化。我电影里的取景地，有的是在青海黄南州，《老狗》和《塔洛》是在我出生的青海海南州。
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人的精神世界，大家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人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实际。像《静静的嘛呢石》里，刻嘛呢石的手艺在失传，小喇嘛在减少。有一天，《塔洛》里的牧羊人也可能会消失。另一方面，过去藏区很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现在一方面是观念变化，一方面是生养小孩的成本在增加，现实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结构的变化，过去牧民家里人多，送一个小孩去寺院不会影响家庭结构，而现在的牧区，父母就很少送孩子去寺院，这就导致寺院的僧人数量在减少。《老狗》里面涉及到生育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担忧，和政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记者：从“故乡三部曲”到《塔洛》，中间有什么变化吗?
万玛才旦：《塔洛》的出品有一定的偶然性，中间也写过别的剧本，只是没通过。这是去年的第一个剧本，就改了小说拍了这个片子。而在创作三部曲时，确实有强烈冲动想说点什么。三部曲的藏地背景和面对的问题比较相似，比如藏地在现代文明进入时产生的变迁感，而且这些主题在三部曲中会越来越突出。
前三部的时代背景主要在1995年到2000年，《塔洛》的背景是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寻找藏戏班子拍摄的，后者是在做前者的调研时就有的灵感，故事原型里的那个老板也是在寻找藏戏班子时认识的。而《塔洛》对藏地色彩有一些淡化，更加突出人在世界上的孤独感。
记者：前段时间刚推出了《山河故人》的贾樟柯导演，也有过“故乡三部曲”，审视变迁中“有疼痛感的”故乡，新片中也有地域背景的淡化，对人类孤独感的反思。这是个巧合吗？二位同属一个创作时代，师从北京电影学院，是否曾受过相似的美学熏陶？
万玛才旦：这个电影准备去看。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每个人的创作经验不大一样，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肯定会有新的突破。《塔洛》中藏地特色的淡化，主要是故事本身决定的。突出一个人的状态中的孤独感，也不是故意淡化，就是没必要带出来。我早年理论上受巴赞的电影理论影响，在手法上喜欢纪实美学，也是你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现在接触了更多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整体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记者：长久以来，藏地在汉地的想象中，是一个奇观式的、被消费化的魔幻现实。近年来，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给想象中的西藏去魅，过去的《可可西里》《转山》，近期的《第三极》和《喜马拉雅天梯》，你怎么看?
万玛才旦：在汉地，藏文化确实存在着被消费化的倾向，但同时，我也遇过很多对藏文化抱有热爱而且比较了解藏文化的汉族人。某种意义上说，两种文明当下还很难平等对话。一个民族说另一个民族的叙事，难免会有很多假的地方。就像当下提倡要像欧洲回归田园生活一样，回归藏区的原生态生活，只能是一个愿望，人改变了，回归也只是形式上的回归。
《第三极》和以往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关注了不同个体，看到了藏民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以前的片子很少看到的，过去关于藏区的一些电影，人物要么是假、大、空，要么就是脱离实际。《可可西里》和《转山》属于涉藏题材的电影，能感觉到汉族导演和藏族导演都在尽力呈现藏区相对真实的一面，尤其是《第三极》制作团队，他们的花絮中有很真实的情感，我们看到了创作者态度的转变。
《凤凰周刊》记者/刘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3期总第5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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