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忘记过去，但不能否认历史—近代中国教育的启蒙人丁韪良

在笔者的收藏里有封特殊的信，内容是1865年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写给传教士丁韪良（martin），祝贺他翻译了《万国公法》。这封信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无论是柏尔德密还是丁韪良，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

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因贵阳教案被很多人知晓。清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 (1862年2月13日)，贵州省开州县过元宵节，地方官要求每户认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指使当地天主教教徒抗缴。开州知县戴鹿芝在贵州提督田兴恕批示“就地正法”指令下，以“破坏政令”的罪名将文乃尔和4名抗捐教徒逮捕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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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公使柏尔德密的战争威胁下，1863年12月清政府将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此时戴鹿芝已死，贵州提督衙门拨充1.2万两银赔天主教会。开州教案与其前不久的青岩教案合称贵阳教案。随后法国政府逼迫清政府总理衙门签订协定，规定教会在教案时期失去的土地应该归还教会;准许法国传教士入内地购买土地及房产。法国方面称此文件为《柏尔德密协定》。

相较于柏尔德密，在中国生活了66年的收信人丁韪良更为大家所熟知。笔者今天将对丁韪良一生中的几个重要身份进行梳理，尽可能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相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诠释。

丁韪良画像

丁韪良（英文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构北京同文馆的负责人，是当时的“中国通”。1850年，他来宁波之后，通过半年时间学会宁波话，然后为其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这对中国文化是一个贡献。

丁韪良译著《万国公法》

1863年移居北京后，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的出版和传播，帮助了当时的清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使得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受到了某些外国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就可能使其利用它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节的法律斗争，甚至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各种麻烦。在《万国公法》中，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赔偿、自治、章程、政治、选举、司法、国会、制宪...，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大清子民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后来，汉译《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不但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坂本龙马提出了所谓“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

丁韪良和他的学生们在同文馆

1869年，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身着仿牛津大学式样学袍和礼帽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教习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正式开学，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授二品顶戴。但一直以来，丁韪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却被刻意抹去了。

丁韪良身着学袍礼帽于京师大学堂就职典礼

1900年，他在亲身经历了京师大学堂中西教习横遭追杀，驻京外国使馆被围攻和焚烧，以及慈禧的出尔反尔导致大量无辜人民被残杀等惊魂体验后，对义和团和清廷作过言辞激烈的抨击，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清廷二品官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竟要求八国联军废黜清王朝，放逐和惩办西太后。其结果就是引来了官方对于他的全面封杀。

丁韪良撰写的关于光速的文章

笔者查阅到了1916年12月23日《新闻报》，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内阁总理陆征祥在丁韪良追悼会上的演说内容。他高度评价了丁韪良，称赞他的学识智慧道德同时为中西方人士所钦慕。陆征祥还肯定了丁韪良在教育和法律上为中国做出的贡献。

《新闻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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