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而逝的奥巴马政治遗产

编者按：昨天，我们回顾了奥巴马八年的外交政策在中东留下的乱局。今天，世界说带来奥巴马政治遗产回顾的终篇，与奥巴马相比，普京在过去几年为俄罗斯取得了更为现实和有效的外交成就，而特朗普的上台，则可能使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

世 界 说

李    二

发自 美国 华盛顿

 “外包”给普京的“红线承诺”

奥巴马认识到，在核军控和地缘政治议题上，离开俄罗斯的合作，美国难以有实质性的推动。

与俄罗斯的“重启”是为了缓解乌克兰颜色革命与格鲁吉亚战争后陷入冰点的重大战略转向。 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好。接替普京上台的梅德韦杰夫致力于打造自己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自由派形象。在利比亚干涉问题上，梅德韦杰夫政府和美国达成了谅解与合作，没有在联合国对美国为首设立禁飞区的提议投反对票。但是普京对梅德韦杰夫的决定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卡扎菲的背叛，以及对美国的屈膝投降。

时为总理的普京本来无权对总统的外交政策发表评论，但他仍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接下来，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后，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内利在莫斯科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普京、反统俄党示威。普京大惊失色，一度认为“颜色革命”即将进入莫斯科。他从一名前克格勃探员的职业习惯出发，发现自己被美国国务院（尤其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主导的阴谋所环绕，于是决定反击。自2012年他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后，普京对俄罗斯社会、舆论、以及NGO的管控愈发严苛，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愈发抵触和冷淡。

△俄罗斯2011年“反普京”游行现场

随着2013年底-2014年初基辅抗议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冰点。美国的理想愿景与地缘政治的龃龉再次暴露无遗：正如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不留情面地指出那样，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核心利益，对于美国而言，乌克兰最多是可有可言的边缘利益。为了乌克兰而与普京大打出手是双输的结局。并不有利于任何人。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的“民主”抗争、亲西方亲欧洲的象征意义如此强大，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绝对无法坐视不管。于是就有了从美国驻基辅外交官到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大批美国政要站在广场抗议者一边的盛景，也间接促成了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但对普京来说，这是西方对其固有势力范围毫不留情的侵蚀，他必须反击。

如今，美国和欧洲盟国再次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他们要帮助乌克兰进行民主改革，不承认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的合法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地缘政治出发，为了避免进一步挑衅普京，因“边缘利益”和俄罗斯冲突升级，美国又既没有武装基辅政府，也没有计划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于是，正如叙利亚一样，乌克兰东部在两次明斯克协议之后，仍然是战场，每天都有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人与平民血染沙场，而局势毫无突破进展。

同样的绞肉机式战争在叙利亚-伊拉克战线以更为残酷的方式展开，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着另一个让奥巴马感到尴尬的角色。奥巴马没有履行自己“红线”的承诺，反而将这个任务“外包”给了普京。在俄罗斯的协调之下，阿萨德销毁了一批核武器。但是这也久使普京名正言顺的有了干涉叙利亚内战的机会。在反对IS和恐怖主义的口号下，普京派出战斗部队，扶植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通过残酷无情的轰炸，夺回了反对派据守多年的阿勒颇。以无辜平民的鲜血为代价重申了俄罗斯在后苏维埃时代于中东的政治存在。

△反对派与阿瑟德政权激战后的阿勒颇

理想主义的愿景

奥巴马和默克尔所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封锁与制裁尽管对俄罗斯造成沉重经济打击，但却并没有损害普京的政治威望，反而为俄罗斯的反西方宣传提供了切实材料。俄罗斯的“影响力攻势”（influence campaign）反倒是捷报频传。尽管当选总统一再表达疑问，今年美国大选的政治乱象明显有着俄国情报部门的参与。

西方世界的主流精英惊叹威权主义的触手已经扰乱民主秩序的核心，不独在美国，从匈牙利、法国再到英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这些疑欧右翼民粹政党，都与普京有着意识形态甚至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跨大西洋的“民粹主义”国际，似乎正在成形，而这一“运动”的轴心是否是普京和川普，仍待进一步观察。普京和川普的大胆冒险与不顾及规范的上下其手超乎常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八年对普京的动机和报复心，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挑战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违逆其在能源和贸易上对俄罗斯相互依赖的经济结构，早就引起广泛不满。

而奥巴马最为影响深远的布局：以泛太平洋合作伙伴条约（TPP）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反倒更少有可点评之处，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广泛共识。因为这一战略转移其实起自其前任布什时代。军事上，美军将愈来愈多的舰队和兵力部署在亚太，维系力量的平衡，而TPP除了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愈发自信的中国所设置的环太平洋壁垒。无论如何，这一变化预示着漫长的博弈与猜测，其起源和流变都甚少有奥巴马个人的独特影响。

外交政策总是长期战略和对紧急情况的反应的混合。奥巴马的外交愿景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他对安置其理想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愈加灰暗。他因反对核武器而获得诺贝尔奖，却拨巨款更新美国的核武库。他访问日本广岛，对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表达痛惜，却无法承认美国当初使用核武器是错误的：因为日本这个遭受核武轰炸的国家，如今的和平主义宪法，仍然需要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他承诺关闭关塔那摩，但是却一再拖延。他或许避免了派遣大规模部队海外作战，但是从来不吝惜使用无人机、特种部队剿灭美国的敌人。他对国际协调的重视、他对美国在中东和世界角色的重新定位，都反映了后伊战和后金融危机时代，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守势的现实。他对穆斯林国家前景感到失望，他质疑美国的实力和干涉可以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善。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批评的，外交离开了实力的辅佐，能够成就的十分有限。奥巴马的理想需要实力的铺垫，但他从来无法平静接受实力的阴暗面，哪怕他明白自己必须与其共存。

△2016年奥巴马访问日本广岛

恐惧代替希望，沮丧代替期盼

奥巴马是聪颖的，不过聪颖也会滋生傲慢。2012年他嘲笑共和党总统竞选对手罗姆尼对俄罗斯的警惕。2014年他嘲笑伊斯兰国是“青年队”。他对华盛顿的外交建制派的“游戏规则”十分不满，认为自己比这些专业的外交官和政策老手有着更为灵活和深刻的理解。在《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他承认自己不想成为华盛顿“规则书”的傀儡，不会按照五角大楼和雾谷的期待去过度滥用武力。但是，意外的因果总是超越哪怕是最高的人类智慧，短期内的节省和智慧，往往成为长期的负担。

△奥巴马在大西洋月刊访谈中表示，

不想做华盛顿”规则书的傀儡“

基辛格数次强调：观察行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十分简单，但是设想不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却很难。在奥巴马时代，我们有幸观察到“不行动”的后果：伊拉克战争如告诉美国人，盲信的圣战（crusade）热忱与对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会导致灾难，那么奥巴马似乎过度学习了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仓促撤军促成了伊拉克的叛乱，不作为又错过了干预叙利亚局势的最好机会，让俄罗斯抢占了干预的先机与主导权。如今叙利亚-伊拉克内战不只是一场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催生的难民潮和针对欧洲的恐怖袭击摧垮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欧洲一体化共识。

这意味一场有序的撤退或许有可能演变为失控的溃败。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极大的刺激了极右疑欧派政党的崛起，促成了英国退欧，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帮助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位利用愤怒上台的纽约地产商人，发誓要瓦解奥巴马的一切内外遗产。就在川普当选的当天，白宫宣布将不再试图推动国会通过TPP，这基本宣告了其死亡。与此同时，尽管伊朗核协议成功签署，但是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似乎是对奥巴马无核世界的嘲讽。

八年前，在一阵清新的旋风中，奥巴马承诺带来改变；八年后，另一位宣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人”刮起另一阵暴风。世界正在颤栗中猜测这意味着什么。当前的形势很像是八年前的镜像对位。只是恐惧代替了希望，沮丧代替了企盼。或许对奥巴马而言最大的讽刺是，在利用美国总统的巨大权力铸造若干遗产之后，他将亲手把这同样巨大的权力交给这些遗产的毁灭者。或许预示到了这一结果，奥巴马当局没有行使否决权阻止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的联合国决议。愤怒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民主、共和两党亲以色列的议员都表达了抗议。当选总统川普推特表示：1月20日之后，一切都会变化。 不管这位大亨有多少前后矛盾的发言，对于这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似乎少有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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