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之死与一个超级“假自我”的背后：中产，还有下层的命运玄机
雾中的花瓣表面依然鲜艳，根已在泥土里凋谢。
——天堂乐队《那里没有人》
5月17日，雷洋家属及代理律师向北京检方递交了一份《刑事报案书》，控告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参加办理雷洋涉嫌“嫖娼”案件的相关警察、辅警，指控他们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帮助伪造证据罪。
这是极具象征性的一步，考验我在上一篇文章所讲的“权威树立的逻辑和绑架国家机器的逻辑”。博弈迎来了经典时刻。
但在这个时候，我闭起眼睛都知道，它已经透支了很多人的无力，只希望赶快把它遗忘。
这意味着，社会支持在心理的疲惫中已然下降——这是一个玄机。
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在这个玄机中，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那个超级“假自我”的强大威力。一切就像天堂乐队在《那里没有人》中所唱的：“雾中花瓣表面依然鲜艳，根已在泥土里凋谢”。
这里面的社会和心理机制惊心动魄，但我必须揭开。
我们好歹都关注了雷洋事件，好歹感受到无力。但如果是雷洋本人，他会关注“雷洋事件”吗？
回答是不会。
我看到了他的朋友圈截图。标签写着“常怀感恩之心，永谋兴盛之道”。还有一些感谢领导，体现个人积极上进的信息。这是一个好像感受不到社会痛苦，拥有“满满的正能量”的中产青年。
但现实和他开了一个玩笑，5月7日晚上，成了他永恒的噩梦。
一个人的“正能量”，强化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终被反噬。这大概是这个事件中，让人体验到的苦涩和反讽滋味。
其实还有另一个现实被遮蔽了：一个人的“正能量”，也会强化社会下层处境恶化的逻辑，而把自己置于概率越来越高的社会风险之中。
我有一些朋友都是很正能量的中产阶层，属于“威武，支持，中国有希望了”那一类。他们对公权力侵害弱者的事情都会别过脸去，好像他人的死活和他们无关，关注就是“传播负能量”。
但他们夹在上层和下层之间，并无可以和社会风险隔绝开来的独立生活系统。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做些什么。
他们是在做些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朋友在和我讨论“维权事件”时，说什么公民意识的觉醒。我苦笑了一下，说“如果有100个人的话，那么，恐怕只有1个人维权，而另外99个人是趁机来打砸的”。
这是现实。现在仍然如此。
我对人性并不悲观，但对驱动一个人行为的心理保护感到悲观。而这个社会的阶层关系，并不是那么美好和浪漫。
社会风险的传导，遵循着在阶层等级上，由低到高的规律。就是说，如果“社会溃败”，那么，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是下层，比如“相互投毒”，比如烧公交车；然后是中产，比如体制和下层零星的暴力或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最后要到秩序倾覆之后，上层才会埋单。
下层已经承受了这个规律的痛苦多年了。
现在事实上已经轮到了中产去体验这个规律的滋味。
我想说，这个社会一旦继续这样演化，把逻辑推到极端，那么，下层的发泄目标只能盯向中产——他们的自我所理解的那个给他们带来伤害和耻辱的世界，其实更多地是比他们高一两个阶层等级的人们的世界。
我想在这里考察一下，各阶层对社会影响的方式。
上层的影响是宏观的，“不在场”的，通过“无人格化”的制度、政策、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等来实现。这是庄家的专利。
所以，如果你感觉利益受损或不公平，你都找不到为之负责的人。你只能以抽象的权力体系或具体的办事刁难你的小公务员为不满的目标。
但抽象的权力体系只是在心理上存在，你感到的只是无力。小公务员呢，虽然属于权力群体，但明显也只是中产的下层。
所以，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既定的游戏规则的安排：庄家可以让为自己打工，以及不得不参与这场游戏的人去互掐。
在对社会的影响上，中产并没有宏观上的能耐，必须“在场”，必须借助人格化的、微观的影响。他们最大的优势无非就是具有相对较高的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掌握一定的资源，能巧妙地通过对制度、政策、游戏规则的理解，规避风险，发现机会。但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存在，凸显在这个社会面前，处于上层和下层的目光注视中，并不掌握博弈中的重要筹码。
这意味着，一旦风险来临，他们只有这些选择：
如果是经济风险，在符合上层利益的前提下，还可以转嫁给社会下层或其它中产下层，比如炒房助推房价上涨，成为危害下层生活处境的帮凶；如不符合，就必须埋单。
如果是社会风险，不用说了——没有谁愿意摊到自己头上，而中产最缺乏的，恰恰是抵御社会风险的“硬实力”。这也是很多人想移民的一个背景。
下层对社会影响的方式是非常微观、直接和“肉身化”的方式。作为“弱者的武器”，这其实也是他们唯一的筹码。这种筹码在给秩序制造了风险的巨大焦虑之后，可能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群体，其实只是一粒粒渺小的尘埃。
这种对社会影响的方式，已经决定了中产很难和下层在心理和利益上构成一体。事实上，他们是相互隔绝的。
在过去几年，每当中产有一点什么事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下层的冷漠和叫好。
于是，我也慢慢发现，当下层有什么事的时候，已经没有中产帮他们说话了。
而当这种隔膜形成，在政治结构对社会结构的控制之下，大家进入了一个沉闷的状态，对他人的命运不再关心。
说到这里，在漫长的铺垫之后，我终于说到了想说的主题：中产和下层，其实已经被这个社会的超级假自我所笼罩，他们已经构成这个假自我的一部分。
但在说这个超级假自我之前，我要先说一下他们的自我。
他们共同的自我感受，就是无力。但是，中产不能放弃他们的自我，而下层则感觉到自我已经败坏。
所以，中产要从仁波切、神秘主义、“正能量”等去寻找让这个自我不那么累，以及好像能够提升的药方，但出现在仁波切、神秘主义、“正能量”面前的，早已是一个假自我。而下层则只能在鸡血、鸡汤、时尚，以及网络上的语言疗法中去逃避真自我，他们只是扛着一个假自我出现在鸡血、鸡汤、时尚以及网络面前。
换句话说，他们都把自己的假自我，融入到了这个社会的超级假自我之中。
因为还感到这个自我有价值，所以，中产之间不会相互厌恶——他们没有在价值排序上，从对方身上看到那个失败的自己。但下层之间则相互厌恶，他们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那个让他们害怕的，一败涂地的自己。
这个超级假自我是什么呢？
是在整个大的社会结构中逃避真自我的机制。这方面，我无法去说破。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曾经分析过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心理分析运用在对政治、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洞察上。
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曾经想打破这个超级假自我演化的逻辑，现在也许仍在努力之中。还记得“改革就是一场自我革命”之类说法吗？
也许你仍很难理解这个超级假自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政府救房地产。
连政府自己都明白，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是透支了居民的购买力，以很多人的绝望，以及这个社会的经济、社会风险为代价的。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讲就是透支了“生命能量”。房价的持续高涨其实相当于把“生命能量”抽到了心理结构，看上去“心理能量”好足，也就是打鸡血。承担抽能量这件神圣的革命工作的，是心理分析人民的老朋友“心理保护”。
这位老朋友启动一次，超级假自我就强化一次。
房地产这个例子只是超级假自我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要启动心理保护？答案是获得心理生存。你可以就“生存”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去展开丰富的想象。
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印钞速度”，不断地稀释中产和下层的财富，也是这个超级假自我的一个内容。
38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用人格上的担当，打破了原来的心理保护。
不玩心理保护，就必然要面对真自我。
你看，一面对真自我，马上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但在一个有超级假自我传统的社会，心理保护总是不时抬头。
这些年发生的故事，我已经不想去说了。
我想说的是，没有人格上的担当，这个超级假自我的逻辑不可能打破。除此之外的任何其它方法，或者只是换了心理保护（换了一个假自我来玩），或者没有触及问题，都是徒劳的。
而作为渺小的个体，以及无法形成社会团结的群体，中产和下层，当他们也用自己的假自我融入这个超级假自我之中时，已经折射出了命运的玄机。
这个玄机相当于越是阶层固化，一个屌丝越是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一样。
前段时间，我在跟一帮人吃饭时，几杯酒不到，其中的一个CEO就倒了。不是醉酒，而是晕过去。
我在他的朋友圈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写到这里，我耳边再吹响起天堂乐队《那里没有人》的歌声：
“双手遮住那绝望的脸，合上我困倦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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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心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