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一份请愿书放在了汉王刘邦的案头。
上书人是当时的中国身份最尊贵的7个人，分别是楚王韩信、韩王韩信（韩国后人与名将同名）、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诸侯王。
诸侯王们共同拥戴与他们同级的汉王刘邦即皇帝位，理由是：
（1）灭亡无道暴秦，刘邦先入关中，虏获秦王，在灭秦事业中功最高；
（2）刘邦对各个诸侯王裂土封疆，有大恩德，立皇帝尊号，方能区别主从。
看到这封奏疏，刘邦没诚意地推让几句后，就亟不可待地以“便于天下民”的理由，泰然受之，换句话说，是“人民选择了他”，让他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被选举上台的皇帝。
在7个人的“民主程序”走完后，在山东定陶，一条名为氾水的小河北岸，前齐王韩信的军营旁边，7位心情各异的诸侯王，与汉王朝的太尉卢绾带领下的300名文武官员，一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54岁的老者，曾经的泗水亭长，父亲口中的无赖子，一步步走上皇位。
01
这个仪式，当时是空前的创举。在这之前可知的历史里，商汤是“天命玄鸟”的后人，是殷商部族的领袖，建立的是天邑商、大邑商，他灭亡夏桀是诸侯伐君，在这之前早已经有自己的宗庙、臣民。
此后的周武王是后稷的子孙，在古公亶父的时代，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国，到周文王时代已经是西土的伯主，最终于牧野一战灭商，是周武王的能力也是世代的积蓄。
即便是并吞天下的秦始皇，他的祖先是传说中辅助大禹治水的伯益，是商朝的忠臣飞廉、恶来，经过周朝的蹂躏和统治，嬴姓后人，终于在周的分封之下，建立了秦国、赵国，经过多少代国君的努力，一统六合。
换言之，他们都是贵族，而刘邦，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史记》连他爷爷的名字都没有记载，只将他的父亲写作刘太公，母亲写作刘媪，一个刘老爷爷、一个刘家老太太，起码到他父亲这一代，不要说卿大夫，连士都不算了。
前代叫并吞，叫取代，前代有亲族，有臣从，他有什么？
刘邦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的王朝并不是“家天下”，而是一圈圈的联盟，他和妻子吕雉的家族的联盟；他和萧何、周勃等等代表的3万丰沛元从的联盟；他和以韩信为代表的随他入汉中的10万诸侯子的联盟；他和臧荼、张敖、韩王信等等六国后残余的联盟；他和英布、项伯等等项羽残余势力的联盟。
联盟的对手，就是天下的百姓，所有以上这些人，都在竭尽全力用手里的刀剑，将本属于一个个“人”的前途、财富、家庭，乃至于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刘邦希望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他的一生，就一直沉浸于分辨自己人、敌人的“剥玉米”式的游戏。
▲电影《王的盛宴》中韩信之死
这个游戏，放在《史记》里总结，就是一句：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个游戏从“做玉米”，就像毛泽东对胡耀邦所说：
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把自己的联盟者搞得多多的，得天下之后，则致力于把自己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个“争”与“得”的转折点，就在定陶，就在韩信的军营旁边，就在那个草台班子一样的祭天高台上。
这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之前，刘邦是法理上与七位诸侯王平起平坐的汉王，只是他拥有的武力最强，足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在这些潜在竞争者的眼里，比如已经第二次被闯进军营夺去兵权的楚王韩信、比如在楚汉决战中敢于放刘邦鸽子的梁王彭越、再比如日后逃亡匈奴当汉奸的韩王韩信，刚刚灭亡项羽的刘邦，不过是又一个位在诸侯之上的西楚霸王。
在这之后，刘邦成为了诸侯王的君王，是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天下的共主，反对他，就是在反对之前共同作出的盟誓和承诺，可能面对的就是“天下共击之”。所以，刘邦宁可在皇后吕雉、丞相萧何这样重要的人物全部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这个简陋的仪式。
趁着灭亡项羽的时机，7个诸侯王身在联军之中，搞一下“民主”，把自己的皇帝身份敲定，确认上下名分，是刘邦的最优选择。相对这个结果，定陶不是长安、洛阳，氾水之阳不是长乐宫，政府班子不齐整，礼仪制度不完备，全都不是事儿。
这就是“名分”的力量。
02
这个道理，韩信懂、刘邦懂，甚至连齐国的一个戍卒娄敬也懂。
娄敬在洛阳见到了已经当上皇帝的刘邦，问他：“陛下在洛阳建都，是要学周王朝吗？”刘邦应是。
娄敬不太给面子，直接指出：“陛下得天下和周朝大不一样，学不来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娄敬告诉他，周朝积德行善十几代人，到了文王、武王两代才天下归心，八百诸侯在孟津追随伐商。直到成王即位，才在周公的辅佐下营造洛阳新都，后来周朝衰落，诸侯不朝，不是周朝德薄，而是形势逼人。
反观刘邦，一路打过来，大战70场，小仗40场，因此死者不计其数，和周成王、康王比民心，那是完全没法比，还不如西入关中定都，纵使关东大乱，起码还能保全秦国旧地，大不了学秦国再打一次统一战争就是了。
听了娄敬的话，刘邦又被关东籍的功臣劝阻，直到留侯张良表态，汉帝国才正式决定西迁关中，定都长安。
这段君臣对话中隐藏着什么心照不宣的信息？
其实很简单，周朝的统治是依赖于政治传统的合法性，即“德”；而汉朝的立国则依靠的是军事占领，即“力”。
这里的“德”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慈善、仁厚，而是已经成为传统的“习惯”，也就是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周朝的统治，通俗地说，我爷爷时候跟随周天子、我父亲跟随周天子，我也跟随周天子，就把“习惯”变成了传统，成为不需要解释的道理。
在现代人看来，“德”是虚妄的，“力”是实在的，却恰恰忽视了，“力”会随着时间发生强弱逆转，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未被特定宗教征服精神世界的国度里，“德”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观、世界观，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更是解释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另一个政权的关节点。
娄敬指出了一个汉帝国的根本问题，在没有“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你的“窃国”就是天下人的敌人，所以，在强秦稍稍露出破绽时，关东人会四面八方地迎立“六国后”，是这些国王的祖先们对百姓很好吗？
当然不是。
只是作为前半生都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刘邦、项羽、张耳、陈馀们，他们对于“齐楚燕韩”的旗帜的习惯，要比“秦”多得多，而秦国依托于成文法的繁琐社会管理体制的快速复制，又一次性打碎了他们无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饭碗。
此时，秦始皇面临的难题抛给了刘邦，他的选择很简单，把球再踢出去，踢给关东的诸侯王们。
而他本人的当务之急，是在他有生之年让自己的家族掌握足够的力量，一层层地“剥玉米”，让有威胁的反对者永远消失，当你翻开《史记》，就会发现在刘邦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征战、猜忌、杀戮，同时，将自己的兄弟子侄替换到空出来的诸侯王位上。
在这些被克隆出来的“汉”王国土地上，全盘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连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律”和禁止三人以上无故聚饮的恶政也一概接收，刚刚开国的汉帝国，并不是什么咸与维新的王道乐土，仍旧是一个毫无自由的大兵营。
03
兵营需要敌人，也最不缺少敌人。
无论是写信羞辱吕后的匈奴冒顿单于，还是屏塞五岭的南越王赵佗，就连东方的刘姓诸侯王，也一样是皇室的敌人。刘邦死后，吕后、汉惠帝就颁布了《关津令》，以扞关（在今三峡附近）、武关（在今陕西商洛）、陨关（在今湖北十堰）、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等五个关卡为封锁线的门闩，堵死关东各国从关中地区获取黄金、铜、马等战略物资的可能，同时严禁自关中向各个诸侯国的人口迁徙。
所以，诛除“暴秦”的故事，在这个时代，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因为除了“齐楚燕赵”的旗帜还在一个个诸侯国飘扬之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秦朝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连衣服、旗帜的颜色都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个时代，《三国演义》里提到的“炎汉四百年”的说法还并不存在，大汉王朝所尚的仍是水德。
对，你没看错。
秦始皇标识自己受命于天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附会王朝的“德运”，秦汉之际流行的是“五德相胜”，也就是后一个王朝的“德”克前朝的“德”。周朝是“火德”，秦朝就是“水德”，以水克火，所以衣服、旗帜全部尚黑色，把黄河改名“德水”。同时还要改正朔，把十月初一作为一年的岁首，数字也以六为基础单位。
号称遵行法家的秦朝信的这一套，其实理论基础是从儒家中来的，《礼记》中说：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翻译过来就是，通过修改这些和生活有关的东西，告诉普通百姓，朝廷变了。
▲电影《秦颂》中的秦始皇
不过，刘邦的新朝，在计相张苍的主持下，一点没改，在否定秦帝国作为合法政权的存在的前提下，西汉王朝全盘继承了“水德”，隔代克了一把周朝，搞了回“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汉朝初年的服色、旗帜，还是秦朝那一套，同样是十月作为岁首。
只是人没有前后眼，刘邦再英明也想不到不到60年间，汉帝国中央和地方发生了诸多变动，逐渐将立国之初的合法性根据消灭殆尽，新生代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汉之所以兴，秦之所以亡”，换句话说，就是“汉如何不亡”。
先是一个个地翦灭异姓诸侯王，换成刘氏子孙，汉高帝五年联合推举汉王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王会议”不复存在，皇权的授权来源面临虚无，缺少了当年一同打倒“暴秦”的统一战线的加持，如“汤武革命”（商汤、周武王推翻前代暴政的义举）一般的正义行动变味成了一家一姓的夺权斗争。
之后是功臣集团诛灭诸吕，顺便把汉惠帝的儿孙杀了个精光，打倒“反革命集团”又搬倒了“少主”，换上了汉文帝刘恒，就连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规则也被功臣列侯集团的政变砸得粉碎，凭借武力即可实现藩王入继大统的现实，也让诸多刘姓诸侯王心思愈发活络，前有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后有淮南王刘安谋反。
这之后的汉帝国，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解释经过一代代的“剥玉米”，建国之初的众多联盟已经被诛灭殆尽，只剩下一家一姓的皇室塑造自己的“家天下”政权，到底是之前错了，还是之后不对？
汉文帝时代，选择“不争论”、“不讨论”，号称“无为而治”，标榜“黄老之学”，其实是将兵营解除武装，放开之前被国家垄断的“山泽之利”，也就是手工业的原料；另一方面，“罢关一通”，即允许人民在国内自由迁徙流动，促进商业流通。
与这些相比，免除田租、开垦荒地都不过是小把戏，汉初的经济恢复，真正的动力，来自于对经济的解绑，不再由国家主导的刑徒经济控制一切。与此同时，“黄老之学”中对于现状的尊重，又兼容了秦朝的法制体系和传统，推动着汉帝国半遮半掩地走进了“文景之治”。
然而，解除高压的帝国暴露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敌人，同姓的诸侯王蠢蠢欲动，地方的豪强、巨商开始借势崛起，“谋反”成为一个时髦话题，轮流坐庄的冲动，让占有了巨大资源的体制外力量欲罢不能，镇压还是赎买，成为帝王不得不关注取舍的议题。
▲电影《秦颂》中的秦始皇
04
汉文帝时代，鲁人公孙臣跳出来上书，称“汉朝应该是土德，征兆就是出现黄龙。”
时任丞相的张苍就是议定汉朝是“水德”的人，觉得公孙臣不靠谱，撵跑了。不想，在陇西的成纪真的出现了"黄龙"，汉文帝立刻将公孙臣任命为博士，专门研究“土德”的制度和历法，准备搞意识形态大变革，与前代切割。
可惜天不假年，汉文帝死了，“水改土”的大工程也没下文，汉帝国执政合法性的大题目，仍旧无解。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一位辕固生，汉景帝的时候，因为精研《诗经》在朝廷了当了博士，有一次在皇帝面前和黄生搞了场学术辩论，主题就是“汤武革命”对不对。
汤是商汤，武是周武王，一个是夏朝臣子推翻了夏桀，一个是商朝臣子推翻了商纣。黄生说，汤、武不是顺天命改朝换代，而是弑君造反。辕固生反驳说，桀、纣无道，天下人都归心于汤、武，汤、武以天下人心的支持诛杀桀、纣，自己也是被人心拥戴立国，当然顺应天命。
黄生指出：帽子再破，也得戴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这叫上下有别。桀、纣再无道胡搞，是君；汤、武再伟大正确，是臣。君主做错了事，臣子不谏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以错误为理由弑君，改朝换代做君王，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辕固生有点耍赖，反问：按你这么说，高祖皇帝取代秦朝的天子之位，不对？
扯到敏感话题，汉景帝只好出场叫停，说道：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即，爱吃肉的不吃马肝（汉朝人认为马的肝脏性燥热，能吃死人）不算不知道味道，搞学问的不讨论汤、武受命，不算你水平低。
换句话说，涉及我祖宗得天下合法性，这事儿别辩了，搁置。
在这场辩论中，辕固生持的就是儒家立场，君无道，当诛，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诛。而黄生所持的观点，一般认为是黄老一派，要区别上下，无条件尊君，这一点上，和法家也是契合的。
问题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延续性的，你解释了汉高祖造反的合法性，怎么排除别人再来一次，造汉景帝反的合法性？同样，你站在汉景帝的立场上讲君臣之分不可变，他爷爷刘邦不就成了反贼了吗？反贼的天下，别的反贼再来抢一下，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吧？
所以，在更高明的解释出来之前，汉景帝只好选择当鸵鸟。
身为反贼后人的汉景帝一样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冷冻题目，以手中的刀枪，向同样姓刘的七国联军讲道理，最终，将一个完整的帝国和这个愁人的难题一并推给不满二十岁的儿子，撒手而去。
这一年，正好是汉帝国建国62周年。
跨过这道坎儿，汉王朝将走入新时代，跨不过去，被秦汉两代持续80年的功利主义教育培养起来的人民，终归会给历史一个答案。
（未完待续）
刘三解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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