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中的数字：弗兰科·莫雷蒂访谈

“数字人文：观其大较” 专栏

（学术主持人：姜文涛  戴安德）

主持人语

我们6月初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合作，召开了一次题为“清华大学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这个会议邀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文本实验室（Text Lab）的核心成员，包括我们第一期专栏的作者—霍伊特·朗（ Hoyt Long）教授与苏真（ Richard Jean So）教授，以及国内一些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数字人文方法的年轻学者（主要来自于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以量化的方法研究文学（而不是历史学或者图书馆学）的会议。对于在中国以及全球层面上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件。总的来说，它是中文学术界中最前卫的数字人文研究的橱窗。这此会议也涉及了我们这个专栏第一期（2016年11月刊出）中所选择的一些主题，比如“远读”与其他形式的文学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细读”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这第二期专栏中，我们接着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一期包括三篇文章，其中前两篇文章反思不同规模的阅读之间的张力；第三篇来自于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这篇文章的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它指明不同规模的阅读之间存在的张力可以是非常富有批评建设性的。

第一篇文章是对斯坦福大学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的访谈。莫雷蒂教授毫无疑问是数字人文最有名的代言人，这得益于他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及非常优雅的写作风格。的确，无论是赞同数字人文的，还是它的批评者们，都把莫雷蒂教授的“远读”构想作为数字人文的初始点。[1]回顾起来，他发表于2005年的那本小书《图表，地图，系谱：文学史的抽模型（ Graphs，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标志着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到“数字人文”的概念性的转换节点。当然，莫雷蒂又是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创始者。鉴于他帮助创设了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研究领域，及他一贯的勇猛和富于戏剧性的文字风格，我们很自然地期待莫雷蒂教授在访谈中会表现出一副胜利者的得意派头。结果，他却是冷静思考的神情，这让人吃惊。他认为数字人文还并未履行它早期的承诺，且貌似永远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清醒的自我批评，亦是对此领域深刻的评论。这篇访谈中，莫雷蒂教授也进一步讨论了数字人文工作所必需的物质和机构设施，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整体意义上人文学的变化。

第二篇文章题为《神圣阅读：从奥古斯丁到数字人文主义者》，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2]做德国研究的学者查德·魏尔蒙（Chad Wellmon）教授。最近，许多人认为，数字人文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韦伯式“祛魅”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整体意义上经验的去人性化。魏尔蒙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审视了这些说法背后的一些历史和理论预设。他认为，这种论断假定了历史上早期曾经存在过一种施魅了的文本细读和阐释学，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论预设，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事实上许多人也以同样的理想化和意识形态来看待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算法阅读（algorithmic reading）。在西方，这种形式的阅读伦理观认为阅读能产生对个体的改造作用。这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忏悔录虽然写自公元398年，却仍然在影响着今天数字人文研究中一些固有的思维逻辑：将“有界限的”阅读与无限阅读对立起来，将有思考的阅读和注意力分散的（或机械性的）阅读对立起来，等等。魏尔蒙教授尤其提到了我们在第一期中所包括了的安德鲁·派博教授的研究。总体来说，我们觉得魏尔蒙教授的这篇文章是“数字人文批判反思”（“Critical DH Studies”）方面最好的研究。它对阅读活动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实践进行了反思，也对我们当下文本的实践进行了历史化的分析。的确，我们必须要对具体的语境有反思之心，否则就不能负责任地理解或实践数字人文研究。

第三篇文章《正典/档案：文学场域大型动力学》，出自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很有影响的“小册子”（ pamphlets）[3]系列之中。这是其中的第11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马克·阿尔吉-休伊特教授等人，其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计算分析方法可以让我们将规模扩展到民族文学经典（或任何一种研究者为其中专家的、专门的文本）的范围之外，从而包括整个电子化的“文件档案文本”。它分析了英国早期近代的小说文本和经典，揭示了一些与经典化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恰恰与一个为历史所遗忘的文本相关。具体来讲，马克·阿尔吉一休伊特教授及其合作者集中讨论了信息的冗余和量化测量，他们的研究问题包括：在文学叙事方面，可量化测量的信息和写作风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信息达到何种程度会被视为冗余？重复到何种程度，即被视为太多？这篇文章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可以从“远读”移向细读，在所讨论的一些文本中数据为异常值时，提出了非常合理的阐释。这篇文章方法论上具有创造性，分析严谨，是数字人文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我们认为，这个专栏第二期所选择的三篇文章，代表了这个正在发展的、富有活力的领域。如果您对数字人文研究在西方的状况—尤其在它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方面感到好奇，从这三篇文章中，您能看到数字人文今日以及不远之将来情形的轮廓。下一期专栏中，我们会从前两期专栏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数字人文，转向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数字人文（包括明清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并会收录中国大陆青年数字人文研究者的原创学术成果，敬请期待！

人文研究中的数字：

弗兰科·莫雷蒂访谈[4]

[美]梅丽莎·丁斯曼 

[美]弗兰科·莫雷蒂 撰  向 俊 译

在过去至少十年时间里，“数字人文”这一术语在美国各高校掀起了追捧和批评的浪潮。该领域结合了计算机科学和阐释学，其支持者将之奉为改革和发展传统文学阐释方法所亟需的良药。对于多数态度鲜明的批评者而言，这只不过是侵蚀美国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精于计算的象征，是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尽管态度迥异，但研究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在人文研究的过程中利用数字工具开展各种研究，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该领域十分广博，即便是从事其研究的学者们也越来越难对其做出界定。事实上，对于一个既涵盖了计算研究、数字阅读与写作平台、数字教学、开放式发行、增强文本及文学数据库，又囊括了传媒考古学和网络、游戏、硬件及软件理论的领域而言，“数字人文”似乎是一个极不相称的说法。正如弗兰科·莫雷蒂在访谈中提到的，“‘数字人文’研究没有‘意义’”。

莫雷蒂系《图表、地图、树型》及《远读》这两本被奉为数字人文研究正典的著作的作者。我们往往会流于字面来理解其定论，但数字人文研究所要做的正是要“超越字面”。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本系列访谈将通过对话该领域前沿学者及对其人文研究的影响提出质疑的批评者，来探讨数字人文研究以及数字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这些访谈既展示了迥异观点不可调和的一面，也揭示了二者某些出人意料的共通之处。但从本质上而言，本系列访谈是要探讨数字与人文学科的交集，以及二者的结合对于科研与教学、美国高等教育及精英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与公众之间日渐疏离的关系的影响。

第一位接受专访的是数字领域的前沿学者弗兰科·莫雷蒂。莫雷蒂系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获达尼利·C.与罗拉·路易斯·贝尔教授荣誉（The Danily C. and Laura Louise Bell Professor），创立了著名的文学实验室。其研究工作深刻体现了他所说的两种学术相结合并非是二者的合二为一。他的大量著作都体现了这一观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莫雷蒂发表了诸多著作，既有《现代史诗》、《欧洲小说地图集 1800-1900》《资产阶级：历史与文学》等较为“传统”的作品，也有《图表、地图、树型》和《远读》这样偏向量化分析的论著。虽然莫雷蒂似乎还不能泰然接受自己学术研究的这种多重性质，但他也十分坚定地认为这种区分是有必要的。在本次访谈及其著作中，这种张力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尽管莫雷蒂在传统人文和数字人文研究领域都备受推崇，但他的计算研究却颇受争议，即便是在《洛杉矶书评》上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传统与数字、细读与远读——即便是在远读研究时，莫雷蒂也总是最细致的读者——之间的这种对立，莫雷蒂的学术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对21世纪的人文研究影响深远。

梅丽莎·丁斯曼：您和我一样，都是文学出身。那么您是怎样踏入这个我们在此大致称为“数字领域”的研究领域的？

弗兰科·莫雷蒂：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事文学中的进化论写作起，我就已经对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文学研究深感兴趣了。此后，我转向地理学，写就了《欧洲小说地图集》。在从事地理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计量研究方法在地图绘制中的重要作用。就这样，我开始将计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各类历史研究。2000-2001年前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了系列讲座，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后来集结成书，即《图表、地图、树型》。幸运的是，技术专家马特·约克斯（Matt Jockers）此时来到了斯坦福。我们见了面，并开始合作研究。因此，对我而言，数字人文研究就像是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第四或是第五阶段吧。一些研究者将它视为一个新事物，但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数字人文研究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研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种方法，是科学方法、解读方法、实证方法、理性主义方法等各种研究方法的一种形式。

丁斯曼：这倒是很有意思。听您说来，您进入这个领域就好像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它一直就是您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就目前而言，您认为数字在您的研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使用了“数字人文”这一表述。那么，您是否将自己的研究视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抑或是您认为您的研究是大于数字人文研究的？

莫雷蒂：首先，“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没有“意义”。“计算批评”更准确些，但现在人们都这样用，我也不例外。我的研究大概有一半是关于数字人文的，这个没法确切地界定。但是，在出版《远读》和《资产阶级》时，我说服了出版商——当然，颇费了一番周折——将两本书安排在同一天发行，因为这两本书之于我的研究，就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学术相结合并非是二者的合二为一。这一点极具研究潜力。我采用《远读》中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完全不同于采用《资产阶级》中的研究方法所开展的研究。在写作《资产阶级》这样完全或是几乎没有数字人文方面内容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运用计量研究的方法。如何界定这两种研究？二者是否互不相容？在这些问题上，我还没有理清思绪。但对我而言，在接下来的一些年月里，这将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我眼里，这两种研究不分伯仲，不可偏废。

丁斯曼：那么，这两种研究并没有自然地合二为一，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莫雷蒂：没错。我有一个初步设想，就悲剧形式写一部作品，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谁知道呢。这只是一个计划而已。做个计划很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就不一样了。

丁斯曼：在您看来，是否有某个特定的数字或是传媒领域对人文研究的贡献大于其他领域？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莫雷蒂：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倒是觉得思考计量研究的方法在文学、历史和艺术史研究中的不同结果、不同命运更有意思，因为数字人文研究在这三个领域所起的作用显然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你的诸多问题都与宽泛意义上的人文研究有关，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可以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为何在文学研究中产生的成果远远多于另外两个研究领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重大成果，而是说英语系的研究者们在该领域所做的工作显然比其他系的要多。事实上，如你所知，我目前正在瑞士。这里有多所高校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组织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艺术史家进行探讨。在我看来，与数字文学领域的琐碎研究相比，这样将范围放大会更富成效。我们这个领域有些封闭，需要将范围放大。

丁斯曼：您在讨论跨学科合作时似乎提到了物理空间的问题。这很有意思，但不免有些讽刺，因为在一个研究机构中，数字项目仍有相当大块不动产的需求。尽管这些项目都依托于网络平台，但目前有关人文研究中数字的讨论还涉及有形场所。那么数字研究的未来何在？是出自某个院系，还是图书馆？您对数字研究理想的有形场所有何看法？对未来数字研究在高校中的作用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莫雷蒂：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图书馆发展迅猛。只消看看招聘岗位就会发现，大量岗位都与图书馆或是类似环境相关。但我还是创建了自己的文学实验室，而且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我看来，数字研究有赖于一个依附于某个院系的实验室。这个院系只是供其挂靠，而不是一个确切意义上的机构。实验室有自主权。这种处境显然十分微妙，我们只需联系科学研究中二者的关系就能明白，就像一个生物实验室和生物系的关系那样。我认为这些实验室是挂靠于院系的，并非院系的衍生物或是附属物。

丁斯曼：那么，独立的实验室又如何实现您所提出的“全景”人文研究呢？

莫雷蒂：我们在斯坦福的文学实验室有三个项目，其中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但不知何故，英语系的研究生要远远多于历史系的，因此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增效作用。有效运行的实验室在现实中仍寥寥无几。有许多机构都自称实验室，但它们大部分都不从事实验室性质的研究，也不发表研究成果。所以，事情会如何演变？我们将拭目以待。

丁斯曼：让我们来谈论一下在更大的机构——而非具体院系——语境下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性。人们通常将数字研究——尤其是数字人文研究——视为提高21世纪高校中人文学科重要性的手段。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是否能公正地评价数字研究及其目的？对人文学科而言，将数字人文研究视为其救赎者这样做是否有失公允？

莫雷蒂：这种说法并不能公正地评价数字研究及其目的，而且将数字人文研究视为人文学科救赎者的做法也有失公允。人文学科需要自我救赎。这不仅是因为大学学费畸高，学生们都选择攻读商学、医学、经济学等专业，以便尽早收回投资。尽管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问题不止于此。在20世纪，自然科学在物理学、遗传学及生物学领域形成了诸多绝妙的理论。而人文学科却没有产出类似成果。文学和艺术领域倒是生产了一些极有意思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连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可怕事件。但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即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等人文学科，却远远滞后。人文研究在理论想象和魄力方面都落在了后面。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文学，而要选择天体物理学。光从智力挑战上获得的快感来看，天体物理学在诸多方面都要有趣得多。这就是人文学科需要致力改变的。

丁斯曼：跨学科研究是人们通常为人文学科提出的另一条出路。数字人文研究似乎很自然地就顺应了这种要求。

莫雷蒂：跨学科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它甚至比学科研究还要困难。偶然和随机的因素更大。你必须超级幸运，因为你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样。那么，数字人文研究在理论和高层次的概念化方面，是否提高了整个人文学科，或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答案是否定的，至少现在是这样。我所关注的是理论和高层次的概念化，不是人文研究的论文里面是否都有柱形图，就像《金融时报》那样。在我看来，一份报纸里面应该有柱形图，但文学研究的论文里却未必。要提高人文学科的重要性，我们所需要的远不只是数字人文研究。人文学科亟需宏大的理论和大胆的概念。

丁斯曼：批评者们往往还认为数字人文研究标志着学术机构新自由主义的滋长。例如，在一份题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黑暗一面”的C21海报上，传媒研究学者理查德·格鲁森（Richard Grusin）列举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和高等教育企业化”的联系。您认为这样比较合理吗？数字人文研究对成果的追求是否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

莫雷蒂：数字人文研究并不比宽泛意义上的人文研究多产。所以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高校确实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部门都需要从外界筹集资金。数字人文研究获得了大量资金，因此在这个新时代看上去好像还发展不错。但是，数字人文研究并非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它只是得益于资助机构的政策，遭受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少一些而已。我并不认为数字人文研究有任何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的政治诉求。有一点足以说明问题：数字人文研究促使人文学科内部有条不紊地分工合作。有人会说，分工合作实际上违背了高校所特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是在不惜一切地竞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数字人文研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当然不是。这只是说分工合作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必要方式。格鲁森的文章有其价值，但数字人文研究与大型技术公司为伍这一总体思路是有误的。

丁斯曼：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资金问题吧。要组建一个实力雄厚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需要大量资金。一般而言，这些资金都从何获得？在大规模削减支出的背景下，高校愿意资助数字人文项目吗？抑或是主要依靠外部资金来源？

莫雷蒂：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如何筹集资金。你得去问其他受访者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组建实验室的最初两年，我们从斯坦福获得了两万美元的资助。我们得用这笔钱购买所有用品，包括电脑、屏幕等，还要支付其他一切费用。我们后来又筹集了更多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斯坦福，一部分来自外部资助，通常是国外的资助。但是，你知道吗，六年过去了，我们的团队仍然没有程序员，也没有图书档案管理员，半个都没有。我们的一个研究生和英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员在程序设计方面都非常棒，但是我们还是缺少一名专业的程序员。我们已经从高校及外界获得了一些资金，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我耗费了大量时间筹集资金来维系这个实验室。我相信，我们并非最艰难的，也并非做得最出色的。但是，我所说的只能代表斯坦福的情况。

丁斯曼：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不同机构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处理资金问题的。以我的经验来看，不同机构就如何资助或安置数字实验室和数字中心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达成共识。决策者们通常都好像没有什么长远规划，包括决定资助项目的问题。我们现在转换一下话题，来谈谈编码吧。在过去，数字人文研究者中既有会编码的，也有不会编码的。您是否认为编程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项必备技能？如果是的话，文科学生是否都应该具备这项技能？

莫雷蒂：我不会编码。如果有人要说我不属于这个新的领域的话，我只能请求他对我宽容点，我已经老了，学不会编码。不过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这不只是“得了吧，把我算在里面。我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么简单。我在年轻的研究生和同事身上看到，编码赋予了他们一种我所不具备的，而且将来也不可能获得的智慧和直觉。这种智慧体现在脚本编写上。但是，在编写脚本的过程中，某个概念也会逐渐成形。虽然这个概念往往不会以概念的形式呈现，但是你能够看到它就隐藏在编写的脚本里。文学实验室的一个最佳例子恐怕是《手册4》了。这本手册是两个研究生写的，他们编写了自己的脚本程序。我很羡慕他们，我永远都不会拥有这样的智慧。而且我也很欣赏这种智慧。在我看来，未来诸多最具价值的成果实际上都会由脚本产生。这些脚本一半是脚本程序，一半是文化、文学、历史概念。因此，我认为开展数字人文研究项目的高校，不管这些项目是大是小，都应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这种智慧。

丁斯曼：我是代表《洛杉矶书评》来采访您的。这个杂志的受众并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群体。我很好奇，在您的印象中，公众是如何理解“数字人文”这一术语的？或者更宽泛地说，如果他们了解的话，他们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科中的数字研究的？如果您在飞机上，和您身边的乘客说“我在斯坦福大学从事数字人文研究”，对方是否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您？您觉得他们了解数字人文研究吗？他们是否应该对人文研究中这一日渐兴起的领域或趋势有所认识？

莫雷蒂：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了解的。但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这得由你们来决定，而且你们也认为应该通过某种形式让他们有所认识了。与历史研究相比，我所说的更适用于文学和艺术研究。公众了解文学研究或是文学的方式仍十分规范，比如说阅读报纸。人们会看评论，对一本书、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艺术展的好坏做出评判。数字人文研究在文学领域中是与标准相去最远的。它更倾向于给出说明。因此，要让公众对它感兴趣，媒体探讨文学的方式就需要一场重大变革。这样的变革会发生吗？不会。这样的变革是否有必要？我也不确定。我一直致力做的都是给出说明，而不是做价值评判。另一方面，我也不确定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而言，说明是否比价值评判更重要。我想，对于那些致力于认识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而言，说明更重要。其实，与公众相比，报刊对我的研究或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误会更大。

丁斯曼：您为什么认为报刊理解错了呢？

莫雷蒂：各类报刊都有大量优秀的撰稿人来写书评、影评、剧评等。而英语系的一群书呆子却在做着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计算。我想，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问题可能就是这样。这样做似乎有些莫名其妙，是在浪费时间。但我不想妄自揣度撰稿人的心思。

丁斯曼：这么说，可能是那些通常都写些书评和影评的撰稿人对数字人文研究太陌生了。

莫雷蒂：这种说法可能比较合适。

丁斯曼：您为采访临时安排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我还想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继续探讨公众与学术之间通过数字研究所形成的关系。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去年在《纽约时报》上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潮流减退的年代。您认为数字研究的作用何在？数字人文研究（或是人文研究中的数字）是否就是学术与公众之间所亟需的桥梁？对于一门学科而言，这是否有些期望过高？

莫雷蒂：25年前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时，我已经40岁了，从事研究也已经一些年月，出版了一些专著，还断断续续为一些报刊撰写了些文章。我觉得当时的我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现在的我就称不上了。当然，我是一名教授，也就意味着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与15年前相比，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更加名副其实的教授了。这都得益于数字人文研究，因为它促使我坚持积累技术知识，不断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在短期内并不能重新掀起公共知识分子的潮流。如果政治复兴的话，公共知识分子也就会复苏了。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和欧洲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政治复兴的迹象。

现在该我问你一个问题了。你提问时的措辞很有意思。你用到了“能够”、“应该”、“可能”、“将来”、“目的”等表述，几乎没有提及“过去”。即便提到，也是很偶然的情况。你压根都没有问过“数字人文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样的问题。且先不说它将来能够做些什么，它已经做了哪些呢？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不知何故，数字人文研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一直还处于发展初期的印象，前景总是一片光明。当然，数字人文研究所赖以生存的资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资助就是关于让人承诺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他要做些什么。这无异于花钱请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自己，鼓励的是自我推销，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评判。我们应该评判的是“已经做过什么”，而不是对未来的某种承诺。我们可以给承诺留一定的空间，但只是很小的一点空间。现在来回答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问问其他人……

丁斯曼：我想我会的。这是我对数字在人文研究中如何定位的认识的一个盲点。

莫雷蒂：到目前为止，数字人文研究的成果要低于预期。该领域当下确实仍处于起步阶段。诚然，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传统文学批评也没有每天都碰撞出火花。这些都是实情，但也都无关紧要，因为数字人文研究自称是一大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不想说得太过，不想说就完全没有证据，因为这很复杂。证据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可以是对概念的完善，也可以是确证的事实。后者是一种很重要的证据，但在人文研究中往往会被忽视。在下一阶段，数字人文研究应该着眼诸多紧迫问题，其中之一恐怕就是其研究成果的性质问题，该如何评价这些成果。如果有必要，还要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才投入了大量精力、借助了各种工具还难以取得重大成果。我认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这一领域持相同看法的不止我一人。

丁斯曼：我倒是觉得，总是认为“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断鞭策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成长中的领域的标志。而且它让我们能够聚焦未来，为建设这门学科不断努力，使之日臻完善精确。

莫雷蒂：我同意这一点。“使之日臻完善”这个表述很巧妙，它使用的是比较级：以前就很好，现在更好了。不过，人文研究基本上都不是这样的。它往往带有更多的争辩性质，是一种是与否的模式，一场阐释的争论。就好比说“你真傻，认为《哈姆雷特》的主角是哈姆雷特。奥斯里克才是主角”。数字人文研究不遵从这种模式。我认为它这样做有其成熟、冷静的一面。但，尤其是对我这样老一辈的研究者而言，它也总有其遗憾之处，即数字人文研究缺乏自由精神——那种最佳的传统人文研究中所具有的蓬勃的灵动。

责任编辑  |  陆晓芳

主持人简介

姜文涛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员，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印刷文化及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

戴安德

戴安德（ Anatoly Detwyl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文与信息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博士后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

丁斯曼

梅丽莎·丁斯曼（ Melissa Dinsman），美国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视觉研究数据管理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主义文学与传播美学，著有《扩音器前的现代主义:二战期间的广播、宣传及文学美学》（2015）。

莫雷蒂

弗兰科·莫雷蒂（ Franco Moretti），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人文学院教授，创建了小说研究中心和文学实验室，著有《图表、地图、系谱：文学史的抽象模型》（200）、《资产阶级：历史与文学》（2013）、《远读》（2013）等专著。

译者简介

向  俊

向俊，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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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专栏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1]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莫雷蒂教授首次提出“远读”的概念并非是在一个计算分析的语境之中，而是在他思考非常宏大规模的“世界文学”研究主题的时候。参见他的《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一文，见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2000年1-2月份第1期。网络地址为（http://newleftreview.org/II/1/franco-moretti-conjectures-on-world-literature）（2014年9月15日访问）。同时参见他最近发表的论文集《远读》（Distant Reading）（London: Verso, 2013）。

[2]该大学与最近一二十年以来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在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历史化转换过程之中。请参见Matthew Kirschenbaum,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in ADE Bulletin, No. 150, 2010. pp.3-7 )页3中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兼大学图书馆主任John Unsworth的回忆：“这个术语［“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真正起源于和Andrew McNeillie的谈话中，他是最初为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的征稿编辑。我们从2001年四月份开始，开始跟他讲这本书，到十一月底我们已经列好了这本书的写稿人，当时正在讨论书的名称，以便跟出版社定下出版合同。［Ray Siemens］想用《人文学计算指南》（A Companion to Humanities Computing），因为这正是当时普遍使用的术语；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和销售人员想使用《数字化的人文研究指南》（Companion to Digitized Humanities）。我建议使用《数字人文指南》，这样就使得重点不再是简单的数字化。”.

[3] “小册子”这种形式的出现值得注意，这也显示着数字时代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自然，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所有学术类工作发表的形式。但数字人文研究尤其需要新的成果发表条件，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包括数据、编码和程序、互动类的图表地图等。另外，发表的速度也是一个问题。数字人文研究之中最好的研究成果大多并非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因为传统的期刊发表需要的时间太长。它们通过互联网渠道发表在网络博客上面。这样，因为是社交媒体，新的成果的传播速度就很快，也会在各位专门研究某类问题的学者们之间打开直接交流的渠道。所以说，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小册子”不仅仅只是顺应了学术成果发表变化的形势，也是在数字时代新的学术交流形式的一种实验。

[4] “The Digital in the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Franco Moretti, Melissa Dinsman interviews Franco Moretti”，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digital-in-the-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franco-moretti/,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16.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Chinese with permission of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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