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的工人和杰出的学者：大人文学科与知识伦理

忠实的工人和杰出的

学者：大人文学科与知识伦理

〔美国〕Chad Wellmon（撰） 林太平（译）

[ 摘要 ] 随着数字和计算人文学的出现，学者们正怀着新的紧迫感讨论人文学科意义何在。许多人提出，数字数据过量前所未见，并呼吁新的措施、实践及认识论。将这些主张放在罗琳·达斯顿称为“纲要实践”的较长历史背景下考察，19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以及他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时发起并领导的项目特别值得关注。蒙森发明了“大人文学科”以及其同时代人称为“工业化”模式的学术研究，一种有助于创造新的现代学术人格和知识伦理的模式。

[ 关键字 ] 数字人文；大人文；蒙森；尼采；学者人格

一

数字时代的知识

在过去的二十年，关于人文探索目的与实践的长期争论，其焦点已经发生变化，成为一场关于数字时代人文学科未卜命运的争论。随着数字和计算人文的出现，学者们正怀着新的紧迫感讨论人文学科意义何在，人文研究意味着什么。数字的和人文学科都是内涵丰富的概念，有复杂难解的历史。数字人文如果想要与二者有任何的相关性，都需要根据这两种历史来理解。

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和乔·古尔迪最近在《历史学宣言》里赞颂“大数据”的出现是一种机遇，可以复兴大问题、大历史和长时段，并因此令历史再次变得重要。[1]但并非所有史学家都对此充满信心，这一宣言在史学家中反弹强烈。德博拉·科恩和彼得·曼德勒称，阿米蒂奇和古尔迪“不负责的概括”相当于未经证实便断言“长期”和更多数据必然涉及更重大和更有意义的历史。[2]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回应则贬其为学术界“特有的制度性短期主义”，若没有更多数据和收集数据所需的实践活动，就没有“长时段”。尽管对“大数据”的认识论前景意见不一，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同其批评者对“大数据”欢呼或质疑时，都仿佛是面对一种没有历史的现象。

围绕《历史学宣言》的争论回响着文学学者中类似的辩论。辩论的一方马修·L.乔克斯的主张与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类似，认为随着大量数字文本集的改进，包括Hathi Trust这样的非商业合作伙伴和ECCO这样的营利性资料库，人文学者能够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并发展新的实践活动。这迫在眉睫的人文探索的“革命”将要求“新的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新思考方式”——一种全新的认识论。乔克斯鼓励仅以“高度轶事风格的主观方法”武装的人文学者采纳科学的现成方法和认识论。但他对科学的理解是有限的：“科学的目的……是对某些现象形成尽可能好的解释。这是通过小心、全面地搜集证据而做到的。我们认为，达到的结论和收集的证据水平一致。” [3]他认为是科学，而非个体的科学家，根据事先形成的假设全面搜集证据并给出解释。

辩论的另一方嘲弄了数字人文对数据、图表和数字的痴迷，这些东西并未传递任何我们尚未了解之事，甚至将思考任务委托给计算机及其算法。但数字人文的多数批评者没有讨论学者实际用数字工具做了什么——汇编、编辑、标记、注释、构思，以及简单地将印刷内容转换为数字档案。相反，他们关注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创始人弗兰克·莫雷蒂等学者的浮华主张，还有他所称的“远读”（distant reading），即利用计算和定量方法研究大量文本。亚当·基尔希最近在论述数字人文对英文系的毒害时认为，莫雷蒂等学者“对人文学科和科学做了错误类比”。

不过基尔希的论文《科技正在接管英文系》并非只关注数字人文，而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科，是他对人文学科应该是何面貌的看法。他写道，数字人文的问题在于他们背离“人文主义工作的本质”：“人文主义思维并非通过会产生结果的实验进行；它事关思维实验，由艺术和历史作品引发，扩展人之理解与同情的范围……这就是为何最好的人文主义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同诗歌和小说更亲近，而非化学或物理：虽然知识不可或缺，但它依赖的并非一套知识，而是学者的想像力和现实感。” [4]基尔希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边界，他笔下的人文学科诞生于创造性的、并无科技装饰的主观意志，而科学则束缚于一种机械的、程序化的客观方法，权威正来自其控制主观性的能力。但基尔希的人文学科和乔克斯的科学同样单一。

目前正在发动对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论战，而历史累积的海量文本已经可以作为数字文献供人使用。人文学科的数据和自然科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一样丰富，面对过量的材料，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或担忧人文探索的实践和目的。如果人文学者眼下并未就自己的未卜前途而争论，基尔希等评论家对数字人文的担忧就极有可能不会获得这样的吸引力。数据泛滥的体验通常伴随学术焦虑，部分焦虑在于要知道的事儿太多，数字化只是恶化了这个问题，加剧了随之而来的焦虑。但正如罗琳·达斯顿所言，数字化“只是让数据有形、可见、可得、可复制的一系列方法中最近的一种”。[5]收集、汇编、保存、阐释大批数据是有历史的，数世纪以来，这种收集数据和证据的实践活动对人文学科至关重要。就算所谓的“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新的规模和速度，但并不必然引入全新的认识论或实践活动。

人文学者对数据感到不适，部分原因是人文学科的历史基本上被描述为阿布莱希特·丢勒的版画《书房里的圣杰罗姆》（1514）中的场景：一个孤独的学者埋首书堆独自劳作，偶有狮狗相伴。但是，人文学科在集体项目上也有很长的历史。18世纪早期的德国，约翰·泽德勒编辑出版了欧洲历史上最大、涵盖最广的百科全书之一；1751年到1772年间，德尼·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出版了28卷的《百科全书》；那个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系列德国百科全书项目协调了数十人的学术工作。[6]人文学科的历史并非只是孤单的阐释行为，也是合作实践的历史。

鲁迪格·冯·布鲁赫和达斯顿指出，在德国，至少直到19世纪后三分之一，自然科学和物理学模仿了语文学等学科的许多方法和实践，语文学在数据发掘、观测者协调以及信息收集与编纂方面都有领先技术。19世纪晚期，普鲁士科学院在以项目为基础的、大规模合作性学术研究中开创了新形式。这些项目不仅挑战了方法、证据和阐释的范式，也挑战了有关人文科学应如何进行合法的学术探索的认知和伦理规范。在历史学家兼古典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特奥多尔·蒙森的领导下（1873到1895年他担任学院常务院长），学院将一种跨越数十年收集海量材料、管理数千名学者和工人、将脑力劳动分工组织的学术研究制度化，蒙森及其同时代人称之为“学术大工厂”。因而，在“大科学”和“大数据”出现之前就有了大人文学科。

蒙森的工业化学术模式成了尖刻批评的目标，在许多19世纪晚期的德国学者看来，这也是人文主义知识危机迫在眉睫的信号。围绕“大人文学科”的争论令统治德国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认识论和伦理预设清晰可见，也预见了文化和社会科学与自然和物理科学之间的种种分界：个体探索对合作探索；阐释探索对描述性或解释性探索；等等。19世纪晚期大人文学科在德国的出现只是收集和编纂实践史上的一章。过去十年里，学者们已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但我的关注点在其伦理理念。“大人文学科”的出现不只牵涉对学者如何建立权威知识的不同理解，即关于证据、事实、批判和论点，还涉及关于学者应是怎样的人的不同看法。

蒙森

在组织历时数十年的罗马铭文编纂时，蒙森将一种新型的现代学术研究制度化，这对人文探索有深远的认识论、政治和伦理的影响。“大人文学科”的出现挑战了一百多年来对德国学术和思想史至关重要的理念。这场已被忘怀的辩论强烈的道德本质——关于知识的合法目的及学者的品格——与关于数字时代知识的状况与目的的辩论产生了共鸣。在我们的时代，当学者体验到过量的数据，遭遇新的证据形式时，往往会回到有关学术实践状况的问题上，思考其规范、精神和目的。因此，考虑到收集并组织数据以彰显其意义的历史实践，目前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段更久远历史——支配人文主义探索和学术研究的伦理及认识论规范的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些历史条件下考虑数字问题，有助于我们将实践理论化——例如搜索技术、资料库建立、或综合处理的实践。

19世纪晚期德国关于“大数据”的争论也是当时有关现代学术研究的更大范围论争的一部分，到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7]韦伯的声明标志了统一的学术研究梦想的终结。而蒙森尽管被认为对知识持现代倾向，却依然坚持这个梦想，并以其立场促进了人文学科和现代学者伦理人格的重新发明。

二

集体的学术研究

1844到1845年，蒙森靠着研究奖金在意大利旅行时只是一名青年学者，没有稳定的学术职位，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博物馆或档案馆研读罗马手稿。在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之前，他已计划编辑一部克里斯蒂安·豪博德关于罗马法律渊源的著作的新版本。[8]然而在抵达罗马之前他就改了主意，决定搜集“法律碑文编为史上最详尽、严谨的集子”。[9]在罗马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仅几个月后他就意识到，他计划找到、汇编、校勘、编辑并最终出版罗马帝国所有拉丁铭文，这需要一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最初，他同奥托·雅恩一起向普鲁士学院申请2万塔勒银币，来做一个铭文合作项目。[10]1847年，蒙森向学院提交了一份可被视为首个“大人文学科”项目申请书的《〈拉丁铭文全集〉/CIL备忘录》。[11]蒙森在其中清楚表明，这一项目会较之前申请的项目更为“影响广泛、花费高昂”。[12]同科学院的谈判持续数年，因为有几位领导成员、尤其是语文学家奥古斯特·伯克，担心“项目的巨大规模”，疑心是否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够保持“整体视野”。[13]

蒙森的铭文项目并非首个此类项目。从1825到1877年，伯克领导编纂《希腊铭文全集（CIG）》，汇编了公开的希腊铭文，从而使金石学成为古代文化研究的决定性方法。[14]虽然伯克最初提议收集未出版的铭文，但为监督项目而设的委员会否决了派出学者从石头上收集新铭文的意见，[15]决定只编纂那些从手稿或书籍中零星收集的铭文，并按照“连贯的”计划组织它们。[16]

伯克和蒙森的项目都有大规模视野和合作性人文主义学术研究。在伯克1815年最初的CIG意见书里，他力图收集数千份“散落各处”、“残缺不全”的铭文并使之可以使用。[17]他认识到这样的全面收集需要不同类型的脑力劳动，对研究院比对大学更为合宜，因为前者专心搞研究，后者则有研究与教学的双重任务。他认为，先进的学院不应仅仅是个让学者私下凑在一起闲聊各自学术工作的场所，而应该支持和组织那些“由于学者能力不足或本就不能单独完成而令个体[学者]无法独自承担”的项目，[18]这样的项目需要依托有国家支持的“团体”。大学是个体学者的机构，学院则是学者集体的机构，他们为“整体的”的项目协力工作。学院资助CIG，引进了组织学术实践的新方式。这要求那些在传统上只是单独授课、提交报告并撰写论文的成员，作为整体一起工作。学院设立了委员会监督CIG，委员会成员要每周碰头，提交书面报告，说明为“共同工作”而达成的进展。委员会为围绕着“集体经验主义”而组织起来的新型学院学术铺平了道路，这种类型的探索协调、汇编、整合来自“跨时空分布”的观察者的稿件和材料。

三

档案的认识论与集体伦理

蒙森1847年的建议书可以看做一份对伯克项目的起诉书，其中清楚陈述了将指导他数十年CIL工作的认识论原则：批判、整体和真实。“CIL的目的是将所有拉丁铭文纳入一个文集，以便利的顺序汇集，在剔除不真实的石碑后，批判地、精确地复制于文本中，并有大量的各种选集和精确索引以便使用。” [19]伯克的CIG受限于文学传统，蒙森则寻求将CIL建立在解剖和肉眼检查上，越来越精确的材料将成为更好的证据。

1852年蒙森出版了《那不勒斯王国的拉丁铭文》，该书让哪怕最“迟钝”的观察者也信服蒙森的项目可行且有价值，因此在1854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同意六年共资助1.2万塔勒。1858年，蒙森被邀请加入学院，并获得了项目的唯一领导权。在就职演讲中，蒙森将CIL的原则更广泛地扩展到学院中。他说建立“过去的档案”并不只是历史—语文学领域的目标，而是整个学院的目标。[20]重要的是，“过去的档案”并非理想化的知识统一，并非作为“理性的理念”的康德式整体观念，不对应任何现实。蒙森要学者们收集得到的一切，并将其塑造为经过细致组织、编辑和索引的印刷本，他要让历史数据可见、可得、可浏览。过去的统一不能被认定为一种观念行为，必须汇编为档案，这档案是现在的基础设施，最终面向未来的学者，它是个数据库。

蒙森宣称这样的档案是必要的，因为“所有未经深思的传统[已然]沉默”。[21]他追随其导师尼布尔对文学传统不可靠性的批判，认为承袭的传统是“伪历史”。[22]因而现代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任务是对“历史的不完整情况”进行“编纂和分类”，[23]将过去的“确定无疑的遗迹”整编为可以信赖的形式。[24]蒙森重申自己最初的CIL建议书的意见，认为这样的档案应有三个基本特征：建立在分立的事实、而非连贯的故事之上 ；真实可靠；全面。蒙森并未将档案限于古代铭文，但CIL示范了他认为能够实现上述要求的学术实践。

（一）何为史实

蒙森写道，真正的“过去的档案”必须建立在“事实的逻辑”而非古代作者的文学记述之上。[25]尼布尔这样的学者在关于源本批判的开创性工作中只依赖文学或文本来源，例如信件、演讲和叙述。蒙森认为“书”不是充分的证据形式，[26]因为其叙述的形式纵容阐释性插入和作者介入，随着时间流逝，文学证据不可避免地被文本传输中的遗漏、前后矛盾和错误所损害。他就曾严厉斥责约翰·巴霍芬未能分辨什么是古罗马语言、习俗、宗教和法律制度中“确实”能了解的部分，什么是“后来学者和诗人对愚蠢传奇的唠叨”。[27]对蒙森而言，“传统是通过矿石还是大理石、羊皮卷还是纸张传播”，[28]并无分别。他把传统文学来源的叙述的、历时的特点同过去“古迹”所具有的共时的、物体的特质并置，后者是其时代更“即时”的证人。“事实”所具有的实体性——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或金属压制的硬币——更即时地将物品置于过去并赋予其指示性的品质。根据完整和真实原则汇编组合，这些独立的“事实”就成为一致的、权威的档案。

蒙森关于共时性索引证据形式的理念部分吸收了古文物学研究的较早形式，后者从文艺复兴和18世纪起就指导学者编纂罗马物品的大型目录。但蒙森认为任何真实的档案必须是完整的。例如，他设计CIL不只是为了便利任何单个铭文的阐释，更要紧的是帮学者们发现和揭示数万铭文之间的关系，铭文证据力量和潜在意义的前提是一组全面事实包含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蒙森在CIL里部分实现的“档案”观念，从根本上损坏了传统文学档案的线性。蒙森并没有采取线性阅读的句法来组织证据，而是想像了一个多维度的、更具空间感而非时间性的档案。他和编辑同事们据此安排铭文，CIL的每一卷都是根据发现铭文的地区按地理位置组织的。

（二）何为真实

蒙森设计了一套体系，将金石学发展为一门有着自身精细实践的科学。无法从原本得到纸质拓本时，它会依靠现代语文学批评方法来比较铭文的各种版本。[29]语料的“真实性”建立在三个因素之上，按可靠性高低顺序排列：石碑本身，手稿集，文学传统。铭文的收集和编辑者已经同赝品或来源不明的铭文斗争了几个世纪。如果石碑上有铭文，蒙森坚持要有一位见证人做拓本，并充分记述周围环境。这种“尸检法”是用以检验铭文真实性的标准。19世纪以前，这种解剖传统主要同个体学者相关联，但蒙森将这做法扩大到集体观测事业，规模的变化要求必须执行一系列步骤和程序。由学者、学生和合作者组成的大型人员网络踏遍欧洲，收集过去的“可见证物”。

蒙森不但自己不知疲倦地投入编辑工作，还监督着自愿的助手网络在欧洲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索铭文。如果铭文只有文本形式、手稿或印刷文集、或在传统叙事中被引用，他会坚持这些证据必须接受现代语言文献学的彻底审查。在蒙森心目中，对铭文的“批判性”收集的榜样是19世纪德国语文学家，如拉赫曼，后者依据不同手稿编辑了一部中世纪《尼伯龙根之歌》集。拉赫曼认为，该文集是剔除了所有舛误和抄写错误的“原始的”和“真实的”文本。[30]这些项目必须面对前所未见的浩瀚文本，因此要用复杂的方法“处理图书馆里堆积如山的海量资料”。[31]

传统的铭文集无法信任，因为文集编纂者的方法和实践都不可靠，蒙森曾用“匆忙”和“粗心”来形容。档案的真实性与道德伦理不可分。Wissenschaftlichkeit（学术性，科学性）这个词指涉的是理想的现代学者的素质、德行和品格。蒙森认为，像档案这种“所有铭文的集合”要求“彻底穷尽的研究”，[32]优秀的语文学家或历史学家不应该问这个或那个文件或某个物品是否“值得”保留，而应该直接收集档案，形成“富饶的土地”，未来的学者可以“开垦为可耕地”。不同于韦伯对现代学术的命运以及目的和因果性观念的担忧，蒙森极少考虑档案的最终目的。蒙森提出，原始材料的组织必须和阐释分开。他赞同拉赫曼关于语文学家“能够而且必须不阐释地编辑”的观点。[33]但同时，蒙森和拉赫曼一样，也承认编纂也意味着挑选。他坚持学者只收集真实的事物，所以他们需要辨别真伪。正如批评者会指出的，这也意味着要求判断甚至阐释。

（三）大人文学科的长时段

在普鲁士学院最初资助蒙森的CIL、甚或伯克的CIG之前很久，就有了大型学术项目，其中许多项目收录了大量目录学信息——历史数据。这些启蒙时代的项目也是通常作为历史书籍出版的早期现代项目的延伸，并与培根的努力有关，他要观测、收集、组织从手稿和印刷本到植物和昆虫的一切事物——事实、数据、观测的集合。所有项目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时间和集体资源的密集需求与互不关联的隐患之间根本性的张力。同样的焦虑在于，有组织的项目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料数量庞大，这本身就会让人不知所措。然而这些早期项目同CIL之间存在着关键区别：早期的学者收集、校勘往往出于对知识毁灭的恐惧，而蒙森表面上关注过去，实则是为未来而收集。

蒙森的CIL预示，类似项目在制度、认识论和伦理上的模样都将改变。CIL主要由国家资助，以学院为基础组织广泛的劳动分工。蒙森在组织CIL时也将“学术大工厂”模式引进到脑力劳动中，聚焦于“对工作的功能性组织”。[34]项目的一切因素和所有人员都被协调和管理起来，以产出精心编辑的古代铭文印刷卷册，这种模式及规模的学术研究，其目标是制造产品。

到19世纪末，CIL已接受超过40万马克，这来自学院得到的国家资助。蒙森做院长的头几年，学院预算获得三倍增长，之后他支持了一系列大型汇编项目，改变了德国学术的国际地位和状况。这些项目在认识论的设定上与CIL一致，哈尔纳克认为有助于开创“团体劳动分工的时代”。[35]就合作者数量、任务范围及花费而言，这些项目前无古人，有些人能意识到最初目标，但大多数人未能做到。当项目因学术的极度专业化而遭到批评时，蒙森辩说它们不但是专业化的解毒剂，也是对专业化给知识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威胁”的解毒剂。蒙森和同时代大多数德国学者一样，依然忠于学术统一和所谓“普遍性”。[36]尽管其先行者如伯克还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及其有机整体概念的影响下，蒙森已转向“科学的组织”，他认为这能把学者从现代大学“任意和无意义的”专业化中“解放”出来，[37]制度化组织的科学可以满足对统一的、完整的知识的欲望。[38]

知识统一的新概念在1881年修订学院章程时典章化了，章程称学院会“特别”支持“必须多位学者合作活动的、在范围、期限或开支上需要学院支持的”项目。[39]因此，蒙森的工业化学术模式并非简单拒绝学术理想和知识统一，而是以官僚和制度的形式抢救形而上的理想。在此意义上，这既是新人文主义项目的继续，亦是蒙森面对现代性境况下的抉择。保护学术及其人文主义目标的唯一方式，不是试图压倒现代性，而是适应其压力和需求。这样的制度统一，要求项目有表述得更清楚的设计、更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及易于沟通和共用的方法论。大多数学院支持的项目都有明确的目标，而且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与那种目的逐渐被揭开或自己慢慢显露的学术研究相反。学院将每个项目都置于“委员会”的指导和权威之下。19世纪末期，德国政府开始更普遍地增加对学术的支持后，委员会和项目的数量爆炸式增长。蒙森主要不是通过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将其与系统知识作为合作性和分布式项目的理念结合，促进了人文学术的革命。

（四）档案伦理

对蒙森来说，理论驱动的学术探索形式有过分的主观倾向，将学术作为工厂可以对其施加客观的控制，但这同时也是以整体知识“丧失”为代价的。[40]在此意义上，蒙森的“工业化学术研究”不仅挑战了对证据和方法的认识论观念，以及19世纪学术研究的组织机构，还削弱了学者藉以理解其学术研究和自身的那些理念。收集“过去的档案”有助于创造不同的学术人格。

首先，学术的工业化模式将个体学者的重要性相对化了，如果不是降低的话。蒙森提醒同事们，学院的创建者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以一己之身代表了知识的统一，学院依然忠于这一点。莱布尼茨既非专业人员也非业余爱好者，但却是最后一位全能学者。然而，蒙森在一篇悼词里认为现代学术专业化已令知识碎片化，令莱布尼茨成为属于过去的人物。现代学者遭遇了太多信息，“科学，继续无情而有力地前进。但个体劳动者与不断向上的巨型结构[也就是科学]相比显得越来越渺小和无关紧要”。[41]无论个体学者如何努力去接受不断膨胀的研究领域，能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他会发现自己与作为整体的科学疏离、断裂，无法解释特定事实如何与知识整体相关联。莱布尼茨式预设的和谐以及合理有序的宇宙或统一的学术，所剩下的只是理性方法、共有的实践和维持它们的制度。因而，在学术体系内劳作的理想学者并非莱布尼茨，并非那个沉思的、孤独的身影，而是一个脑力工人，要么管理时间、资金和他人，要么自己被管理。这种模式里，学者生产知识，但自己并不被它转变，至少并不会根据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转变，后者是强调个体和道德转化的。作为工厂的学术，代表了极为不同的伦理理想。

此类大人文学科项目牵涉到对阅读的不同观念。蒙森及其同事们从未想要学者们在CIL里一行行浸入式阅读，相反，他们纳入了复杂的资料库索引，以利于不连贯的非线性阅读方式。例如1862年的第一卷，有三个不同的索引：“辞汇索引”、“语法索引”、“物品索引”。蒙森以学院为基础、项目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背离了大学模式，德国从19世纪初开始，大学模式就围绕研讨会组织，教师与学生在其中并肩工作。研讨会的设计不只是为了生产知识或完成特定项目，而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发生转变。威廉·冯·洪堡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学术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专业化学术研究造就特定类型的人。19世纪大多数时候，学者和知识份子都认为教育是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通过与文本的阐释性互动转变个体。洪堡的预设（或者制度信仰）在于，能够通过专业化学术研究及其制度学带来并保持这样的转变。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统一和完整的，不只是关于知识，也是关于人的，学术即教育，这是个伦理工程。蒙森也同意这些理念，不过在他看来，大学研讨会造就专门学者，而学院则造就“忠实的工人”。[42]

第二，作为工业化工作的学术实践要求个体学者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禁欲主义。蒙森的工业学术对从业者有伦理要求。有些项目持续数十年，跨越多国，涉及众多学者，项目的规模决定了合作者被要求献身于项目，但不能保证他们能见证或领会工作的全部领域。蒙森不像其唯心主义的前任们主张通过理智获得整体，而要求克制自己实际欲望和智识欲望，将自己从属于科学。

1845年，还在勾勒拉丁铭文项目的想法时，蒙森就向雅恩吐露心迹，表示该项目大部分都将“只是机械工作”，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仅仅是科学的仆人；被召唤时，我不能说不”。[43]蒙森重复了宗教使命和召唤献身的语言，他早期与科学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中定义的“入世的禁欲”，即为了维持和组织个人在世上生活的理性体系，与僧侣和隐士“出世的禁欲”相对。[44]哈尔纳克曾赞颂蒙森勤勉尽责的学术美德，[45]对蒙森来说，合作性的大规模学术研究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方式。哈尔纳克比较了新型工业化学者与19世纪早期学者，后者希望通过研究宏大历史概念和观念提升自己并因此“直面特异之事”，[46]前者则研究学术编纂的“更低形式”，其信念在于特定之物会揭示“崇高之物”。他们收集整理越来越多的材料时，意识到对历史现象的“完整理解”只能在新的“学术倾向”的基础上实现，此种倾向致力于“事实材料”、“最审慎的批判”和“对大量材料观测”的完整性。

大学科研人员和学者长期以来就因其迂腐或沉思的风格被中伤或颂扬，但蒙森的现代学术禁欲主义却不同。他理想中的学者不是与过去交流的祭司，而是为了无法参与的未来而在当下劳作的现代工人。学术研究是一种智力劳动，学者由他在其中工作的现代劳动结构所定义。在最初申请CIL项目时，蒙森并不称合作者为研究人员或学者，而是工人。同其他形式的工作一样，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社会道德，学者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有特定的角色。学术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是对方法的坚持和对细节的忠诚，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努力工作的土壤”。[47]

第三，蒙森项目面向未来的特点意味着随着研究工作规模越来越大，“个体工人的勤勉和才能”将会越来越不够用。“组织工作”将要求越来越多的“制度性稳定”和能够在项目创始人离世之后很久仍维持项目的结构。[48]

最后，蒙森的“大科学”要求并培育了独特的品德和技术。对它参与造就的人格而言，组织和管理技巧及对细节越来越精细的关注是最重要的。在蒙森领导或参与的项目内，管理决策者的光芒逐渐掩盖了阐释大师或有直觉力的评论家，组织者代替了天才。

（五）社会问题与档案

大都市或大工业的出现会随之带来各种挑战。蒙森承认，作为工业的学术也会面临类似的社会转变问题。[49]尤其是19世纪后30年，关于语文学和历史未来的内部学术争论，与搅动迟来的德国工业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争论不可分割。和大工业一样，“大科学”要求持续的“企业资金”。蒙森是高超的谈判者，作为院长的蒙森为学院预算获得了稳步增长的国家资助。蒙森的工业模式还需求其他非资金的国家支持。1847年，身为青年学者在梵蒂冈图书馆做研究时，他曾抱怨萨尔蒂教授从教皇处获得了特许权，“垄断了教皇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全部铭文宝藏”，[50]却无意于任何工作。蒙森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普鲁士政府为他出头。

“大”学术研究对资金和政府支持的权威的长期依赖，招致了更多政府和官僚对学术的控制。普鲁士政府对支持并更直接控制学术有着自己的兴趣，这在“阿尔托夫体系”中显露得最为明显，这是一个成型于19世纪后期的对德国教育和学术的官僚控制及资助体系，由普鲁士政府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希·阿尔托夫领导。蒙森认为，“科学与国家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结合”某种程度上也是造就“普鲁士的伟大和德国在全球地位”的原因。[51]而在批评者看来，学院的“大科学”则是普鲁士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延伸，[52]他们还指出，国家想要扩张科学而学院有意追随，这对科学实践有害。如蒙森自己所言，学术组织的工业化方法会导致学术工人体验异化和淡漠。[53]面对材料过量和为管理材料设计的劳动分工，学者们“不知道他们归档的这件东西后来如何”，他们对于“整体的命运”一无所知。蒙森管理着一个协作者网络，这些被称为“雇员”的人一心投入不同的专门工作，而蒙森和委员会成员们则从柏林监督材料的汇编进程。

1890年代，蒙森和哈尔纳克试图为某些合作者设立更永久的职位——学术官员，以进一步将这些劳动结构制度化。这提升了那些教育程度很高、在领导团队和项目的学者的地位。学术官员介于委员会和更普通的合作者和助手团队之间。他们监督日常通信，领导材料收集和校勘工作，协调编辑过程中的手稿，并向委员会报告项目的状况。蒙森和哈尔纳克指出，需要学术劳动的新形式，因为研究型大学的结构无法支持这些项目的规模，大学是教授和学生的机构，教授要授课并进行研究，学生结束学业后便会离开，因而无法保证那些“乏味地学会的工作”不会迷失。[54]

最后，蒙森的“大科学”使得方法成了人文和文化科学学术实践的首要因素。考虑到工作的巨大规模和集体性质，研究方法、实践和技术必须制度化，保证其稳定超过“个人生命的长度，以保障工作的进展”。[55]这一点可以借助两种基本方法实现：无穷尽地积累资料，以及训练“工友”。对方法的依赖体现了科学概念本身更广泛、更漫长的转变，其中知识的统一逐渐不再体现于科学的学术主体，而是在知识的处理过程中。个体学者只能看到下一步、下一个任务，因此他对过程和方法的信心是关键。没有对方法的坚持，他就没有动力或激励因素完成其日常的碎片任务。如同学院的制度那样，方法替代了知识的统一，对方法的坚持替代了求知欲。

四

尼采对大人文学科的批判

但所有这些汇编和管理目的何在？在许多大项目开始之前，蒙森就面临对其新型学术实践会动摇人文主义探索根基的忧虑。首先，批评者质疑只是为未来学术收集“事实”的知识价值，并怀疑档案收集和编纂工作是否能清爽地同理论和阐释分开。第二，批评者认为，作为“大工厂”的学术研究将非学术利益危险地卷入了学术目的中。最后，批评者担心“大学术”将专业学术研究从个人成长中分离，而后者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青年学者开始做研究时，怀着对生活的真诚，以及学术研究能解决有关意义的问题的想法，但这些关切被现代学术“工厂式的状况”逐渐转移并最终根绝。关于学术研究目的的争论，预示了韦伯在1917年的挽歌般的评论，关于“世界的意义”，学术研究已经没什么可教的了。蒙森促使了科学和学术同生活的割裂。

这些评论和焦虑通常被视为一种简化的、往往是笼统的对现代学术研究及其对理想背叛的攻击。威廉·冯·洪堡和其他唯心主义者，包括谢林、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在世纪初列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规范和理念，将“学术研究”标榜为新知识制度的伦理基础，认为现代大学建立在与理性探索或学术研究的关系上，有其自身的美德、事实和制度，研究型大学里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体完善甚至自我超越的实践活动。19世纪多数时候，学术研究代表知识的统一，人们会以近乎崇敬的口吻提起。与法国和英国学者不同，经过新人文主义理念培养的德国学者至少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都忠于这个观念，认为仍有统一的学术研究。

19世纪的人们越来越怀疑学术研究在日益官僚化、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形式里还能否维持独特而有意义的生活形式。对学术研究统一性日益丧失的信心在不同领域和学者团体中显现出来，但最为显明的也许是语文学和相关领域。在19世纪语文学的琐细和论战之中，学术研究和教育似乎彼此“矛盾”。蒙森的“大学术”尽管继续了新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形式，但对19世纪晚期的批评者来说却是学术研究几十年衰落的最低点。像蒙森那样用“工作”和“工厂”来描述学术研究和学术生活，将学者及其志业简化为日常的合理化的现代性，剥夺了其道德特质。如费希特形容的，学术生涯被贬低为平常工作而非天职。[56]蒙森“大学术”的劳动分工非常令人不安，因为这被认为是将个体学者同研究对象切割开。威廉·狄尔泰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理解，不只是解释，这需要同理心和想像力，但脑力劳动分工使之几乎无法实现。[57]

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国学术研究大范围变动最早的批评者之一。尼采在备受尊崇的语文学家弗雷德里希·里敕尔门下受训，后者也是蒙森的CIL合作者。1869年，24岁的尼采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授。在蒙森忙于收集“过去的档案”时，尼采开始诊断正在遭受“学院知识”或者“学术研究”损害的现代文化。虽然有些本领域的巨人几十年前就对语文学偏好极度专门化而忧虑，尼采却是将语文学病症置于学术研究更大范围衰落之中的第一人，尤其是将语文学的厄运与现代语文学家本人联系起来。他指出，学术在古代不是指具体某种科学（学术研究），而是“对所有种类知识的普遍渴望”。[58]尼采认为，19世纪语文学家没完没了地争论方法，却模糊了最基本的真理：语文学是种生活方式，语文学家是个伦理人格。

弗雷德里希·尼采

1872年冬天，抵达巴塞尔三年后，尼采在一系列公开讲座上对现代德国大学和学术研究发出猛烈控告。他的怒火主要针对语文学家同事，指控他们忽视了自己的职责，未能让同时代人将古代文化作为伦理资源。相反，他们收集、剖析并最终令古代失去了生命力。“语文学家因为希腊人而毁灭并降为尘埃，这损失我们能忍受，但古代本身因为语文学家而被粉碎！” [59]

尽管尖锐批评语文学的“显微学”，尼采却发展了自己的专业化学术研究。1871到1872年的冬天，他甚至在巴塞尔教了一门拉丁文金石学的讲座课。[60]他为这些讲座写道，铭文“比所有手稿都更确定地”“揭示”了古代的语言、私人和公共生活以及文化。[61]尼采是一位自觉的现代语文学家，具备专业技能和兴趣，献身于语文学的严谨。他赞扬老师里敕尔的《古代拉丁铭文录》 ，称之为金石学“最伟大的榜样”，奚落伯克的CIG缺乏“必要的严谨”。[62]尼采说里敕尔是他的“学术英雄”之一，将细致的文本研究与更广阔的文化史相结合。[63]

尼采和蒙森一样，也担心承袭的传统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他警告他巴塞尔的学生说，印刷文本给人一种幻象：古代文本就是现代文本。其形式本身模糊了将现代和古代分开的根本不同和距离。他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学着再次学习在印刷的超级力量下忘记的一切。” [64]尽管尼采通常的形象是个自我憎恨的语文学家，他对德国古籍考据的基本工作，如文本转换问题、追溯时间带来的变化等却很投入。尼采评论道，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可获得的材料数量“爆炸性增长”挑战了语文学的信心：自己能够筛选所有这些“事实”并赋予其意义。[65]要做到这一点，现代批评方法和同样重要的体现于语文学家本身及其“严谨”之中的现代批评倾向是必要的。

但正是这种对比和区别历史资料的考据传统本身的力量，可能毁掉语文学。如果语文学和历史局限于批判，可能冒更大风险，演变为尼采在《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1874）中所称的学术研究的古籍模式，其中“小的、受限的、衰朽的和过时的东西获取了自己的尊严和可侵犯性”。古物研究面临着所有的19世纪德国历史论面临的相同问题：它将过去和现在分隔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使得真正的历史任务——当下的伦理转变——变得不可能。

尼采对语文学的批判在《我们语文学家》中达到顶点。虽然尼采依然自认语文学家，但他抨击同行“没有能力”从事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用“错误标准”和掐头去尾的想像力毁掉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并因此毁掉了本来会受人敬仰的学术文化和可持续的实践。[66]尼采抱怨说，大多数年轻的语文学学者对待学术研究就好像它只是个现代工作。[67]他们盲目下功夫，误以为勤奋、留意细节、严格的禁欲主义等等蒙森颂扬的品质，必定会带来古代的完备而全新的整理，这一新的现代类型学术人“是真正的悖论”。[68]现代性的灾难正在他身边展开，他却只是摘花、数“花瓣”。他一行行校勘、修订、编辑手稿，但未能关注意义和方向的迫切需要。他的无知无识并非出于愚蠢，而是出于自己与知识之间不健康的关系。现代学者辛勤劳作，仿佛大学是座工厂，“每浪费一分钟都会被惩罚”。[69]但他对于为何如此、有何目的却并无了解：“某人无知地投身于、或者被掷入某个领域。在那里他左看右看，发现了一些新颖的好东西。但在某个时刻，没人盯着他，他问自己：这些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但到了这时候，他已经老了、习惯了一切。于是就和婚姻一样，继续下去。” [70]面对现代性的压力和困惑，语文学家只是转向了档案。

虽然从未指名道姓，蒙森和他代表的普鲁士语文学和工业风格的学术实践一直存在于尼采的讲座、信件和笔记里。尼采写道，亚里士多德以来，语文学家就一直收集、组织“大堆实证材料”，[71]与仅仅是“从自身创造”的哲学家不同，语文学家“从书中创造”、从手稿和物质材料中创造。[72]但成为真正的语文学家“更多依赖的不是大堆[材料]而是如何去做”，数据和材料的收集和编纂必须结合阐释实践。[73]否则，学者只是利用古代来满足他“对研究的渴望”或者对“知识”的渴望，与“工厂工人”每日为小小的“零件”而劳作并无区别。[74]大学及其相关机构教学生和学者为学术研究牺牲自己，但是为什么？尼采问道，什么才是今日“学术研究对我们的价值”？[75]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学者和知识份子越来越恐惧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已经被官僚制和工业化的现代性所扭曲。尼采并非首个表达这种意见的人，但他最早提出德国对学术研究的信仰已败坏，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的伦理资源。19世纪这些关于语文学的辩论不只是关于方法。它们事关语文学学术研究的目的和语文学家本人。一方面，尼采和越来越多德国学者将古代文本理解为值得仿效的生活形式的提供者和传输者。至少对尼采而言，古代学者要培养这些文本传统，将其作为现代性本身所缺乏的伦理资源而固守。尽管尼采有风格化的偶像破坏行为，但某些方面他依然是传统的仰慕希腊的德国人，对他而言，希腊式的古代是道德的乌托邦，他是沃尔夫和洪堡这一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他关心文本在当下的意义，即古代文本和传统怎样解决“我如何最好地生活”。尼采的古典主义由一种坚定的现时主义驱动。另一方面，对蒙森和哈尔纳克等学者而言，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目前的任务是，为未知的未来收集并维护档案。那时学者或许能够再次投入阐释和显示意义的人文主义天职，但是在塞满事实的档案完成之前，这一未来不得不延宕。人文主义天职的延宕，对现在的学者是个损失，但却是被要求牺牲的必要的损失。

五

祛魅的知识

尼采和蒙森都尽力理解并配合他们认为的知识的新时代，定义这个时代的是文化物品爆炸、智识专业化、劳动分工以及学者疏离自己的传统、学术研究和意义。他们都以学术的名义行事，但对学术的传统、迫切任务和未来理解却不同。尼采拥抱阐释的任务，蒙森则从未动摇其对汇编的执著。尼采理想中的学者是不畏艰难的释经者（hermeneut），正揭示一个被过去的错误缠绕不放的当下。蒙森的理想学者是位谦逊之人，正重建由同样的错误导致的四分五裂的过往。尽管他们关于理想学者的意见相左，但两人都支持基本的语文学原则，即思想需要材料，对跨越时光传播思想的传统保持恰当怀疑。[76]二人都忠于知识或者学术统一的理念。对尼采来说，这个统一只有通过伦理的自我转变才有可能；蒙森则认为，若还有可能，只有通过无限延宕的合作项目。

19世纪晚期，德国学者和知识份子发展出了一系列转义词，来描述对现代时期学者命运和知识前途普遍的焦虑。哀伤的现代人，从尼采（生活与学术）和韦伯（天职与工厂）到赫尔穆特·普莱斯那（大学与大型研究中心）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主观的和客观的），都将真实的、有意义的与虚假的、机械的并列。任何未来的知识都不得不跨越他们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现代性的衰落。蒙森所做的对比可能最为突出，哀伤又坦白。他区分了学院的“忠实的工人”和大学的“天才学者”。[77]前者被不知疲倦地组织起来，极少参与真正的“学术创造”。他们只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天才预备材料。蒙森的“忠实的工人”和“天才学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主体或知识人格，其基础是各自与自己学术客体的关系。“天才学者”的智识客体，属于创造它的个人；而学院学者的智识客体则属于一个学术团体，并最终属于现代人称之为科学的永恒的、错位的抽象。

关于语文学未来的争论预示，甚至回应了1890年代和20世纪初许多更著名的“对方法的争论（Methodenstreit）”，尤其是马克斯·韦伯试图与价值和历史知识危机妥协的尝试。与蒙森和尼采一样，韦伯等学者力争理解在面临弗里茨·林格所谓“无限多的物体堆积”时，文化和社会科学如何能够分辨其重要性。[78]一些自称实证主义者的批评家追随尼采的怀疑主义，不仅质疑编纂如此多资料是否有价值，还质疑更多材料（或数据）是否必然意味着新的科学认识论（学术研究），数据收集能否与知识的生产截然分开？这些基本的关切，指向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主体性、客体性、方法和意义的状况，这些问题最终会促使人们更鲜明地区分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1905年回头看学术大工厂的出现时，哈尔纳克也承认了其社会和和伦理效应：脑力和学术劳动的分工，工作机械化，过度强调收集处理资料而非吃透资料，以及“学者变得荒谬可笑”。蒙森视学术研究为大工厂的观点，动摇了19世纪各领域德国学者长期以信奉且亲切怀抱的观念：正确实践的学术研究能实现“成长”。1917年，韦伯发表了演说《以学术为业》，[79]这可看关于尼采对蒙森的批判，以及大人文作为理性化的、祛魅的知识的最高形式某种评注。对尼采等批评家而言，“以学术为工厂”代表了对“以学术培养成长”的最终、最彻底的疏离——材料（客观的）对个人（主观的）的威胁。韦伯把学术对个人意义的疏离同大学的“美国化”相联系。但是蒙森、阿尔多夫和哈尔纳克已经使学院——如果不是大学——变成了一座现代工厂，在其中，工人与生产方式隔离，少数明星学者的功能如同知识工厂的经理。

六

数字时代的人文学科和知识的未来

尼采与蒙森，意味着大科学对小科学、合作对独自研究、编纂对阐释、档案收集对理论思考、重组训练对道德转化，这些都是认识论、伦理乃至道德的区别。尼采和巴霍芬指控蒙森发动了对科学的机械化，宣称他缺乏对古代应有的尊崇。现代语文学既是古代祛魅的媒介，也是其无意的结果。语文学是19世纪德国最完善的学科，其命运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和人文学科。

对某些当代评论家来说，数字人文很可能是大人文学科悠久历史的顶峰。数字时代的人文学科正被实证主义的幽灵缠绕，文学学者尤其明显地表达了对实证主义转向的焦虑和对“远读”的恐惧。但是，对实证主义的控诉的历史几乎无法与汇编实践的历史分开。在语文学语境里，蒙森从没说过阐释并不需要——或事实能为自己说话，他只是认为档案的收集可以部分地继续，与其阐释区别开。在蒙森看来，档案材料的好处在于“可与理论保持中立”，并无人为意向。[80]当他求助于古代罗马铭文的实物性质，如其石质存在的沉重、永久和可定位性等，他祈求的是现代事实资料的顽固及其设想中的能力，即克制主观的阐释、推测和意向。这些事实并非仅仅为了眼下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超越自身的学者，促成与异域思想和文化的交融，实现被尼采看作语文学核心任务的“比较”。有人认为当代的数据实践是史无前例的，这就忽略了这样的模型、实践和理论的历史，并模糊了这个事实：数据无法自己说话，它总是被收集、组织、编辑，成为可获得之物并被赋予意义。如蒙森所说，汇编与阐释并不等同，它们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活动。

19世纪后期开始的关于人文主义探索、尤其是语文学的争论，从未尘埃落定。人文学科以无数形式繁荣发展，而且是在不断应用新方法、实践和技术的同时实现的。不管数字人文或计算人文还是别的什么，就像广义的人文学科一样多元，不能简化为文本挖掘或“远程”阅读。数字人文包含的工作、方法和目的多到令人头晕，弗朗哥·莫雷蒂及其“远读”只是一个例子。不过，也不能以方法论的不拘一格为借口，忽视面对新证据和材料时实践活动的无力和局限。

尽管人文主义学科或人文学科不限于某种方法或证据观念，但也有共同的倾向，即执著于培育和从事奥古斯特·伯克所说的“关于现在和曾经了解的知识”。[81]蒙森或尼采都不怀疑语文学的前景，他们所争论的只是最佳的实施方式和目标。蒙森主张“大学术研究”，尼采要将语文学再发明为谱系学，他们都致力于细致严格地培养和考虑“传统”，也就是时间流逝后文本和文化的传播和编纂。两人都认识到，没有档案，就没什么可阐释，没有材料可赋予其意义。

我们的档案正逐渐从印刷转为电子档案，杰罗姆·麦甘和伯达尼·诺维斯基说我们“正面对我们多样而共同的文化遗产被大量、几乎是全部转化”。[82]参照蒙森来考虑当代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看到，不论是铭文收集还是数据库，创建档案从来都不只是堆积事实。[83]收集、组织、过滤，对档案的创建和传统的维护不可分割，并依赖于独特而有着自身历史的实践、工具和技术。当人文学者再次反思收集和阐释资料之间的区别时，最好能记住，我们就处于争论此类问题的传统之中。

“大人文”的较长的历史能帮我们理解，规模和方法上的变化，在历史上就总是包含人文学者实际上如何做学术研究、如何与研究工作发生联系等方面的最基本方式的变化。并非每个人都会阐释数据或者构建宏大的由资金驱动的思想，有些学者或研究助理只会收集数据并在管理者设计的基础上对其编码。许多以数字人文学者自居的人赞美合作性的学术研究，认为那是绝对的好事，但大人文学科项目的历史表明，合作性或集体劳作也可能有负面后果，例如特别的等级制度。

我们还要考虑到，资金需求可能要求大人文对于行政程序更清晰可见。这些行政范畴的要求和规则如何塑造学者所提问题和所做工作的种类？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知识实践都能用以各种目的，如果以为某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探索（例如孤独的、阐释类型的）是纯洁的，而其他的（例如合作的、数字的）不纯洁，就失之天真了。

最后，大人文学科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关于方法的顽固争论也是关于当代学者人格和知识伦理的争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新知识、伦理转化，或二者皆有？蒙森和尼采的论点，关于如何及为何从事人文主义探索是一个宽谱的两端，只取一端会限制人文学科能带来的好处。回顾人文学科的悠久历史，对我们最的启发就在于，它们总是那么复杂多样。

（原载于《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  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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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Armitage and Jo Guldi, The 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关于科恩和曼德勒的评论及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回复，参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2 (2015),pp.527-554。

[3]Matthew L.Jockers,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pp.3-4, 5-6.

[4]Adam Kirsch, “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EnglishDepartments: The False Promi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es”, New Republic,2 May 2014.

[5]Lorrain Dast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chive,” Osiris,27/1 (2012), pp.156-187.

[6]Chad Wellmon, “Touching Books: Diderot, Novalis and theEncyclopedia of the Future”, Representations, 114/1 (2011), pp.65-102.

[7][47]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Max Weber:Schriften 1894-1922, ed.Dirk Kaesler,Stuttgart:Kröner 2002,pp.474-511.译文引自冯克利：《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8]Lothar Wickert, ed., Briefwechsel: Theodor Mommsen,OttoJahn,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5.

[9] [10] [12] [15] [16] [17] [18] [34][35] [36] [39] [40] [42] [77]Harnack,Geschichte, 1900, p.901,906-908,908,671,671,377,669,658-659,659,982,1004,1006,983,234,1003.

[11]Theodor Mommsen, Tagebuch der französischitalienischenReise 1844/45, Frankfurt, 1976.

[13]Otto Hirschfeld, Gedächtniss Rede auf Theodor Mommsen,Berlin, 1904, p.16.

[14]Christian Emd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7.

[19][26][27][29][50]Theodor Mommsen, Tagebuch derfranzösischitalienischen Reise 1844/45, p.225,230,230,239,227.

[20][23][25][28][32][37][38][48][49][51][53][55]Theodor Mommsen, Reden undAufsätze, Berlin, 1905, p.37, 38,37,199,459,37,36,44,160,209,197,69,160.

[21]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Vollständige Ausgabein acht Bänden, vol.1, Munich,1976, p.30.

[22][24]Otto Seeck, “Zur Charakteristik Mommsens”, DeutscheRundschau 118 ,1904, p.87,88.

[30]Lachmann, Ueber die ursprüngliche Gestalt des Gedichtsvon den Nibelungen, Berlin, 1816, p.163.

[31]Otto Hirschfeld, Gedächtnisrede auf Theodor Mommsen,Berlin, 1904, p.21.

[33]Sebastiano Timpanaro, 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trans.Glenn W.Mos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p.88.

[41]Mommsen, “Ansprache am Leibnizschen Gedächtnistage (1895),”p.196.

[43]LotharWicker, ed., Mommsen-Jahn Briefwechsel1842-1868,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p.25.

[4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Capitalism, London:Routledge, 1992, pp.49-55.

[45]引自Rebenich, Mommsenund Harnack, p.832.

[46][54]Nowack, Adolf Harnack als Zeitgenosse, 2:p.1004,58.

[52]Lionel Gossman, Orpheus Philologicus: BachofenversusMommsen on the Study of Antiquity, Philadelphia,1983, pp.21-42.

[56]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Gelehrten, Part I, vol.3, in J.G.Fichte 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ed.Reinhard Lauth, Hans Jacob, and HansGliwitsky,Stuttgart and Bad Canstatt, 1964, I, 3.p.55.

[57]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1,Leipzig, 1922.

[58][59][64][65][71][72][73][74]Friedrich Nietzsche, “Encyclopödieder klassichen Philologie,” in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Vorlesungsaufzeichungen(SS 1870-SS 1871), ed.Fritz Bornmann and MarioCarpitella,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3, p.343,343,373,344,342,392,366-367.

[60][61][62]Nietzsche,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Vorlesungsaufzeichnungen (WS 1871/72-WS 1874/75), ed.Fritz Bornmann andMario Carpitella,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95, pp.89-206.

[63]Friedrich Nietzsche, Briefwechsel: KritischeGesamtausgabe, Part I, vol.2, ed.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Berlin, 1975,p.18.

[66]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Studienausgabe, 15 vols.,ed.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Munich, 1999, 1, pp.157-510; 8:pp.9-127.

[67]Chad Wellmon and Paul Reitter, “How a Philologist Became aPhysician of Modernity: Nietzsche’s Lectures on German Education”, Representations131/4(2015),p.68-104.

[68][69]Nietzsche, Nachlaß 1869-1874, in FriedrichNietzsch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7, p.613,614.

[70]Nietzsche, “Notizen zu Wir Philologen”, in FriedrichNietzsch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8, p.53.

[75]Nietzsche, 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AdamantMedia Corporation, pp.202-203.

[76]Stefan Rebenich, ed., TheodorMommsen und Friedrich Althoff:Briefwechsel 1882-1903 ,Oldenbourg, 2012, p.693.

[78]Fritz Ringer, Weber’s Methodology, Cambridge,MA,1997, p.46.

[79]Fritz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Hannover, 1990, pp.253-258.

[80]Lorraine Daston, “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in Early Modern Europe”, Critical Inquiry 18,1991, pp.93-124.

[81]August Boeckh, in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ed.E.Brautuscheck Leipzig, 1877,p.10.

[82]Bethany Nowviskie, “Toward a New Deal”, athttp://nowviskie.org/2013/new-deal; Jerome McGann, New Republic of Letters,Cambridge, MA, 2014, pp.1-3.

[83]Jerome McGann,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CriticalInquiry 39/2 (2013), pp.327-346. 

作者简介

Wellmon

Chad Wellmo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译者简介

林太平

林太平，自由译者，现居北京。

大数据技术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

公众号编辑  |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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