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能成为撒切尔2.0吗？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这样说。
一贯以温斯顿·丘吉尔为榜样的鲍里斯·约翰逊完美地适用这句名言。现在，大戏演到了下一幕。
经过两个月的角逐，保守党在9月5日星期一中午宣布莉兹·特拉斯以81326票战胜赢得60399票的里希·苏纳克（57%对43%）当选新领袖，并将于9月6日星期二前往位于苏格兰东北部山区的巴尔莫勒尔城堡接受女王的拜相邀请——约翰逊会先一步觐见请辞并“推荐”新首相，特拉斯会成为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下的第15位首相——随后立即返回伦敦任命新的内阁。星期三中午，她将在下议院出席她的第一次 “首相问答”。预期她将立即公布一份新的处理能源涨价危机的计划，可能包括由财政出巨资补贴能源供应商以冻结零售价格。同样在本周之内，一份紧急的经济情况报告将会提交给下议院，指明减税促增长的时间表。此外可能还会公布一份关于避免NHS崩溃的计划。
欧洲军事冲突和对峙白热化，美国陷入自己的麻烦，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滞涨，工会频繁发起罢工，生产率长期低迷，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英镑下挫，国防和公用事业长期欠缺投资，公共卫生和教育水平亟需改善，北爱尔兰问题困难重重……所有人都知道历史给出的参考答案姓“撒”，而保守党已经把党首选举开成了全英撒切尔学专家辩经大会。莉兹·特拉斯当然一心想成为第二版的玛姬·撒切尔，哪怕是笑剧版的——一位毒舌的法国朋友评价为“能在沃尔玛里买到的撒切尔”——然而她却选择了一个更接近道格拉斯-休姆或者爱德华·希思的入场时机。
充分解决了多样性问题的内阁
在谈政策之前，让我们首先处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出身。在苏纳克对阵特拉斯的形势刚刚明朗时已经有许多人在问，2022年的保守党是否准备好了接受一个滴酒不沾的信奉印度教的肯尼亚-坦桑尼亚-旁遮普二代移民做首相。这些自以为高明的人还是应该多多回顾历史，曾经也有很多人质疑1783年的托利党是否能接受24岁的小威廉·皮特；1868年的保守党是否能接受塞法迪犹太人本杰明·迪斯雷利；1925年的保守党人是否能接受终身未娶而且性取向被津津乐道的亚瑟·贝尔福；1937年的保守党是否能接受公开的无神论者内维尔·张伯伦；1979年的保守党是否能接受“杂货店主的女儿”玛格丽特·撒切尔；1990年的保守党是否能接受中学辍学的约翰·梅杰。种族主义者看谁都是种族主义者。
而且，尽管内阁名单尚未公布，已经基本可以确定的是，47岁加纳裔二代移民现任工商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i Kwarteng）将出任财政大臣， 母亲来自塞拉利昂的前任保守党主席、教育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将出任外交大臣，在早期角逐中一度抢跑的肯尼亚和毛里求斯裔二代移民现任总检察长苏拉·布拉弗曼（Suella Braverman）将出任内政大臣。
算上特拉斯，四大内阁重臣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白人男性。其中财政大臣一职从2019年约翰逊上台以来已经接连由巴基斯坦裔的萨吉德·贾维德（被招安之后有传言说会被发配管北爱事务）、印度-乌干达裔的里希·苏纳克和伊拉克库尔德一代移民纳齐姆·扎哈维（传言有望转任兰莱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这三个少数族裔政客担任，而内政大臣自2018年以来先后由贾维德和印度-乌干达裔的普丽蒂·帕特尔（大概率出局）担任。保守党高层头面人物的这些年来的多元化趋势是连贯的。
● 可能将出任内政大臣的现任总检察长苏拉·布拉弗曼（Suella Braverman） / 网络
特拉斯本人在2016年就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兼司法大臣时就成为了第一次出任这个延续一千年的官职的女性。她的内阁中至少还会包括竞选中崭露头角的尼日利亚裔右翼战士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有可能分管文化或者教育。其他的白人女性政客则会有很可能留任国际贸易大臣的安妮-玛丽·特里维廉（Anne-Marie Trevelyan）、有可能晋升卫生大臣的泰蕾兹·科菲（Thérèse Coffey）等，克洛伊·史密斯（Chloe Smith）和已经被招安的佩尼·莫当特（Penny Mordaunt）很可能也会有位置。《泰晤士报》认为温迪·莫顿 （Wendy Morton）有可能成为首位女性党鞭长。
白人男性里，在下议院一躺闻名的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和约翰逊的亲密战友史蒂夫·巴克莱（Steve Barclay）很可能会被当成前朝遗老供起来。党内中左派的汤姆·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或许可以凭借在后座议员中的人气得到外交方面的一席之地，但是恐难获重用。支持苏纳克的元老级“造王者”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和交通大臣格兰特·夏普斯（Grant Shapps）则会悉数出局。内阁高层最重量级的白人男性可能会是趁着战争出风头的国防大臣本·华莱士（Ben Wallace）。
党首有了，然后呢？
其实相比于种族和性别，在党内竞选期间愿意翻旧帐的人们更多是在争论，2022年的保守党是否准备好了接受一个年轻时公开主张废除君主制和大麻合法化的16年留欧派小将特拉斯（父亲是利兹大学的纯数学教授，母亲是核裁军运动的活动家），而用来攻击苏纳克的反而是温彻斯特公学出身的标签和早年间说自己“没有工薪阶层朋友”的录影带。
作为一台运行了三百多年的无情的只以掌握权力和攫取利益为目的的机器，保守党虽然充满了各种别的问题，但是在用人不拘一格方面从来不让人失望，反而是工党在这方面遇到的障碍比较大。如果苏纳克成为首相，对右派可以勾起大英帝国“民归之由水之就下”的美好回忆、讲一个贫苦家庭靠辛勤奋斗取得经济成功的励志故事，对左派则可以让试图走“身份政治”路线动员选票的对手无路可走，不失为一步妙棋。
也因此，特拉斯胜利的基础远远要比键政家们一眼能看到的肤色问题深刻。
虽然英国保守主义也可以说得千头万绪天花乱坠，但是归根结底，保守党的选举宗旨就是要照看好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并不是什么一抓就灵的话头。门道在于两点：首先，谁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其次，该怎样照顾他们的利益，或者该怎样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能得到照顾。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只要英国社会中相对主流的人群是既得利益者，并且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比较好的照顾，政局就能大体上稳定，保守党的政权就能延续。反之，如果越来越多的选民感觉自己成为被剥夺者，这些人就会转投工党；如果既得利益者觉得保守党没法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不投票，或者转投自由民主党，或者转投其他右翼政党。两件事同时发生，保守党就会失掉江山。前者取决于大的气候和形势，一旦政治钟摆开始决定性地朝着不利于执政党的方向运动，不论谁来掌舵都很难力挽狂澜。然而后者则是可以靠换党首来解决的。
约翰逊当然比所有外围观察者都更懂这些。没有人比他更擅长在乌泱泱一群政治动物中把握和诱导他们“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部分，但是他没有选择，只能在一条没有胜算的路线上押宝。约翰逊在辞职演讲中说到，“正如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所见，‘群体’的本能是强大的，一旦‘群体’开始朝着某个方向运动，谁也没法阻挡；我的朋友，在政治中，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完全没有”。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约翰逊没有不可替代性，他上位凭借的是脱欧的风口，而他能执政三年，除了一次次借助突发危机续命，就是靠站在19年的制胜联盟上不断给他的同僚灌输这个逻辑：保守党不可一日无“红墙”，“红墙”不可一日无约翰逊。只要保守党议员买这个账，就谁也动不了他。
● 2019年英国大选结果，保守党依靠夺下传统上为工党票仓的“红墙”地区赢得胜利 / Wikipedia
但是这个逻辑的迷惑性大于可行性：首先，保守党过去没有“红墙”照样可以赢得大选；其次， “红墙”之所以之前一直归工党不是偶然的，留住这些选民是要真金白银往里填的。 “撒切尔以来最大胜利”只给约翰逊本人带来了政治资本，对于资深保守党人及其支持者而言，则是真真正正的负担，反倒是让工具人约翰逊有了脱离控制的趋势——红墙产生的新晋议员至少在相当长时间中大部分都对约翰逊忠心耿耿。就像是中国历史上南朝的权臣一次次发起北伐，站在朝廷的角度上看，半途而废顶多是有点惋惜，真成功了才会血本无归。
保守党确实足够老到，及时卸磨杀驴，避免了美国共和党的命运。
毫无疑问，局中人对此都心知肚明。特拉斯和苏纳克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组织了那么多辩论和政见发布会，半点真的振兴方略都不承诺，因为他们都知道，“levelling-up”可以接着喊，绝不能真的干。
在放弃约翰逊的制胜联盟之后，保守党下一次大选的手段就剩下了老几样：第一，靠财经方面的政策阻止自己的基本盘倒向自民党；第二，借罢工和生活成本上涨挑唆工党内部布莱尔派和科尔宾派的路线斗争——真正的“你背叛了工人阶级，XXX”的二十世纪风格路线斗争；第三，跟SNP接着打默契球，保证工党和自民党在苏格兰比保守党更边缘化；第四，赌下次大选之前欧洲军政形势能有一些利好。剩下的移民问题、北爱问题、“跨性别女人是不是女人”问题等等都只够刺激基本盘，不够赢下多数席位。
后面几件事都属于保守党祖传的看家本领，换谁上都差不多，所以核心议题集中在财经问题上。但他们谈的财经问题却让大部分窘于物价上涨的英国人感觉不接地气。用最通俗的话讲：如果一个人对于超市价签的关注大于对减税的兴趣，如果他想到利率考虑的是还房贷负担上升而不是存款、保险和养老金的收益，这个人大概率不是两位候选人现在要争取的对象。我在七月份说，苏纳克虽然一时呼声高，但是没有真正的胜算，就是因为他的财税政策不可能得到多数保守党人的支持。苏纳克每一次露面的时候都强调，减税是条“轻松的路”，而他选择了艰难的选项。但是正如约翰逊在取得了2019年的胜利之后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负担一样，苏纳克既然在疫情期间做了人见人爱的散财童子，现在就不得不把自己亲口提出的加税路线走到底，这样他即使失败了也还算代表了一股势力，一旦改弦更张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 在党首角逐中功亏一篑的里希·苏纳克 / 网络
所有早期候选人，除了苏纳克，都主张减税。不论他们中谁出线，都能在最后击败苏纳克（不过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是特拉斯）。为了弥补这一先天缺陷，苏纳克唯一可行的选择，当然也是他主打的策略，就是试图展现他比特拉斯“更像首相”（more prime- ministerial），更受到中间选民喜欢，因此更有可能赢得下次大选。这是唯一对他而言可以一试但是终究走不通的路线，原因正如我刚刚解释的：英国毕竟是议会制的典型，是政党赢得大选而不是首相候选人个人赢得大选（当然在任的党首总是愿意吹嘘个人成就）；到2024年，他们两个都不大可能改变大环境，而针对反对党能做的操作都差不多。
这两位牛津PPE毕业生（特拉斯是墨顿学院的，苏纳克是林肯学院的）都主张经济自由化，尤其是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去监管，在这点上没有多大差别；两人都主张强化移民控制，执行卢旺达计划，站稳反“woke”立场。处理冬季取暖成本和电力紧缺的问题方面，两位候选人都承诺一定的补助，但是都无法做出具体的许诺。两个人都大谈加大开采北海石油以及同时投资核能、风能、潮汐能和生物质能，但这也是保守党的固有立场。
在更具体的诸如能源企业暴利税、给家庭更多补贴、更严格地控制天然气和电力零售价格等问题上，大家都能理解，他们现在不论说什么都不算数，随着情况推移会改变。
他俩的主要差异在于，苏纳克主张坚持加税，缩债，维持政府开支，精准投放财政支持，审慎扩张军费，维持央行独立性；特拉斯的核心主张是减税，同时大力扩张军费，砍其他开支，期待“涓滴效应”惠及多数人，大幅举债，拉高利率，不惜削弱央行独立性。
让我们用资本市场的类比来解释保守党人面临的选择：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的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暂时没法出手），公司长期占据压倒性的市场份额，多年来都在盈利，但是竞争者很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要夺走行业里的统治性地位；至于究竟能不能战胜友商，主要取决于市场大环境和一些黑招。现在两个人竞选董事长，一个人倾向于做大规模的长远的投资；另一个人主张尽快大举派息。你会选择哪个人呢？
● 新任首相莉兹·特拉斯 / 网络
如果我们把坚持“可靠的财政”（Sound money）视为有待大量投资才能在长久的将来带来回报的业务，而把立即借钱减税看作把执政的红利尽快派给股东，我们就可以理解，保守党人急着在下次大选之前把手中的权力尽快变现，并非一个不合乎理性的选择。从1832年改革以来还没有政党能连赢五场大选，即使这次能赢，工党独立或者联合自民党上台也不会太远，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如落袋为安。
苏纳克当然会大力标榜自己代表保守党的更加“撒切尔”的路线，坚决反对大搞赤字财政，恐吓说利率上升同样会让老百姓背负沉重的代价，扼杀经济活力，同样可能让经济进一步恶化，而且把债迟早要连本带利地还。然而恐怕这一套说辞吓不到保守党人。保守党确实整体上更加认同“可靠的财政”，Sound Money是撒切尔-梅杰时期和卡梅伦-奥斯本时期的重要口号。但这主要是为了削减政府支出实现减税，绝不是为了加税还债。
英国国债占GDP比例在当下趋近100%，债务利息也达到了一个时代以来的新高。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英国国债利息都要占到GDP的4%以上，而现在这个数字依然维持在历史上较低的水平；更久远的时代，从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到克里米亚战争之间的一百多年里，英国国债更是一直维持在100%以上。何况，如果特拉斯赌赢了，保守党可以在再赢下五年之后慢慢还债；如果赌输了，还债的负担和加税的账会记到工党头上。
而利率方面，从战后繁荣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5%以上的利率司空见惯，尤其是在撒切尔执政时期通常是在10%上下大幅度蹦极。而保守党支持者更有可能是能从高利率中获益的人——高利率是相当高效的把财富从依靠工薪的人手中转移到食利者手中的神器——他们的年龄结构也使他们对于高利率并不陌生。何况，毕竟2024年才大选（有一些明年秋天大选的传言，对此我很怀疑），英格兰银行预期会通胀率两年内会回落到2%附近，如果出台更激进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更快。
特拉斯的“约翰逊问题”
正是因为转而谋求讨好基本盘并且在2024年前重塑一个小而够用的阵营，特拉斯上台才给英国政坛注入了一针久违的确定性。清晰地知道谁会被照顾、谁会被抛弃，至少一部分人手里攥着的空头支票可以得到兑现，而希望落空的人可以决绝地重新投回工党。从民生的角度看，这是很残忍的事；但是从政体的角度看，左人归左、右人归右，重整旗鼓再开一盘，总比大家都虚虚实实忽忽悠悠来得强。
特拉斯依然有不少棘手的政治决断需要做，主要是关于如何处理跟约翰逊及其旧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她马上就需要决定是否运用政府的影响力来试图停止特权委员会对约翰逊涉嫌误导议会的调查。一方面讲，她应该对这部分给予自己极大支持的人知恩图报；另一方面来说，展示跟前朝烂事一刀两断的姿态，顺便敲打其他人搞清楚新情况，也是很正常的考虑。不过，这种问题考验的是常规意义上的政治手腕，不是什么无解难题。
● 告别首相位置的约翰逊在英国政坛仍将维持其政治声量 / 网络
在更大的层面上，不论约翰逊是留在下议院还是转移到媒体界，都依然会保留着巨大的声量。撒切尔在梅杰当政时期的“从后座上把握方向盘”的干预就让梅杰非常不爽。而此刻下台并很大程度上被主流舆论界放逐的特朗普依然统治着美国共和党。当然，约翰逊下台的情势和姿态远远不如撒切尔当年，而他也不像特朗普那样自带足够庞大的支持群体可以左右本党议员的去留。依然会有支持者经过这一切依然“喜欢”他，但是这些人不论如何都会在大选中支持保守党，而英国体制下的议员则不需要经过初选。
约翰逊很难真的当太上皇，但特拉斯会怎么盘算就不一定了。
政治观察家已经推出了很多版本的关于约翰逊如何谋划卷土重来的理论。他当然有可能在考虑，而且保持各方面对他的动态的兴趣对于他来说也有利。不过这绝不会在下次大选前发生，而如果保守党在特拉斯领导下赢得大选，就更不会发生。即使保守党输掉大选，他恐怕也难逃追究——跟丘吉尔当年还能卷土重来的情况不一样，1945年保守党大选失利是大势所趋，丘吉尔本人受欢迎的程度比党派要高。
实际上，约翰逊最好的归宿就是维持一定的无害的政治影响力，帮助特拉斯尽量多执政几年，到时候在上议院或者嘉德骑士团年会上跟老对手们一笑泯恩仇。至少最近，这位一贯以善于打破常规闻名的政客看起来出乎意料地颇守政治规矩，而围绕他的阴谋论，如果不是刻意为之，就只能说是人们对他逃出生天的能力印象太深刻了，类似于梅特涅收到塔列朗的讣告时说的那样，“我在琢磨他这一出又是什么意思。”
某些职业批评家指责当前英国政府进入一种“僵尸”状态，没有抓紧时间处理生活成本危机的问题。这大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反对党既不想要一个积极有为的保守党政府，又不想要一个消极无为的保守党政府，只想要没有保守党的政府。所有人都理解，看守内阁最重要的宪法职责就是确保什么重要决定都不做，尤其是在没有成文宪法的情况下，更尤其是经常被拿来跟约翰逊相互参照的特朗普已经示范过反面教材的情况下。何况，对保守党来说，如果有什么解苍生于倒悬的好事，当然是要留给新人来做，这样花出去的钱才能在未来大选里派上用场。
马上退休的约翰逊可以给自己塑造形象但是绝不能显得恋栈，等候接班的特拉斯则需要勾起人们的期待但是绝不能显得心急。事关权力的平稳过渡，任何容易被误解的信号都是危险的。约翰逊此时能做的对英国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跑到希腊度假。
英国的特拉斯-克沃滕时代
回到治国的问题。在财经方面，一系列具体政策都需要紧锣密鼓地敲定和推进，但是好歹大方向定了，而且在竞选最后几周中，她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起草各种纲领文件。特拉斯明示她会突破一些经济学“常规思维”，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某种程度上恢复政府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直接控制，至于这会重塑金融城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目前未可知。
● 现任工商大臣夸西·克沃滕 / 网络
现任工商大臣夸西·克沃滕博士早在一个月以前就被盛传为入住唐宁街11号的大热门，他被认为是特拉斯的亲密战友，可以重建卡梅伦-奥斯本式的合作关系。他曾是伊顿公学的国王奖学金学者和纽卡索尔奖得主，手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古典学和历史学双一等学位，拿过肯尼迪奖学金去哈佛求学，最后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史博士学位，出版三本专著，一本讲英帝国史，一本讨论近代帝国的战争财政和国债史，最后一本则关于撒切尔第一任期内的政治成就。
撒切尔经济学在短期阵痛之后能取得至少部分成功，核心不是减税和提高利率，而是重新为英国找到了在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另外就是私有化。前者暂时看不到方向，后者已经几乎做到头了，除非真的动NHS。英国经济过去十年中低于德国和美国的增长率的背后是甚至已经跟意大利和西班牙差不多了的生产率，而低生产率的背后是长期G7垫底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例和商业投资占GDP比例。
保守党重新执政后，生产率曾经出现过一个增长阶段，但是也只是短暂超过了葡萄牙，从2016年又开始停滞和下降。不能说保守党政府没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近几年中他们带来的持续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此条件下，英国可以维持比法国高的GDP，已经是把它能发挥的优势包括营商环境、科研能力、创新水平、文化实力、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开放程度利用到极致了。
然而税收、监管、政府规模恐怕都不足以解释这种长期低投资的现象。克沃滕星期一早上在一贯反脱欧、反特拉斯的《金融时报》上刊文宣称特拉斯政府将“坦坦荡荡地支持经济增长”，坦白未来几个月会很艰难，承认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只增长了0.4%，明确特拉斯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平均每年2.5%的经济增长，安抚市场说英国现在的国债水平还不到需要财政紧缩的时候，并澄清会尊重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但是要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起来。
眼下，还没有人知道特拉斯-克沃滕组合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一帮“新生代”人物争相抢着打撒切尔的大旗，这本就表现了保守党在思想和人才方面的造血能力的枯竭。现在，卡梅伦的“诺丁山圈子”早已远去，曾经威风凛凛的“欧洲研究小组”也在跟约翰逊的消耗战中风光不再，权势转移到了特拉斯和克沃滕的格林尼治圈子。实际上，特拉斯和克沃滕、苏纳克和拉布（这位鼎力支持苏纳克的副首相近来已经不出声了），都算卡梅伦大力推党内改革时拉扯起来的，而本次党首角逐中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大放异彩的局面也是当时着力培养的结果。
然而六年三次党首更迭，每一次都要换血，人才梯队建设的节奏被打乱，特拉斯能提拔的新鲜面孔究竟成色几何很令人怀疑。
或许保守党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在于，他们还有一套解决方案，缝缝补补能凑合用，而所有人都知道工党甚至拿不出一套融贯的说法。但是过去两年中，新西兰工党和澳大利亚工党先后赢得了议会过半多数，而德国社民党成功地利用基民盟的困境实现掌权，他们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方案。保守党靠操纵短期上的政治议程获得的优势到底有限，而选民的厌烦感几乎只会与日俱增。
卡尔·马克思在那篇文章结尾说，“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当代英国政治毕竟无聊得多，充其量是抛鸡蛋。约翰逊执政时，议会广场上丘吉尔的雕像确实遭遇过攻击，不过那件事并非他的责任。至于特拉斯，留给她威胁撒切尔的雕像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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